新新快报

　　年底了，又一次跳槽时节到来了。如果确实已经深思熟虑，在多次比较和考虑后，依然决心要离开现有的工作环境，那么，马上面临的是辞职。
　　炒老板的鱿鱼，离开现在的工作环境，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如果可能，有谁愿意离开自己已经熟悉的工作环境？即使是原来很想离开旧工作环境的人，一旦面临离开，都将不可避免地感到一阵惆怅。　
　　但是，一旦决定，最重要的是，如何以更好的方式离开，如何在离开之后，还能与原来的老板有着良好的朋友关系、甚至合作关系。　
　　辞职的方式简单吗？简单，因为只需要把自己的辞职申请递交给老板就可以了，但是辞职时的细致之处，其实在于很多可考虑的地方。你选择在怎样的时机中离开，选择用怎样的语言和态度跟老板讲明，选择哪一种面对老同事的方式，这些离职时的细节之处，都是每一个职场中人要考虑的。

　　1　炒法之温火慢煲
　　
　　适用对象
　　
　　强硬派老板
　　强硬派老板最不能承受的是员工的离开，一旦触动他的这一伤痛，就会把原来对员工的所有不满提高，增加员工在办理离职手续时的麻烦。　
　　
　　炒法细解
　　
　　不能有怨气
　　强硬派老板平常的工作中也多数是采取一种强硬措施，可能你会对他积累下不少怨气，但是，离开的时候也不是你爆发的时候。依然按照你往常在他眼前时的态度，向他以前的培养表示感谢，也表明你并非对这个公司有什么不满，只是有其他客观原因让你选择离开。要向他解释的是，离开不一定是背叛，也可能是在以后的业务上会有新的合作。
　　
　　继续尊重对方
　　无论如何，即使到你准备离开的时候，老板还是老板，在他的面前，你还是要继续维护他的尊严，而不是一派解除压迫的兴奋感。马上就要离开了，没有必要在最后的时间里出现什么不愉快。
　　
　　反面教材
　　阿仪辞职的时候，曾在公司里闹出很大风波，因为阿仪曾是公司里的骨干员工，常年被评为优秀员工。她离开的原因是原公司所属的主管部门向她抛来橄榄枝，人往高处走，阿仪不可能不答应。虽然她在公司签下的合同还没到期，但她原以为，公司会通融一下。　
　　但是，原公司领导个性也很清高，不甘心自己培养的员工就被挖走。对合同没到期一事并不通融，照章开出高额违约金。阿仪虽然交纳了，但很不服气，在离开之前宴请很多旧同事，细数老板的种种不是，消息自然传到老板耳边。　
　　阿仪的新单位与旧单位有很多行政事务往来，而老板在行业颇有影响力，同样影响了阿仪在新单位的工作。若干年过后，阿仪很为当年的年轻气盛感到懊恼，人在江湖，其实是处于一个网络之中，离开一个单位也不见得会离开这个网络，何必闹得彼此不开心呢。

　　结论：不要以为离开就可以肆无忌惮
　　炒老板鱿鱼的人，通常会在离职前颇有几分志得意满的状况，会为以后不用再看他的脸色行事而显得肆无忌惮，但是，你无法预知自己以后的人生路程，甚至你也无法预计你的下一代的人生历程，因此，收起这种心态，以谦逊的姿态离开，会是双方合作的另一种开始。

　　2　炒法之精心细炒
　　
　　适合对象
　　
　　精明的老板
　　这种老板的精明之处在于，他不会随意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但员工的真正看法将瞒不过他的眼睛。
　　
　　炒法细解
　　
　　将心比心地解释
　　这种老板相当精明，特别是一些人事关系复杂的单位里，锻炼了他们的识人之道。因此，离职的时候，也不要忘了一向在他眼前的谨慎，认认真真地与老板沟通。　
　　可以从个人的发展计划开始，可以从家庭的角度出发，细心跟他解释离开的原因，而不是因为结束上下级的关系而敷衍了事。
　　
　　继续保持谨慎作风
　　更要注意的是，别因为离开就放松以往的谨慎，原来单位中的很多人事关系，在你往后的工作中也许不一定会避免。　
　　
　　正面教材
　　柯荣原来的公司是一个人事关系特别复杂的地方，他离开那里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对处理这些人事关系感到厌倦。在原单位，他已经做到较高的职位，他的离开也成为公司里的头条新闻。　
　　交了辞职报告之后，上司找他谈了很久的话，确认他确实下定决心离开之后，突然话锋一转，开始谈论起公司里人际关系的情况，还请柯荣谈谈对公司各部门同事的看法。那时候，柯荣几乎就想把原来对某些同事的不满说出来，但还是控制住这种想法，而只是用较客观的说法轻描淡写地带过。
　　柯荣说，上司对这些人事关系的了解肯定比自己还深，所以希望自己离开之前，把一些他不一定掌握的内情透露出去。但是，这却可能影响以前的同事关系，因此柯荣依然选择了谨慎。

　　结论：不要以为离开就意味着结束
　　离开旧的地方，即使你对原有一切无比厌烦，但也不一定从此与原有的一切划清界限。事实上，旧的同事关系，也会是社会阅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离开也不一定就意味着结束。　
　　女性职员一般感情比较细致，希望在自己离开后，还会有很多人一直记得自己的好处；也希望即使离开，在旧同事中却依然有一个较知心的倾谈对象。因此，更加不必在离开时将原有的一切搞得面目全非。

　　3　炒法之凉拌
　　
　　适用对象
　　
　　温和体贴的老板
　　这类老板关心员工的个人发展，愿意让员工有更好的发展计划。在他们看来，老板与员工的合作也是一种缘分，如果有更合适的发展机遇，愿意让员工去尝试。　要明白的是，离开后不一定还会再遇上同类的新老板，走的时候，要让自己明白，确实是非走不可了。　
　　
　　炒法细解
　　
　　离别时作朋友状
　　在你工作的那几年里，你只是他手下一个不起眼的小兵，但当你选择离开后，你和他可以处于相对平等的状态下。离开的时候，主动与老板进行较为细致的长谈。向他介绍你对公司发展的合理看法，并且把你离开的原因向他分析，取得他的理解，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交流，将老板改变为朋友。　
　　事实上，能遇上这样体贴员工的老板是一种福气，辞职的方式也无须太多设计和心机，放松自己和老板沟通就可以了。要努力的是，不要就此错过这样的老板，即使你认为新的工作更加适合自己的发展，但也有必要与现在的老板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真实案例
　　一凡递交离职书后，上司请她在一个果汁店里喝果汁，然后，他们有了一次详细的谈话。一凡说，其实自己当时离开的原因就是因为收入太低，公司薪水很稳定，但按公司的制度无法给自己更高的薪水，所以她需要离开。但是对于自己的上司和同事，她却一直都很满意，离开的时候，是挺伤感的。　
　　她没隐瞒自己的想法，上司听了也很宽容，对她说：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你如果在外面找不到其它工作，再回来。一凡摇头拒绝。　
　　但是到了新的工作单位后，她很久都没有进入新的角色。一直回想着原上司的好处，常常和原单位的旧同事一起吃饭逛街，喜欢听旧同事讲单位里现在的情况，甚至还常常想着：要不，我还是回去吧？

　　结论：重视辞职在个人生涯中的重要性
　　虽然跳槽越来越常见，但是辞职还是个人生命中很重要的事件。相比之下，女性职员多数较恋旧，难以融入新的生存环境，对个人的职业规划也并不一定清晰，因此，更重要的是在辞职之前再三细想清楚，自己是否已经确定了？虽然以后的收入可能会高些，或生活会稳定些，但是却可能失去在现在单位的融洽与舒心，因此，在你把辞职报告交给老板前，再一次思考一下。

　　■遵守原则
　　离开原来的单位，最必须记得的是，离开并不意味着背叛，你只是选择了你觉得更加适合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所以，无论以怎样的姿态离开，都以与原来同样的态度对待你的旧同事、旧老板。　
　　原则一、离职后，原来的老板同事也可以成为朋友。　
　　原则二、大部分人离职后还留在同一行业，因此，原来的老板还可能会是以后的业务伙伴。　
　　原则三、用最好的方式，为自己的前一段生活做一次完美的总结。

　　■放下误区
　　1、终于可以告别这个鬼地方了，无论如何，走之前一定要把所有不满发泄出来！——离开并不意味可以与原来的一切切断关系，你的原有工作经历依然会是自己职业生涯的财富，没必要留下不愉快的记忆。　
　　2、我走了，看你怎么办！——别以为公司一定会为你的离开而停滞不前，别以为老板一定会挽留你，地球少了谁都不会停止转动。　
　　3、肯定所有人都在讨论我辞职的事情，我要告诉大家离开这里是多么开心的事情。——自己要走了，就没要必要把原有的一切搞得一塌糊涂吧。

　　深圳两名“待业领袖”尝试以不同方式为失业者维权，底层群众渴望与财富阶层平等的利益诉求渠道

　　谢潇英：深圳蛇口退休工人，1988年失业之后，一家两口仅靠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每人每月344元；2003年满50岁时，得以办理退休手续，每月领取1400多元退休金。
　　目前，其主要精力放在通过法律、政治渠道为像她自己这样的失业者维权。2003年她参选南山区人大代表，虽获下岗失业人员支持，但最终落败。她准备四年之后再战。她相信“只有改变政策环境，才能改变个人命运”。

　　杨成前：1984年来深圳，1989年下岗，现在的状态是失业。曾为蛇口工业区一家公司的工会主席，一直就是为职工维权的活跃人物。但正是维权使他失去了原有的工作。
　　他在替底层群众维权时，往往使用一种叫“组合拳”的方式，“比如耍耍无赖，甚至骚扰、人身威胁”。在他看来，通过法律、政治渠道维权成本太高，在目前根本行不通，不如适当使用一些灰色手段。

　　231还是K113？谢潇英选择了前者，这趟车到福田区法院附近车费是3元，而K113次则要4元。
　　11月19日上午，谢潇英诉深圳市社保局的案子在福田区法院开庭。谢要求追回1992年7月到1996年4月的失业救济金。
　　如果谢的案子能够胜诉，另外4位失业人员的相同诉讼也将跟进。“其实，跟我有同样要求的有一千多人，他们都看着我呢。”谢潇英说。作为深圳蛇口工业区下岗、失业工人中的“待业领袖”，谢潇英选择了走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这一群体的权益。
　　与此同时，深圳市蛇口工业区另外一位“待业领袖”杨成前却并不看好谢的诉讼，“法律的路不是那么好走”，他宁愿走另一条在他看来更为低成本的维权之路。“我在帮大家维权时，会使用一些灰色的手段，比如耍耍无赖，甚至骚扰、人身威胁。”
　　但在不同的维权途径之下，他们有着一致的体会：深圳的弱势群体越来越被边缘化，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人再关心他们的利益了。
　　
　　从下岗工人到待业领袖
　　谢潇英带领一群下岗、失业人员告了深圳市政府，讨要本该属于他们的失业救济金。这期间，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领头人身份
　　近几年来，谢潇英一直在忙着与各级政府部门打交道；这两年，她则在打官司。
　　20年前，1984年元月，谢潇英从广州调到深圳蛇口工业区工作，那一年，她31岁。1988年11月，她到工业区人事处报到等待分配工作，但再也没有得到一份正式工作；1996年4月，她登记失业；去年，50岁的谢潇英退休。
　　谢清楚地记得来到深圳之后自己人生变化的以上节点。
　　“从去年退休后，我的日子就好过点了，每月有一千四百多元的退休金，退休前我们一家两口领最低生活保障金，每月每人344元钱。”谢说起这一点显得很是感伤，在深圳，那么多人都是期盼着向更高的职位迈，而像她这样的失业人员，却盼着退休的那一天。
　　谢是单亲家庭，她的女儿今年考上了厦门大学，靠社会募捐，女儿才得以顺利入学。
　　谢自己很难说清是什么时候进入“待业领袖”这个角色的，但熟悉她的下岗和失业者却都能说出以下几件事：
　　2001年，她和几位单亲失业或夫妇双失业的职工向各级政府申请开放扶持再就业的低息或免息贷款；
　　1999年至2001年间，她为下岗、失业职工中未迁户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奔波，解决了免费补办迁户的难题，并积极向深圳市人大立委提出退休法的修改意见被采纳。
　　现在谢正在忙的，是向政府讨要1992年8月－1996年4月间的失业救济金。去年3月25日中午，谢潇英一行将两份12人签名的申请书分别送到深圳市劳动局和社保局，当时她带领的队伍是9人。
　　两局的答复不能令谢满意。“当时，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直接起诉两个局，一条是向深圳市政府申请复议。后一条路如果走得通，会促成政策的修改，那样受益的就是大面积的下岗职工和失业者，而不仅仅是我们那12个人。”谢潇英说。
　　虽然一位律师提醒她，申请复议在时间和精力都会比直接起诉多费上一年，但她依然选择了后者。
　　去年8月底，谢向深圳市政府复议办申请复议，被驳回。
　　在这位律师的建议下，谢决定两条腿走路：到区法院起诉劳动局行政不作为，到中院起诉市政府不受理对社保局的复议为不合法。两场诉讼分别在去年12月8日和16日开庭。
　　也就是说，谢潇英带领一群下岗、失业人员告了深圳市政府。
　　今年初，诉劳动局一案被驳回，不予立案。4月份，谢上诉至深圳市中院，市中院将该案发回区法院重审。本月初，区法院再次驳回其起诉，谢再次上诉。
　　而告深圳市政府的案子，去年12月16日深圳市中院开庭时，谢潇英的队伍只剩下6人，其他人陆续退出。等到谢将深圳市社保局告上法庭时，她的队伍又少了两人。
　　“我能理解他们的退出，毕竟打官司要耗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而有的退出者是交不起那100元的诉讼费用，还有的怕跟当地管理者闹僵，毕竟，他们的困难补助还要从当地领取。”但谢潇英并不打算放弃，她觉得那1000多名下岗、失业人员都在人群中盯着她，只要她赢了，他们就会跟进。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领头人身份。
　　
　　让底层的声音上达高层
　　谢潇英的坚韧，很可能来自于失业期间艰苦谋生的经历。她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弱势群体的利益和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反映给政府”
　　而事情的发展也的确让她感到兴奋。前不久，在跟深圳市政府一位处长的交谈中，终于听到对方轻声说了一句：是的，政府有政策上的错误。
　　“这是我8年来第一次听到来自政府方面的最有望解决问题的一句话，也是第一句站到了我们的立场上讲出来的话，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谢潇英说。
　　钱朝英是今年9月底成为谢潇英的“法援”律师的，“她这个人脾气很倔，性格坚韧，甚至固执，这也正是她能坚持打官司的原因。”钱对她的当事人深为佩服。
　　为了得到法律援助，谢甚至将电话打到了司法部，并跟对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60岁的熊麟祥也对谢很是敬佩，他希望社会能多一些像谢这样的人。
　　谢的坚韧甚至固执，除个性使然外，还很可能来自于失去工作后她带着女儿艰苦谋生的经历。最困难的时候，她要到菜市场捡菜叶。“那时我买四块钱一个的盒饭，吃一半，留一半回去给放学的女儿。”谢在泪光中回忆。去年退休后，生活稍有改善，谢可以偶尔到一家餐馆点八块五一条的特价鲈鱼，她在餐馆里吃完鱼头，把鱼身打包带给女儿。
　　在那段时间里，她开过店，做过生意，但“做一单赔一单”，现在她的家里还堆放着大批的存货无法处理。“我还做过‘走鬼’，三轮车上立一个下岗职工再就业的牌子，天天跟城管周旋。”
　　谢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有能力、有经验、有知识、有文凭的女性，她在蛇口工业区的公司里做过部门经理，还在蛇口一家报社做过记者。“我有领袖素质，我有责任把弱势群体的利益和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反映给政府。”
　　在状告深圳市政府的官司开庭时，谢曾提出和解方案：希望市长能够接见下岗职工代表，谈一谈他们的权益问题。但有关方面没有满足她的愿望。“弱势群体的声音很难到达上层。”她说。
　　
　　参选人大代表为弱者代言
　　虽然去年参选南山区人大代表最终落败，但四年之后她会再来。在她看来，为弱者维权，获得政治影响力要比通过法律诉讼快捷有效得多
　　去年，谢潇英参加南山区人大代表选举，这是她努力打通“下情上达”的渠道之一。
　　近年来，谢一直在呼吁制定反对就业歧视的法律，以期改变她自己及和她命运相同的下岗失业者的就业环境。“只有改变政策环境，才能改变个人命运。”
　　这种不懈来自于各种招聘会给予她的刺激。2002年底的一次大型招聘会上的情景令谢现在仍无法释怀。在招聘会上，她发现100多家企业的招聘要求中，只有两家没有年龄限制，其他大多要求应聘者年龄在30岁以下。谢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胜任一家公司的销售部经理职务，但年轻的招聘者对她并不感兴趣；在另一家公司招骋台前，当谢询问对方为什么所要招收的物业主管非要限制在23岁以下时，对方干脆粗暴地对她说：你这个老太婆走开，你做不了这份工作。
　　四十多岁的下岗工人阿清的面相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小很多，她告诉记者，她参加过多次招聘会，一见之下对方对她还是相当满意，但一看身份证上的年龄，人家就变得冷淡。“30岁以上的女性在深圳很难找到工作了。”她说。
　　为此，谢潇英投书当地报纸对就业中的年龄歧视进行抨击，还向深圳市人大提出建议：深圳应优先建立反歧视的地方法规，以保障和改善再就业的环境。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香港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公平退休的议案，这令谢潇英又喜又急，后来她到香港看望姐姐时专程拜访了这位人大代表，提出公平退休的议案固然好，但当前更急迫的问题是就业中的歧视问题，并希望对方能向全国人大提出这样的建议。
　　实际上，谢也曾找过身边的几位区人大代表，希望他们能在人大会期间提出制定反对就业歧视的议案，但都没有结果。“那些人都是大企业里的代表，他们不会为下岗职工说话。”谢潇英得出这样的结论。
　　所以，当去年春节前后她所居住的蛇口工业区花果山选区开始进行第四届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宣传动员后，谢潇英决定参选，“当选人大代表，说话就会比较受重视。别人不能替你说话，那只有自己努力获得这样的地位。”
　　事实上，谢在决定参选前一直受到朋友和其他下岗职工的激励。“我们跟她说你应该参选，自己提出反就业歧视的议案。”一位失业者回忆说。
　　谢很快获得了十几位选民的联名推荐，并成为初步候选人，在此前后，她用“扫楼”的方式拜访了大量选民，表达自己的参选意愿和动机。
　　谢的做法给花果山居委会主任麦燕玉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到居民家中拜访，希望他们签名推选她，她非常有韧性，曾经在一户居民家中坐了七个小时。
　　而在这个过程中，谢对不同的阶层的利益分化有了进一步的体会，“下岗失业人员对我很热情，向我倾诉他们的苦处和难处，比如他们拿不到低保金或低保金很低，他们希望我当选后能积极去解决这些问题，从与他们的交谈中，我也认识到基层民意的表达缺乏畅通的渠道；而那些有工作的人对我就比较冷淡，毕竟，我所倡导的跟他们没有多少利益关系。”
　　谢在参选过程中遇到困难一度想退出，这个时候她又体会到了群体力量对她的推动。“他们跟我说，这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了。如果你退出，我们的选举权就受到了伤害。我忽然意识到，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那时已经是属于这个群体了。”谢现在回忆起当时大家对她的鼓励仍显得激动。
　　谢与去年深圳竞选风云中挑战“内定选举”的大多数非正式候选人一样，竞选落败。她的执拗个性在这一事件的延续中表露无遗：她两次到市人大进行投诉，认为选举过程不公，并一次次向区、市两级人大要明确的答复，后来她还到法院起诉区选举委员会剥夺了她的候选资格。
　　“我跟吴海宁(去年深圳竞选风云中的非正式候选人之一)他们一样，想通过打通政治通道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只不过他们是新兴的有房有车阶层，而我们这一群体维权的底线其实很低。”谢潇英说。
　　深圳一位政治学者将谢潇英参选事件的意义概括为：如何在政治结构中建立有效通道使包括下岗失业者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得到顺畅表达。
　　这次参选也强化了谢的角色意识，“我进一步明确了自己要为下岗失业人员这一群体代言”。
　　去年底，她居住的地方正在修路，机械噪音扰民，她就向有关方面提出，弃用大型机械，雇用下岗人员修路，“既解决了机械噪音，又可为下岗人员增加收入。”
　　51岁的谢现在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过去的一个下岗姐妹开了间发廊，现在她可以在那里免费打理头发。她还参加了一个国际上知名的民间演讲团体，在那里她锻炼自己在大庭广众面前的口头表达能力。
　　“我希望四年之后还能有机会参加区级人大代表选举。”她认为获得政治影响力要比通过法律诉讼维权快捷。
　　谢以前经常爬山，现在改为急步走，因为医生告诫她爬山不利于她的膝盖。她希望四年后还能有一个好的身体。“我现在总提醒自己要开开心心做人，开开心心做事”。
　　
　　前工会主席的另类维权
　　杨成前是深圳蛇口另一个待业领袖，“我在帮大家维权时，会使用一些灰色的手段，比如耍耍无赖，甚至骚扰、人身威胁。”
　　“法律不是下岗失业人员能够消费得起的。”
　　阳光透过百叶窗打在他的脸上，明暗有致。他个子不高，偏瘦，不大的眼睛在光影中透出上海男人特有的精明和狡黠。他并不看好谢潇英的官司，他说他清醒地知晓中国的现实。
　　杨成前(化名)，50岁，1984年来深圳，1989年下岗，他现在的状态是失业。
　　与谢潇英相比，杨在深圳蛇口工业区的下岗失业人员中享有更高的民意基础，从而成为有名的“待业领袖”。杨对自己的概括是：我没有私心。
　　杨原来是蛇口工业区一家公司的工会主席，一直就是为职工维权的活跃人物。杨认为正是维权活动使他失去了原有的工作。
　　杨更多地体现出“策划人”的特色，他往往把自己设计的维权方案称作“组合拳”。他现在身带三部手机，用于跟不同的人联络。
　　“我在帮大家维权时，会使用一些灰色的手段，比如耍耍无赖，甚至骚扰、人身威胁。”但他同时强调自己的做法都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事：他不是黑道。
　　有一次，工人刘某向杨成前求助。原来，刘带着十来个工友因为签合同的事跟部门领导发生矛盾，“员工干满十年公司是要跟他签无期限劳动合同的，但那个领导想在满10年前炒掉这十来个人。”
　　发生矛盾后，这个领导把刘安排到一个闲职上，甚至在那个办公室里没有他坐的地方。同情刘的人不敢跟他说话，跟领导一气的人则用白眼珠翻他。
　　杨为刘设计了几个方案，比如，经常“不小心”在走廊里撞倒领导，然后诚惶诚恐地扶他起来，一个劲儿赔不是。“领导是最看重面子的，这样做其实就是从人格上侮辱他。”
　　最后，刘将下面这个方案付诸了实施：这个领导的孩子去上学时，他就骑着摩托跟着，不时上前用手摸摸孩子的脸，夸“这孩子长得真可爱”。如是几次，领导终于顺利地跟他们这十来个工人签了无限期合同。
　　像这样的事情，近些年来杨策划过几十起。“我有自己的是非判断标准，只要是侵害职工权益的，我就去帮他们。”
　　有一次，春节前，杨策划贫困职工给领导拜年活动。“当时计划大家排队到工业区领导家拜年，每人带两个桔子，如果领导不收，就当场把桔子吃掉，并夸奖领导家里的摆设。”策划很快“走漏”了风声，当时的工业区领导找杨谈话，后来，这些职工都拿到了春节前额外的补助。
　　其实，“引而不发”正是杨所想要达到的理想效果，既达到了维权的目的，又没有对社会秩序和个人生活造成损害。“它是一种威慑力”。
　　杨不认为自己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比如，我到领导家拜年，向领导汇报一下我的思想，这是人之常情”。杨将自己的行为定义为“在政治的边缘游走”。“这样才会引起重视。”
　　他把自己的队伍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他们没有时间参与维权，但可以拿出钱来搞活动；第二部分是合同工和临时工，这是处境最困难、最值得同情的人，也是最没有抗争力的，他们在维权中的作用是跟在后面起哄；还有一部分技术工人是打头阵的，这些人敢讲敢做。
　　但不断有人逐渐疏远杨，因为离开者的处境正在好转，他开始也曾为此伤心难过，因为这“暴露出人性中最卑劣的一面”，但现在他“都能原谅”，因为“看到我会让他们想起自己过去的屈辱”。
　　今年50岁的杨，尚是单身，他说自己有女朋友。他的生活来源除344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外，还会得到朋友的一些资助，“有一些官员佩服我，也会给我些钱用”。他还承认，在替人维权中，别人给他钱，他也不会拒绝。在杨的家中，你既可以喝到“鲜橙多”，也可以喝到热的咖啡。
　　
　　偏见和歧视笼罩失业者
　　弱势群体越来越被边缘化，在招聘会上、在子女的学校里，“那些偏见和歧视，有时候真是莫名其妙。”谢潇英感慨
　　谢潇英和杨成前显然在维权上各持己见。
　　谢认为杨的行为争来的都是局部的“小利”，她觉得只有“改变政策环境，才能改变个人命运”。而杨则认为前者的行为成本太高，在目前根本行不通，“中国的现实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
　　但歧见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他们一致的看法是：深圳的弱势群体越来越被边缘化，在这个旧富和新富阶层占据了话语权的社会里，没有人再关心他们的处境了。
　　熊麟祥并不指望跟着谢潇英打官司来改变目前的境况，他说打官司只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心声。他现在开着一家复印机修理部。他的妻子每月有600元的收入，他有两个儿了，一个儿子30岁了，但脑子“不清爽”，基本靠父母生活。熊对法律的有效性表示怀疑。
　　其他几位打官司的下岗人员也并不对案子的前景抱太大希望。
　　阿玲前不久退出了跟随谢潇英打官司的行列，因为她在深圳市的“以工代赈”“非正规就业活动”中得到了一个城管义工的位置，她担心再打官司会丢掉这份工作。做义工阿玲每月可得到1000多元的收入。
　　招商街道办事处劳动保障所社区服务中心的曾碧芳介绍说，在蛇口，有几十名特困下岗职工获得了交通义工和城管义工的工作，在南山区，有100多人获得这这样的位置，整个深圳市则有更多人受惠。但曾不能确定这个工作会持续多久。
　　36岁的失业人员阿英告诉记者，她是1986年来到深圳的，现在一家三口靠900多元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另外她还给人家带孩子，或者为人辅导英语。阿英曾经多次参加招聘，但奇怪的是，对方一听说他们是夫妻双双失业，就再也不敢录用他了。
　　“那些偏见和歧视，有时候真是莫名其妙。”谢潇英感慨。
　　曾碧芳告诉本报记者，企业确实不愿招收35岁以上的人员，事实上年龄偏大的人员在工作经验上有自己的优势。她还提到，社区服务中心定期举办的下岗职工招聘会效果并不如人意。
　　这种歧视甚至蔓延到生活的其他部分，一位下岗工人告诉记者，女儿的数学成绩特别差，就是因为数学课老师经常骂她父母“双双下岗”。
　　
　　谁来关心他们？
　　社会学者孙立平：这是一个财富聚敛的过程，也是一个失败者显现的时代。社会应该给各种力量提供表达利益诉求的平等机会，不管他是穷人还是富人
　　面对记者，失业者阿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谁还会关心我们这些人。这句话由政治学者来表达，就是——在我们的制度框架的操作层面，缺乏一个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有效机制。
　　事实上，于深圳而言，除了下岗人员以外，其弱势群体更包括大量的外来务工者。据统计，广东有3000多万外来工，其中深圳一地就有580余万。
　　而在像深圳这样的城市，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初步形成。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整个社会结构的中下层(或底层)部分在逐步缩小。社会结构的中下层部分不仅包括农业劳动者，通常还包括传统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与产业工人。有论者指出，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被缩小的底层的利益也要被看护。
　　但现实却未必如人意。今年10月6日，深圳一家公司的3000名员工罢工并堵了北环路，原因是工资低和加班时间长，此前他们曾向劳动部门反映过多次。
　　11月7日，广州番禺一家公司的近千名员工也因待遇问题罢工。在这家企业，没有工会等渠道维护工人的利益。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北京大学博士唐娟评价说，在目前中国城市中发生的弱势群体维权事件，都是因为制度的稀缺造成的。弱势群体作为人民的构成单元，他们手中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足以制约政府的手段。无数次的利益博弈，使他们非常明白只有采取机会主义行动(如冲击政府、暴力等)，才会引起政府的顾惜。所以，包括深圳在内的许多城市弱势群体维权事件的频频发生，虽然不是城市政府愿意看到的，但正是政府运行机制本身造就了这些事件。
　　深圳人大一位官员在述及去年谢潇英参选人大代表事件时说，如果社会底层的利益通过理性的渠道不能表达，他们就会选择非理性的，如堵路等形式，进行表达。
　　唐娟还谈到印度的贱民处境。贱民的处境因为其政治文化(种姓等级制)的特殊性而非常悲惨，但即使如此，他们在政治上也有制度化的手段保证政府不能够忽视他们。比如：近来一些无家可归的贱民在国家森林公园中居住下来，与狮为邻，狮人彼此相伤的事件常常发生。一些环境保护者呼吁把这些贱民赶出森林公园，但没有一个政治家敢这样做，除非他们为贱民建造了新的住所。他们之所以不敢撵贱民出来，是因为贱民手中的选票，这些选票是真正含金的选票，哪个政治家都不敢轻视。
　　“所以，弱势群体的利益不是靠若干精英呼吁、靠政府垂首倾听就能够解决，关键还是他们自己的行动，依靠这些行动促使宪政文本制度在操作层面得到具体落实，使他们手中有足以影响政府命运的制度性工具。”唐说。
　　社科院对深圳的社会阶层分析中说，在深圳，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教育和收入方面都是最高的，他们拥有更广泛的资源。
　　前不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是一个财富聚敛的过程，也是一个失败者显现的时代。他认为富人在这个社会中更强有力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而改革的失败者——那些落后于财富领先者的人——则缺乏表达自己利益的渠道。
　　孙立平说，中国社会应该给各种力量提供表达利益的平等机会，而不倾向于任何一个群体，不管他是穷人还是富人。

　　人物：任剑浩，中美总商会会长
　　时间：2004年11月27日
　　地点：东莞长安莲花山庄庐山厅

　　世界上的道理，说到底，就三个字———利、力、理，古往今来，概莫如此。利是第一，力是第二，道理是第三。
　　大道理、大狂话永远出自两类人，一是脱离了自我的神经病人，一是握有重大权力、左右世界的元首级枭雄。
　　德国记者约瑟夫•乔菲说：现在美国的软实力甚至比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要大。美国的文化，不论是粗俗的还是高雅的，都强烈地向外辐射，类似于罗马帝国时代，只是更具有新奇性。古罗马和前苏联的文化影响仅限于他们的军事疆界。而美国的软实力遍及一个太阳永远不落的帝国。
　　作为一名中国人，又在美国生活了25年，任剑浩身为中美总商会会长，在两种国度生活过，又同时穿梭于两国，他会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和感悟？

　　美国人对中国了解不多　国会议员一半没出过境

田炳信：你在美国呆了23年，应该说你对美国人接触比较多，比较了解他们。

任剑浩：对，我跟他们的上流社会交往较多，以前所接触的都是美国的公司。

田炳信：从你跟他们的接触来看，美国人怎么看中国，对中国的印象怎么样？他们怎么看中国人，又是怎么看中国商人？

任剑浩：第一，美国人对中国了解不多，美国人对其他国家了解也不多。

田炳信：反而不像我们对美国了解那么多。

任剑浩：对，对。因为美国的经济不是靠出口的，所以每年出口都有赤字，美国跟法国、日本完全不同，日本、法国、德国、新加坡、韩国、香港甚至中国大陆都是靠出口来支撑，但美国不需要，所以他们对了解外国并没有什么兴趣。

田炳信：他们不需要跟你打交道。

任剑浩：你看美国的报纸，国际新闻是很少的，只有一页。但中国、法国、日本都不同，头版就是国际新闻，美国就不这样，所以对中国了解不多。美国国会议员有一半是没有出过境的。

田炳信：国会议员有一半没有出过国？也没来过中国？

任剑浩：对，所以他们对中国有很多的误解，他们认为中国是共产制度，但其实是资本主义，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他们对中国不了解，非常难懂。

　　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　带他们来中国是唯一途径

田炳信：他们认为中国是哪个年代的中国呢，他们是从电影上了解、画报上了解，还是别的一些什么途径？

任剑浩：首先美国传统上对中国兴趣不大，现在有兴趣，是因为中国的出口量大，以前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电视、报纸这些媒体，现在还有是上网。所以唯一能令美国人对中国改变印象的办法是带他们来中国，不来不了解，一来之后完全改变，完全不同。

田炳信：以前对中国的印象是什么，很落后吗？

任剑浩：以前认为中国很落后，到哪里都没有自由，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很自由，以为来到中国样样都给别人监管，很多不了解。尤其是2000年7月以后，美国制造业失去了超过200万个就业机会，尤其是中西部的制造业影响最大，中西部的人不要说出国，连加州都没有去过，所以到中国就跟到了外星球一样。由于这些地区就业机会的丧失，加上媒体的影响，对中国的印象就不好了。认为中国是做假货的，造假是世界上的首都。所以唯一能改变他们的看法的途径是带他们来中国，他们来了之后，很多都想再来，甚至想留下来不回去了。

田炳信：让他们耳闻目睹，让他们来，才能改变他们的印象。

任剑浩：美国造成这些问题，是因为美国不了解中国，跟中国做生意都是经中国人来完成，他们以为会说中文的中国人对中国就了解。其实一个人离开中国5年以上就会不了解中国，中国现在的思维变化很大，每天都不一样，现今的中国不止在经济上变化快，而且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完全改变了，现在所有来美国做生意的人都说是江泽民的朋友，什么都能做，但是他们收到钱后，就什么都做不成。

另外，他们有很多的买盘、订单不会找（卖家），因为中国有太多的工厂，工厂的素质参差不齐，对中国了解不深，买东西就成了隔山买牛，就会出现货不对板的现象。针对中国其实很简单，唯一的办法就是带他们进来国内。中国政府其实有很多法律针对监管假冒商品，但只是执行方面力度不够，而许多国内的工厂对工人的福利、工作环境及工伤保护等方面的预防措施、保障措施不足，这些情形美国商家见到之后都会很反感。

他们了解中国的主要途径是看新闻，但新闻很少，而且都是媒体方面倾向性的报道，如海南撞机事件、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等等中美交恶的新闻。

　　美国媒体没有刻意丑化中国　但他们只关心美国切身利益

田炳信：我认为美国新闻报道本土发生的事件，就像是在美国本土放个屁，但到了中国就刮起了一阵风。如美国大选，美国报纸未必报道得很详尽，但中国的报纸则长篇累牍地报道，连每一个细节都很详细，而美国本土人都未必有我们国人对大选了解。美国放个屁，在中国就是一场风，我们的新闻在这里刮一场风，到它那连个屁都不如。

任剑浩：美国90%的人都不知道中国国家总理、主席是谁，但你问中国人，80%都能说出美国总统的名字。

田炳信：在中国近代史上，美国人知道中国人的名字不多。毛泽东他们知不知道？

任剑浩：毛泽东知道，邓小平也挺多人知道。

田炳信：江泽民就更少人知道了？

任剑浩：对，就算现在中国的领导人，美国民众都很少有人知道，我主观上判断不会超过30%的人知道，甚至不超过10%，这是我主观推测，没有做过调查。反而对商务人士来说，了解的程度还高些，我们每年都举办很多的研讨会。

中国是个很奇怪的国家，共产主义制度，每样东西都要跟。很多美国人对来中国拿一些厂家资料很头痛，你想找一家工厂，但你并不知道这是真真正正的工厂，还是一家进出口公司，还是个体户，所以找上三四家公司的资料，除了封面不同，其他东西都一样。所以资料准确性、真实性方面做得很不够。

我们做很多研讨会，在这方面花很多工夫，不说地道的美国人，就我本人，都觉得要花很多时间来不断重新认识中国的政策制度，因为中国变得实在是太快了。在人类的历史之中，从未有过这么大的社会、这么多的人口，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变得这么快，所以美国人很难了解中国。

田炳信：美国换总统，今天换，明天中国人就都知道名字了，但中国换国家主席，80%-90%的美国人要花很多时间慢慢才能认识和记住，这是个差别。换句话说，中国人因为经济的发展需要认识了解世界，但美国人不需要了解中国，他们是否会有意识地贬低或丑化中国？

任剑浩：我认为并没有有意识地去丑化中国，他们并不会刻意去丑化中国。美国的新闻界还是比较商业化的，他们办的新闻、报纸是要有人去读，一定要是跟美国有关的才有人去读，而跟美国有关的就只有就业机会和安全。中国的发展会影响美国本土的就业机会，所以我们商会会经常收到对中国表示不满的邮件，里面写到中国用低廉的人工，不顾工人的安全，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侵犯知识产权、抄袭等问题，责问商会为什么还要鼓吹中美商业之间的关系。所以报纸登的东西一定要与美国切身利益有关，就业机会和安全这两样就是。美国还有一个民族骄傲感，认为自己是最牛的。

　　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失败　皆因按惯有思维方式做事

田炳信：中国的产品在美国最知名的都有哪一些？

任剑浩：中国在美国没有名牌，唯一让美国人知道的是“海尔”。为什么呢？因为中国75%的出口都不是由中国人控制，都是外资控制，这有一个误解。所以美国公司在美国不是与中国公司在竞争，而是与美国公司自己在竞争，是美国公司在中国有生产能力或是采购能力，变成美国商品很多不是中国的品牌，而是美国的品牌。唯一比较好的就是“海尔”。

田炳信：那有第二个品牌吗？任剑浩：没有了。田炳信：茶叶、服装方面呢？

任剑浩：都是别人的牌子，中国人在市场营销方面经验不足，你看人家LG，以前在美国是卖不动的，韩国LG以前叫做LuckyGoldStar幸运金星。在美国没有人买的，后来更了个名叫LG，就马上很好卖。再比如中国的牌子“中华”，美国人根本就发不出这个音，而且不理解。但日文又不一样，因为其发音特点较接近英文，是多音的字，而中文则不能与英语相通，完全读不懂，就不会买。所以中国在市场营销方面一定要做好一些，要有一个改善。

中国的商品在美国会失败，就是因为用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做事，做市场。三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强调关系，借关系做事情，对人际关系过分倚重。想做生意，一定要了解当地市场，而中国人做生意，第一件事就是先找自己的亲戚朋友，而亲戚朋友都是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没有完全融入这个社会。

我们商会搞很多活动，经常请这些侨领去参加，但他们大多都不愿意去参加，不够胆去参加，不敢与美国人打交道。一方面是民族自卑感，另一方面是语言不通，所以就不愿意去。但那些愿意去的呢，大部分是学生，想去找工作的，或者是一些大公司的职员，想出来炒更，自己做些贸易。这样人家就很反感，因为像打工的人，一定要有忠诚，美国人很看重忠心。你本身在大公司打工，晚上自己出来搞小生意，发名片说这是我自己的小公司，人家就不喜欢，他们认为你对自己的公司都不忠诚，我还怎么能相信你呢？

所以，中国人就不了解美国人的特点，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人变得很快，看事物目光很短浅，今天赚不到钱，明天就不理你了，总是想着赚快钱。做生意不是这样做的。其实美国人和中国人一样，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要有忠心、诚实、价钱合理，能做事情，人家就会跟你合作，哪怕第一笔金额很少，以后第二笔还会给你做，长期合作。而中国人存在民族自卑感，同时又想通过骗来赚快钱，就很难在美国成功。

一方面要改变自己的思维，增强信心，与美国人做生意一定不能谦虚，但也不能过分。你要让人家有信心，告诉别人我是最好的，服务最好的，美国人会愿意多付钱，但要得到好的服务。

　　外国商人来中国首选上海　广州缺乏特色不够西方化

田炳信：这么多年来，你多次往返中美之间，带了很多美国人来，北京、上海、西安、深圳、广州等大城市都跑遍了吧？

任剑浩：西安没有去过，宁波、江西等都去过。

田炳信：这么多你去过的城市，你认为哪一个最适合商人生存？

任剑浩：上海。上海的优点很多，上海非常西方化，是个现代化的城市，西方人很喜欢上海。第二个是苏州、天津，外国人有很多企业在苏州，摩托罗拉在天津办厂，宁波、深圳、广州都差一些。

田炳信：那你觉得广州、深圳、东莞差一点，差在哪里？

任剑浩：城市没有特色。深圳，一个新城市，没有特色。上海人的工作作风、上海女孩子的作风都很西化，而深圳是个新城市，没有特色。东莞制造业发达，但城市规划没有计划性，不是都市化，东莞很凌乱。广州是典型的南方城市，但不够西方化，上海很崇洋。所以外国人来中国首选上海，其次苏州，第三北京。

田炳信：你认为一个滋养生意、滋润商人的城市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点？

任剑浩：第一，城市要有规律化，不要太凌乱，交通方便、发达；第二，整个环境适宜外国人居住，因为他长期在这做生意，要在这里居住，小孩要在这里读书，有国际学校，要都市化、西式化一些。虽然在中国无论如何西式化都是中国，但希望能做得好一些，尽量让他们感到舒服些，制造一个适合居住、医疗、教育、消遣、吃东西的环境。但真正做到生意的地方还是上海，因为上海比较全面，外国人到中国首先到上海落脚，然后再转到别的城市去，苏州是一个比较有利的地方，那里的人工作比较尽心尽力，吸引外国人。

另外，负责招商的人一定要懂英语，因为语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问外国人在中国做生意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一定是语言不通，不仅仅是交流，更多的是文化，思维方式。其实吸引外资或出口商品并不难，国内企业比不上香港和台湾的企业，是因为不懂得包装。第一，不会讲英语，其次讲得不专业，很多专业的名词译得很乱，一定要找那些懂英语的工程师。第二，工厂企业一定要达到国际标准化，如ISO9000，是否完全达标是其次，但一定要有这样去做。第三，工厂环境不整洁，设备不齐全。第四，工人工作不安全，没有足够的防范措施，因为美国法律监管很严格，如果你做不好，外商不会让你去做这笔生意，但你安全措施好，会增加采购商对你的评分，所以如果中国的工厂为了省那一点小钱，反而适得其反。第五，宣传资料要做好，真实有特色。

　　政府眼里只有大公司是个错误　吸引外资应多吸引中小型企业

田炳信：你是否有认识到中国政府包括广东省政府，眼里只看大公司，红地毯、高规格接待，对中小型企业的美国商人反而不重视，认大不认小，这是个错误的认识。

任剑浩：是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其实大公司有很多的缺点。第一，大公司在国内有投资，他就不会再到别的地区投资，而是想办法如何摄取利润，将利润和投资回收。第二，大公司一出现问题，就会首先裁减海外机构，丢车保帅，如果某个地区集中了一两家大公司，这些公司一出问题，马上这个地区就死掉了。所以吸引外资不能将赌注押在一两个大公司身上，而应该多吸引中小型企业。中小型外资企业是需要政府提供援助，他对地方政府的依赖性强于大公司，会更注重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关系，地方政府会处于较有利的谈判地位。第三，万一中小型企业出现问题，一两家对地方经济影响不大，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能力来化解。因此，一个地方政府有远见的话，应该吸引更多的中小型企业。第四，大公司实力的增长速度缓慢，从10亿长到20亿，很难；但中小型企业是从1000万长到5000万，机会更大。

田炳信：你带美国人来中国，与中国人到美国，双方在接待方面的规格和方式方法有什么看法？美国人是否会认为中国的豪华宴请是一种浪费，与他们的饮食习惯不相融？因为我有一次随团到美国，是美国花旗银行副总裁接待我们，当在他最高楼顶吃饭的时候，那里就是很简单的一份西餐，一杯洋酒……当晚上我们回请他们的时候，到中国城的中国餐馆，我们那一套就全上来了，鲍鱼、鱼翅，最后喝得他们也是西服领带全解开了。我发现，美国人跟我们一样，也是饕餮之人啊。

任剑浩：这两种情形是很正常。首先是文化差异，虽然吃的东西可能很少，但价钱不便宜；其次，人很简单，你当他皇帝一样接待，是谁都会很高兴。所以美国人来到中国都很开心，有个别人吃不惯中国菜，一两顿后就要吃回西餐，但人性是相通的。

　　对中国商人提出五点忠告　多做些被世界接受的品牌

田炳信：从你的角度，对中国的商人有什么忠告？

任剑浩：第一，美国的市场很重要。第二，进入美国市场，包装很重要，但实际的东西更重要，要踏实。第三，关系很重要，但关系不能令一个失败的企业变成成功的企业。第四，要多花时间和金钱对自己产品的生产过程进行改良，设计一个对员工福利和生产安全有保障的制度。中国以后会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职业病后遗症，企业不承担、不预防，社会的包袱会很重，做好这些防范措施，对企业的长远利益是有益的。第五，知识产权侵权问题。中国的企业要对此引起重视，因为最终吃亏的还是中国的企业自己。比如一些药品，只要是中国生产的，外国人就不敢买，担心假货，这就影响到真货厂家的利益。但这些是很难在短期内改变的，一方面收入水平低，只能买假货；另一方面，跟文化传统有关，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偷。所以，“偷知识”在传统观念认为是不犯法的。举个例子，如粤剧，词曲全部都是从诗词里面“偷”的，但现代社会就不同，是知识产权、版权的问题。

田炳信：大英博物馆里，有很多文物是在100多年前八国联军从中国抢回来的，而当今社会，一些软件、影片盗版，你就说是偷他东西了，这种历史、文化的反差确实太大。

任剑浩：对，但中国想长远，在世界上有更强的竞争力，还是一定要注意知识产权。时间在过去，社会也在变化，以前英国卖鸦片到中国是公开、合法的，而现在全世界都认为卖鸦片是不合法的。中国制造业将来想在世界具有竞争力，必须创自己的品牌。就像五粮液，花大量的精力去打假，这说明假冒、侵犯知识产权不仅危害其他国家，更重要的是危害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和民众。

中国的企业一定要投入精力和财力去做一些新的产品。侵权不仅是中国的问题，美国也天天都在发生，这是全球性的问题，希望中国有自己的品牌，能被世界接受的品牌。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对美国的宣传和报道，大多停留在负面和政治漫画式的层面，夸张、变形、情绪化的描绘美国；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我们的媒体的宣传和报道从开始谨慎地、少量、有节制地从美国人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进入到对美国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历史的全方位，多角度，大篇幅的介绍和报道。今天，在中国的各种媒体上，对美国的报道和介绍，更是以正面形象为主，以欣赏和学习的姿态为主，而美国对中国的报道和介绍，从不关心、小版面、小角度，到成为热点、焦点、大版面、重复炒作、负面报道为主，旋律恰恰构成了两个相悖的轨迹。
　　而中国古往今来的汉学家根据音译，对强国、大国、第一世界国家的国名一如既往地用的都是中国汉字单音字里最美好、最亮的词，如美国、德国、法国、日本。而对弱国、小国的音译我就不敢苟同，从字形到音义总不如强国、大国来得爽快和壮观，不信你可以去看资料。
　　强大就使人趋炎附势？强大就会让人锦上添花？强大就是一种真理？我相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哈哈，人生第一次有份在省级电视台亮相啊！上周六（11号）下午，和几位猪朋狗友一起到广东电视台800平方米演播厅，录制珠江频道的《寻根问底》节目。意料之外啊，我居然成功抢答出线题目，上台挑战奖金奖品！可惜就是被“拍拖”累死了啊~~（此话何解？到时留意节目就知道啦！）其实这种见识比起奖金和奖品来说应该更有价值吧！

　　（1）
　　任永全果然不愧为广东电视台台柱之一！反应相当敏捷，言语比较幽默，又是一位厉害的主持人啊！平时能上台的观众，反应一般比较被动，略显紧张，于是主持人便趁机撒野，问到观众没甚还手之力。而这次居然碰上我——这个有种几次用反问句去challenge他的捣蛋者，他也能够对答如流。哈哈，他做栋笃笑，有前途啊。不过要是和梁冬相比较的话，也许笼统地说是各有千秋。但任永全主持的节目是用粤语的，梁冬虽然是广东人但也被迫用广味普通话。我始终觉得粤语比普通话包含更多生动词语，更容易搞起气氛（比较一下ESPN的粤语评球与CCTV的国语评球就能很明显地看出了）。因此梁冬接受的挑战可以说比任永全要大。
　　另一位点评人——讲古大师颜志图先生，每次作长篇大论时总是慢条斯理的，让我总是怀疑是监制要他拖延时间。不过在现场看到，他手上只有一把折扇，完全没有稿件，那些评述完全是脱口而出的（就算是背诵也很厉害了啦）！我都算好心肠啦，为免打断他的思路，一般在他说话的时候就不插嘴。
　　（2）
　　其实并不太想把我答题的过程献丑于朋友面前。这次至少会让一位小朋友取笑她眼中的“百科全书”了，因为我只回答了两道题就被撵下场了。尽管如此，我也想辩驳说，并非我见识面狭窄，只是我不太擅长广东传统文化而已。因为《寻根问底》节目的问题是侧重于对中国（相当一部分是广东）传统文化知识的考查，题目也有一定的难度。我个人更偏爱《百万富翁》，因其出题范围是一个大百科，历史、地理、时事、物理、化学、生物、文学、娱乐……无所不包，基本上我都能在不使用帮助下回答出第一条保险线以前的5道题目。但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接受《百万富翁》，他们觉得有些问题娱乐性太强，例如问“流行曲***是由哪位歌手主唱的？”哈哈，我想：难道这些自称“知识分子”的人不会回答的题目就不是好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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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的，是你想不到的；你质疑的，正是我们要求证的。共同打造有质量的生活，请收看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节目。播出时间：新闻频道每周日12:30首播，当天22:30与次日8:30重播。
　　醋这种东西，我们祖祖辈辈可以说吃了上千年了，所以对醋的味道，大家是太熟悉了，对镇江香醋大家一定不陌生，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香气浓郁，酸而不涩，这种名叫江南好的醋，它自己标称是镇江香醋，可有的人说它的味道有点苦，而且还有点涩，怎么会呢？为了弄清楚这种滋味的来源，我们的记者和国家质检总局的调查人员前后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在江苏的镇江市进行了调查。

　　镇江的香醋以香气浓郁、酸而不涩闻名于世，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如今，在镇江地区有大大小小八十多家醋厂，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前不久，记者和国家质检总局的调查人员在镇江调查时，一些销售商却反映，有少数醋厂生产的醋虽然也打着镇江特产的牌子，但是味道却有点怪。

　　销售商：那种醋酸酸的，没有甜甜的味道，有一种苦苦的味道，吃起来好像涩涩的感觉。

　　她介绍说，优质的镇江醋，主要特点是醇厚味鲜、香而微甜、酸而不涩。那么少数厂家生产的醋为什么会出现发苦发涩的怪味呢？销售商也说不清楚。我们在市场上，了解到恒露、恒汉、恒穗、丹玉、江南等醋厂的醋有这种怪味，于是，记者随后对这几家醋厂进行了实地调查。

　　镇江香醋和陈醋的生产厂家大部分集中在镇江市及所属的丹阳、句容两个市。记者先后来到恒泰、恒露、丹玉、江南醋厂，在这四家醋厂里，我们都见到了大量回收来的旧瓶子。工人将浸泡过的旧瓶子，简单刷洗后就晾放在院子或者车间里。（空镜：手摸瓶子 一层灰）

　　 记者：有没有消毒液？

　　 工人：消毒液暂时没有，我对你实事求是讲。

　　工人告诉我们，晾干的瓶子不用经过任何消毒就可以直接灌醋了。

　　 记者：不小心烟灰就会弹到醋里面？

　　 工人：烟灰掉到醋里面就好了。

　　 记者：为什么呢？

　　 工人：它（烟灰）是消毒的。

　　在江南醋厂的制醋车间里，随处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苍蝇。

　　 工人：看不到为净，讲一句古话，什么事情看不到为净，比如我们做醋的。但是我们自己不吃，（因为）知道是脏的。

　　 记者：那要是消费者看到这么脏，他怎么吃？

　　 工人：消费者不可能给它看到的，现在只要能赚到这个东西就行了。（做数钱的手势）

　　在制醋车间里，有的工人光着脚，站在醋池里干活。

　　据工人介绍，厂里的卫生虽然比较差但不会直接影响到醋的味道，醋味的好坏首先取决于原料米的质量。国家标准中明确规定，酿造镇江香醋必须使用优质的糯米，不得用其他的米代替。然而，记者在恒泰、恒露、恒穗、江南这几家醋厂的仓库里，见到的原料米的包装上却没有任何标识。

　　记者：这种米叫什么米？

　　老板：大米，就是梗米。

　　恒泰醋厂 老板：我们原料都是大米，前面仓库里堆的一间房子全是大米，当然是糯米最好，但是现在价格很高。

　　记者在江南醋厂调查时，正好碰到有一车原料米运进来。

　　记者注意到，有不少米粒已经发霉变质。

　　 记者：黄粒子不少？

　　送米 工人：这是工业用米，以前（质量）还没有这么好。

　　原来，为了降低成本，江南醋厂竟然用发霉变质的大米做醋。送米的粮贩子告诉我们，用这样的米代替优质糯米来做醋的，并不止江南醋厂一家。

　　 记者：你一年各个醋厂加在一起，一年要送多少米？

　　 粮贩子：几千吨米。

　　 记者：几千吨米，大部分是什么米呢？

　　 粮贩子：都是陈米。

　　虽然用的不是糯米，但是产品的标签上仍然标明是用糯米酿造的。

　　 记者：这上面写着水、糯米？

　　江南醋厂 老板：写肯定都写糯米。

　　在江南醋厂，记者还从工人这里了解到，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厂里不仅用发霉变质的大米做醋，而且在做醋的过程中，还要掺过量的水，工人称这样的醋为“水货”。

　　 工人：水货。

　　 记者：什么是水货？

　　 工人：水货就是水多，水卖钱。

　　 记者：如果水加多了，味道不就淡了吗？

　　 工人：还要加佐料，像炒菜样的，你炒的菜不好吃，厨师炒的菜好吃。会加工就行了，一回事。

　　据老板介绍，“水货”的味道太淡，要调出正常食醋的口味，厂里自然有一套办法。

　　老板：做什么醋加什么料，这里面很复杂，还有比例是多少，也不是瞎放的。

　　在车间门口，记者看到负责采购的工人开车回来了，从后备厢里拎出了几个蓝色的塑料桶，上面没有任何标识，而且散发出一股浓烈的刺鼻味。

　　老板和工人显得很谨慎，他们把蓝色的塑料桶堆放在墙角，然后小心翼翼地用包装箱和麻袋盖了起来。

　　老板告诉我们，桶里面装的东西就是给醋调味的料，之所以要藏起来，是害怕被查出来。

　　老板：现在就是一点一点的买，不敢买（多），被查到，拿走，就惨了。

　　这种用来给醋调味的料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怕被查出来呢？老板没有回答，只是告诉记者，明天做醋的时候，这种料就会派上用场。

　　第二天一早，记者又来到江南醋厂，工人把头一天藏起来的塑料桶搬了出来，然后把桶里的液体倒进了做醋的池子里。

　　 记者：味道好冲人。

　　桶里的液体散发出浓烈的刺鼻味，工人说这是一种酸。

　　 记者：这种酸学名叫什么？

　　 工人：冰乙酸

　　原来厂里用来给醋调味的料就是冰乙酸，俗称冰醋酸。工人介绍说，醋里兑了过多的水，味道就会变淡，添加冰醋酸可以提高酸度，加重醋的味道，但是加多了也会使醋发苦发涩，醋里面有苦涩的怪味就是因为添加了过多的冰醋酸。虽然国家有关部门三令五申，严禁用冰醋酸勾兑镇江香醋，但是记者从工人这里了解到，除了江南醋厂外，还有几家醋厂也在用冰醋酸勾兑食醋。随后，根据掌握的线索，记者又走访了恒汉、恒露、恒泰、恒东、丹玉等醋厂后发现，这几家醋厂果然也在用冰醋酸勾兑所谓的镇江香醋，只不过各家醋厂配制的比例不同而已。

　　老板：也有镇江香醋。

　　 记者：这个（醋）配制的占多少？

　　恒汉醋厂老板：这个（醋）配制的（成分）占百分之三十，酿造的（成分）占百分之七十。

　　 记者：这种镇江香醋呢？

　　恒汉醋厂老板：也是这样，我们打（标识为）酿造的，就是（酿造的）占百分之七十。

　　 记者：配制的达到百分之多少？

　　恒泰醋厂老板：百分之六十。

　　 记者：百分之六十，这上面写的是酿造食醋。

　　恒东醋厂老板：写是写酿造的，真的写配制在（标签）上面，稍微有点生活常识的人，不可能接受的。

　　记者注意到，在恒露、丹玉等醋厂里看到的冰醋酸桶上都有商标，标明为食用冰醋酸，但奇怪的是，在江南醋厂，装冰醋酸的桶上却没有任何标识，这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呢？

　　记者第三次来到江南醋厂调查时，厂里的冰醋酸用完了，正要派一名采购员去买，于是，记者跟着这名采购员，在购买冰醋酸的商店里又有了更加重要的发现。

　　在这个冰醋酸销售点，记者见到院子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桶。老板介绍说，这些桶里装的都是冰醋酸，但并不是食用冰醋酸，主要买主也不是醋厂而是各种化工厂。

　　老板：靠醋厂拿不了多少（冰醋酸），一般两桶三桶，一般都是化工厂、印染厂，像江阴、无锡等地的印染厂。

　　 记者：主要是做工业用的？

　　老板：工业用，化工上用。

　　那么，江南醋厂买的冰醋酸和这些化工厂用的会是一样的吗？

　　老板：货是一样的 冰醋酸是一样的货

　　原来，江南醋厂从这家店里买的竟然是工业冰醋酸。厂里的采购员告诉记者，以前都是厂家送货上门，现在检查得紧，只好上门来买，用多少买多少。

　　 记者：原来送的话，一般送多少（工业冰醋酸）？

　　采购员：最少（一次）两吨。

　　 记者：最多能达到多少？

　　采购员：最多（一次）五吨。

　　 记者：能用多长时间？

　　采购员：两吨能用半个月、一个月不到。

　　回到厂里，采购员拉回来的工业冰醋酸被直接倒进了醋池子里。

　　老板：我们实际操作过程中，为了节约成本，正常的只是一点的醋，也就是说酸达到了百分之七十。

　　 记者：那用的还是工业冰醋酸？

　　老板：对、对。

　　记者还从老板这里了解到，厂里生产的黑醋，里面还含有少量的粮食酿造成分，而生产的白醋，则完全是用工业冰醋酸和水勾兑而成的。随后，记者又在车间里目睹了勾兑白醋的全过程。

　　 记者：刚才用的这一桶（冰醋酸）

　　 工人：配一缸（白醋）。

　　 记者：这一桶酸多少斤？

　　 工人：二十几斤。

　　 记者：这白醋里，除了水和冰醋酸，还加什么？

　　 工人：就是酸和水。

　　江南醋厂的老板还向我们证实，厂里自投产以来，用来勾兑食醋的居然都是工业冰醋酸。

　　 记者：开厂以来 有没有买过食用冰醋酸？

　　老板：没有。

　　 记者：没有买过，买的都是工业级的（冰醋酸）？

　　老板：对。

　　在长达三个多月的调查取证中，记者和国家质检总局的调查人员发现，这些用发霉变质的大米代替优质糯米作原料，用冰醋酸或者工业冰醋酸勾兑出来的食醋由于包装精美，又都打着镇江香醋的牌子，所以销路相当不错。

　　字版：

　　使用大米冒充优质糯米加工食醋的企业

　　恒汉 恒露 恒泰 丹玉醋厂 江南醋业有限公司

　　使用冰醋酸勾兑酿造食醋的企业

　　恒泰 恒露 恒穗 丹玉醋厂

　　使用工业冰醋酸勾兑食醋的企业

　　江南醋厂

　　江南醋厂老板：一个月一万箱，一百吨。（一年）一千多吨。

　　 记者：一年一千多吨，现在销售范围呢？

　　江南醋厂老板：我们销售范围也挺广的，我们当地江苏地区、安徽、浙江、江西等等都有，还有湖南。

　　专家解读：净化市场严把准入关

　　主持人：看了这个调查，给人印象较深的就是，其中一家企业的工人做了这么一个动作，他说，现在只要能赚到这个东西就行了。只要能够赚到这个东西——钱，就不用消毒，给醋注水，甚至加入工业冰醋酸，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国家质检总局监督司司长纪正昆，纪司长您好。

　　专家：你好。

　　主持人：为什么我们国家强制规定镇江香醋要用优质的糯米来酿制呢？

　　专家：为了保证镇江香醋独特的风味，国家专门味镇江香醋制定了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按照这个标准的规定，镇江香醋一定要用优质的糯米酿造而成，酿造的食醋它才是能够完全的保证这种地方特色的风味。

　　主持人：可这几家企业他不但没有用优质的糯米，反而用了甚至其中还加了一些变质发霉的米。

　　专家：变质发霉的粮食当中就含有黄曲霉素，黄曲霉素是一种致癌物质，因此黄曲霉素长期食用以后就会对人体产生一种危害。它是一种潜在的危险。

　　主持人：好，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这倒的是冰醋酸。

　　专家：而且是工业冰醋酸。

　　主持人：就是因为它们在醋里面兑了太多的水，醋的味道就越来越淡，越来越差。

　　专家：在酿造食醋当中绝对不允许勾兑任何冰醋酸，不管是食用的冰醋酸还是工业的冰醋酸。工业冰醋酸当中含有许多杂质，最重要的，第一就是重金属，比如铅、铬这些重金属。第二就是这些工业冰醋酸当中含有很多像盐酸之类的其他的杂质。这些物质对人体的健康会造成一些潜在的危险和危害。

　　主持人：我们调查道德这些企业是在利用镇江香醋这块金字招牌来赚取丰厚的利润，但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也会腐蚀这块招牌。其实镇江香醋的酿制工艺很讲究，大大小小的工序有四十多道，我们来看看镇江香醋正规的生产方式。

　　镇江香醋距今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醋之一。正规企业酿造镇江香醋，都以镇江当地产的优质糯米为主要原料。糯米进厂以后要经过严格的筛选检验，确保没有发霉变质，不含有杂质才能用于酿造香醋。在生产工艺方面，正规企业沿用了传统的固态发酵法，恒顺等部分香醋生产企业在秉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开始逐步实现机械化、自动化生产。

　　糯米首先要在电脑控制的封闭设备中，经过七天的发酵制成酒醅。做好的酒醅和优质的麸皮、稻壳、水、菌种一起再被制成醋醅。经过21天的翻醅、发酵，再经过淋醋、煎醋等工序后，酿出来的醋还要被注入陶罐里，放在阳光下至少曝晒贮存六个月以上才能制成成品醋。这样酿制出来的镇江香醋醋液清亮，根本不需要添加冰醋酸和任何调味剂，就能使醋的口感绵厚，香而微甜，酸而不涩。最后，成品醋经过严格的化验、检测和专业技师品尝定级后就可以灌装出厂了。

　　主持人：在我们联合调查三个月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四五家企业存在了这个问题，而目前市场上真正的、名牌的镇江香醋的量到底占多少？

　　专家：镇江香醋一共有80多家生产企业在镇江，其中有50多家企业取得了市场准入资格，也就是说获取了食品生产许可证，而这50多家企业生产的食醋整个市场占有率90%以上，镇江的醋包括香醋和陈醋，总量每年12万吨，而这些50多家企业生产的就占有11万吨，因此应该说在市场上我们买到的镇江香醋绝大部分都是合格的，是好的。

　　主持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用谷物来酿醋的国家，到了汉代，醋已经普遍开始生产。真正合格的镇江香醋伴随着它的历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味道，我们再向您介绍一下他的味道，镇江香醋醇香微甜、酸而不涩。那么您在买镇江香醋的时候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业内专家 车友容

　　一般正常用粮食酿造的食醋，也包括酿造的米醋，因为它的原料是大米和各种有机原料，在发酵的过程中产生丰富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在我们震荡（醋）的时候，有丰富的泡沫，而且它那个泡沫持久不消，这个伪劣的食醋由于它是用冰醋酸、糖色等勾兑而成的，我们摇它、震荡，虽然它有泡沫出现，但是这是由于在震荡的过程中气体溶解在液体内产生的泡沫，过一会就消失了。

　　主持人：对于像镇江香醋这样的名牌产品，我们的的确确应该想出更多更好的办法来加倍保护。其实镇江市政府为了保护好他们这张城市名片，在今年九月份发布了《规范镇江香（陈）醋生产流通秩序工作方案》，对所有的企业进行了规范。最近在国家质检总局的部署下，江苏的有关部门又对这次报道的几家假冒伪劣镇江香醋生产企业进行了查处。

　　近日，在国家质检总局的统一部署下，江苏省和镇江市有关部门的执法人员对节目中涉及的几家生产劣质镇江香醋的醋厂依法进行了查处。

　　在丹阳市恒汉、恒露和镇江市江南等几家醋厂，执法人员发现了大量来路不明的大米和冰醋酸。执法人员当即对这批大米、冰醋酸和成品醋进行了查扣取样，并将根据检测结果做出进一步处理。

　　经镇江市质监局调查证实，江南醋业有限公司长期使用霉变大米和工业冰醋酸生产食醋，存在产品质量不合格，使用不合格原料以及涉嫌使用工业冰醋酸加工食醋等严重问题。

　　江苏省质监局正在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程序报请国家质检总局吊销镇江市江南醋业有限公司食品生产许可证。据了解，江苏省和镇江市有关部门近期加大了对劣质食醋生产的打击力度，加强了日常巡查和突击检查，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将根据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法对生产加工劣质食醋的厂家进行严厉处罚，此外中国商业联合会也要求各地商场超市立即对这些劣质香醋进行下架处理。

　　主持人：纪司长，醋是我们咱们国家最早实施市场准入的制度的产品之一，也就是说如果醋要上市的话，必须要贴上QS标识，那么它的有效时间是多长时间？

　　专家：三年。

　　主持人：那我们联合调查到的这些企业，他们存在的这些问题查到以后，他还能不能握着那张通行证？

　　专家：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像刚才这样的企业，我们一定要坚决的吊销他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并且规定在三年之内，像这样的企业绝对不允许在由生产食品的资格。

　　主持人：好。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主持人：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请给我们来信来电。

　　共同打造有质量的生活，这里是《每周质量报告》，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数量增多，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扩大，尖锐和对立的程度加剧。有的人据此便认为，当前一些社会不稳定的现象源于对“以人为本”的提倡，所以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出现了把维护社会稳定与坚持“以人为本”对立起来的现象。
　　其实，这些不稳定现象并不是产生于坚持“以人为本”，而恰恰是多少年来在“以人为本”方面做得不到位而积累、遗留下来的问题，只是这盖子在改革发展的攻坚时期被集中揭开来罢了。我们不要堵塞、压制、掩饰出来的表面稳定，而是要通过疏导、化解、消除而出现的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本质稳定。
　　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社会稳定要依靠全新的理念和做法来实现。这新的理念与做法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真正实现有机的、良性的、持续的、健康的社会稳定最终还是要靠坚持“以人为本”，而不是其他。

　　12月5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明年经济工作八个重点的第七项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做好关系人民群众利益的各项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在明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任务中的第六项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而再地点出“以人为本”，即是此意。
　　在我看来，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人、依靠人、提高人。
　　尊重人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权利、尊重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合理要求。
　　与传统社会相比，当下社会的“不同”确实多起来了，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行为模式、不同的利益诉求等等。面对这诸多的不同，很多社会管理者一时还有些不太适应，以至于有一种恐惧心态，在应对中要么如临大敌，要么就搞一刀切。其实，本不必如此。社会的“不同”、“多元”正是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有道是“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和谐社会就是“和而不同”。
　　由于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利益主体，表现在社会结构中就是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自然会有其不同的阶层群体意识、不同的利益获取与维护模式。所有这些群体阶层合法的利益，都要、也都必须要一视同仁地去尊重、去保护。不能为了某一群体、某一范围的利益，就动辄以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名义去取代、压制别的社会群体应该有的合法和基本利益，特别要反对一些既得利益群体过分的要求以及对普通人民群众利益的伤害。尤其在今日的中国，尊重人更多要体现在尊重最广大人民群众方面，这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前提。
　　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不是人民群众，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其可实现程度之间差距的扩大，以及人民群众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对落后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等等原因。我们固然不能把群众胃口吊得太高，但也不能让社会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收益差距太大，让一些利益群体早已“超英赶美”，其获利速度、程度让一些发达国家目瞪口呆，而另一些群众生活的改善却赶不上相应的社会发展进步水平。不论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还是维护社会稳定，如果不解决好这些问题，仅仅就矛盾谈矛盾、就稳定谈稳定，恐怕永远只能疲于奔命而不治本。
　　说到底，人民群众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根本力量，但这一力量能否真正发挥积极的作用，取决于我们对社会公平问题的真正解决。如果社会公平解决好了，人民群众就会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力量；如果不去解决或者说没有解决好，就会把人民群众推向社会稳定的另一面。
　　虽然说人民群众素质的相应提高使得传统的保持社会稳定的模式面临严峻挑战，但从长远发展看，人民群众素质———至少包括基本生存和发展技能、法律意识———的进一步和真正提高，其实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关键。
　　把这三方面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这就是要把“为了人”作为实现社会稳定的归宿。没有稳定就没有和谐，没有稳定也就没有发展，稳定压倒一切。但稳定并不是目的，我们是要通过稳定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创造条件，满足人民的需要，进而实现人的发展。这才是目的。所以，不能为稳定而稳定，更不能为了稳定而去压抑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保持社会稳定，一定要把“为了人”作为最高要求和最后归宿。

　　2004年12月8日，联想正式宣布以17.5亿美元并购IBM全球的全线PC业务，这注定让世人瞩目。毕竟，这是一个小蛇吞大象的故事，比灰姑娘嫁给王子更让人们兴奋。
　　联想是否可以以此为跳板，真正跨入国际市场，和惠普与戴尔一较短长，实现进军世界500强的雄心壮志，我们尚不确定。这个世界，本来就有些事情，并不全在意料之中。芬兰能有诺基亚，荷兰能有飞利浦，似乎并不全在上帝妙算之中。笔者一直认为，国内两家明星企业联想和李宁的广告词合在一起实在寓意深长：“只要你想，一切皆有可能。”

　　毫无疑问，这宗交易符合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勇闯世界的发展策略。当然，我们也有理由担心：以中国企业的技术积累、市场经验、国际化经验来看，这种“蛇吞象”式的并购能够成功吗？两年前，当TCL与汤姆逊宣布组建合资公司时，李东生也面临同样的质疑。李的回答非常有力，“我知道国际化风险很大，当投资顾问告诉我国际上并购案的成功率只有25％时，我好多天都睡不着觉。但理智告诉我，国际化的风险固然大，不抓机遇走国际化之路的风险更大。”　
　　什么样的民营企业能做大做强？正如张维迎所言：“要么有好技术，像微软、英特尔；要么有好品牌，如沃尔玛、耐克；要么有较强的资本运作能力，如中国企业目前普遍的理想。”无论是彩电业还是PC业，中国企业的长处在于低成本和在国内市场的强大操作能力，短板则是缺乏核心技术、品牌在国际市场影响力低，没有国际化操作的经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企业低成本和熟悉本土市场的长处较容易被跨国企业学习，但缺乏核心技术等短板则不易单纯通过自身的积累来加以补强。假以时日，中国企业无法弥补短板，而自己的长处又不再是长处时，势必难以立足。这就是李东生所说的“并购的风险大，但不并购的风险更大”的内涵所在。
　　当然，将理论上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难度之高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困难大并不意味着不能成功，只要战略合作的双方有强烈的合作和双赢的理念，有很好的沟通，有创新性解决问题的精神，它们完全可能成为成功者。如果它们成功了，对中国企业而言，就开创了一条通过国际并购迅速提升国际竞争力并成长为世界级企业的可行路径。即使并购没有成功，亦可为中国企业积累宝贵的国际化运营经验；对于并购企业而言，也仍有通过吸取教训再图霸业的机会。
　　国内亦有人担忧，中国企业的表现，令人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大肆收购美国企业的情形，中国企业是否会重蹈覆辙？坦率地讲，对此我们也心怀忐忑。不过，我们相信，在市场化进程中摸爬滚打了二十来年的中国企业，没有理由在别人跌倒的地方再次跌倒。
　　也许，需要指出的是，在做大做强方面，民营企业自身素质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环境。没有良好的环境就没有优秀的企业。很难想象，中国如果不搞改革开放，会产生现在的这些民营企业；同样很难想象，眼下的市场环境能产生中国的IBM和微软。中国现有制度能鼓励民营企业做起来，但并不鼓励民营企业做大。而如果民营企业做不大，中国经济就没有希望。德隆倒下自有德隆自身的问题，但我们的环境和体制就没有问题吗？为什么在民营企业资金链条断裂时，没有人愿意为他们埋一次单？　
　　因此，真正让我们担心的是，在这次并购中，是否有非经济因素在起作用。了解中国民营企业艰难发展历程的国人，清楚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和众多国企享有的绵绵父爱相比，和不少外企享有的超国民待遇相比，中国的民营企业生来就命途多舛。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中国民企，自然也掌握了在夹缝中生存成长的招数，就像马克·吐温笔下的汤姆·索亚一样。尽管有时这些招数有点出人意料。联想此举，是否有经济因素以外的考虑，我们不无担心。
　　在20年的风风雨雨中，联想小心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险滩暗礁，作为国内难得的明星企业，我们真诚地祝福：联想，一路走好。

　　□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常务理事　李楯

　　艾滋病作为一种疾病，它是生物学家、药物学家和医学家去对付的事，但作为一种问题则是另外一回事。艾滋病是一个被高度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标识化的问题。我觉得每一个政府和每一个国家的公众在面对艾滋病问题时都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一定要区分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在别的国家和在本国究竟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表现，这样才能作出一个比较恰当的回应。艾滋病问题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问题？我想讲几个问题。

　　当谈到艾滋病的严重性时，往往要谈到它对国家安全、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以及国民整体的健康和预期寿命的影响。影响到底有多大？我觉得中国有许多和别国不一样的情况。

　　第一个问题，艾滋病在中国不是什么问题。当谈到艾滋病的严重性时，往往要谈到它对国家安全、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以及国民整体的健康和预期寿命的影响。影响到底有多大？我觉得中国有许多和别国不一样的情况。
　　首先谈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影响国家安全的问题有两类：一类是战争，这就是所谓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再有一类就是国际问题(在政治学上称为非传统安全问题)，像疾病、信息、金融这样一些影响国家安全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首先是台海问题，其次则是朝核问题、与民族分裂相关的恐怖主义活动。这些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远远大于艾滋病。除此之外，社会动乱、金融、信息、粮食、水资源和重大灾害等都比艾滋病对中国的影响大。
　　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问题能影响到国家安全呢？最起码要具备这么几个条件：第一，经济增长的比例大幅度下降，或者出现负增长。第二，企业、学校这些单位没有办法正常运行，人们的正常生活受到影响。第三，政府必须集中相当的力量来应付因为疾病流行而带来的问题，以致日常工作不能按常态进行，更严重的就是在警察、军人、公务员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染病，甚至军队、警察缺乏健康人员的补充。我认为在可预料的时期内，艾滋病绝对没有可能引发上面这些情况。
　　再来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人不断在官方传媒上发布信息，说如果2010年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达到1000万，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成果就会毁于一旦。有没有这么严重？艾滋病会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的说法，源于世界银行的一份权威出版物，但它依据的主要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情况。中国和这些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从这些国家中产生出来的分析方法，不能用来解释中国问题。
　　说艾滋病会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理由有两个：第一种说法——艾滋病使青壮年丧失劳动能力，造成劳动力短缺，导致国家经济衰落。但我们不要忘了，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国家，公布的失业率在4.5％左右，即使我们现在的感染者是84万，甚至是1000万，也不可能造成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再一种说法，由于很多人感染艾滋病，所以会使企业的成本增加。其实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大部分在农村，他们多数不是企业的正规就业人员，而且按照我们目前的企业用工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很少会有企业为已经发病的艾滋病人支付医药费，所以这种说法也很难成立。
　　接下来谈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我的看法是，在近期可能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是农村的征地、城市的拆迁，以及下岗、失业、买断工龄等潜在可能引发的事件。其次，如果发生大的灾害也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再次，就是刑事犯罪和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行为。艾滋病除了在个别地区引起过一些群体性事件，或者在个别时候引起过社会恐慌，比如像天津和北京的扎针事件，不大可能引发牵动全局的事件。
　　至于说在整体上影响到中国人的健康和预期寿命，我觉得比艾滋病更严重的是教育、医疗保障这些基础设施和相关制度，以及生产安全、交通安全、劳动保护和一些相关制度。我们因为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去年就是12万多，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也是10多万。除此之外，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才能在整体上对中国人的健康和预期寿命造成影响，而这些病的影响要大于艾滋病。

　　为什么从生物医学技术上看是很难传染的疾病，在现实社会中却快速扩散，肆虐全球？这正是由于以往人类在防治艾滋病的方法和政策上只注重高危人群，而忽略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因素。

　　第二个问题，艾滋病是病毒带来的灾害还是发展中的问题？对于艾滋病的发病原因，我们强调最多的就是性传播。不错，艾滋病在美国首先发现于男性性行为中，艾滋病在非洲、南亚、东南亚大量也是通过异性传播。但艾滋病在中国性传播的比例一直不高，虽然有人一再讲它要成为第一位的原因，一再讲目前比例上升了。确实是上升了，但我仍然认为它不高。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据了解，即使没有保护的性行为(不用安全套)，男传男的概率是1％，男传女的概率是0.5％到1.5％，女传男的概率是0.3％到0.9％，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概率是很低的。我们没有把这个告诉公众，我们的宣传带有一种恐吓性质，我们也没有向公众解释中国为什么不是这样，中国为什么不像南非、东南亚那样有较高的性传播比例。
　　另一方面，中国有世界少有的因为卖血得艾滋病的情况，我们在宣传中也很少告诉公众血液传播的概率是90％以上，包括吸毒也是血液传播。这种传播概率是不安全性行为概率的600到1000倍，我们没有把这个结果告诉公众。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宣称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罪魁祸首是地下黑血站，而现在已经控制住了。但我们至今仍然很少看到有黑血头按照刑法的规定被追究责任。
　　从生物医学技术上看，艾滋病是一种很难传染的疾病。感染者和被感染者都要有身体的破损才能造成体液的交换，包括血液、精液和乳汁。为什么从生物医学技术上看是很难传染的疾病，在现实社会中却快速扩散，肆虐全球？这正是由于以往人类在防治艾滋病的方法和政策上只注重高危人群，而忽略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因素。这也是导致世界性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收效甚微的原因。
　　全世界95％的艾滋病感染者在发展中国家。非洲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3％，艾滋病感染者却占世界艾滋病感染者的69％，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0.5％，艾滋病感染者却占了世界艾滋病感染者的10％。中国80％以上的感染者都是弱势群体，大部分是农民。所以，艾滋病在贫富差异的群体和地域中，其传播途径和治疗状况都是有着明显差异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前提，我们认为艾滋病暴露了发展中的问题，即相当一部分人处于贫困和被边缘化的状态，缺少和主流系统的沟通，缺少从主流社会获得防治信息的渠道，没有医疗保障和其他安全保障，包括在艾滋病防治事务中处于被动状态。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艾滋病的传播就很难遏制。

　　艾滋病的影响究竟是什么？第一位的就是残害生命，降低生存质量。我们在讲艾滋病的时候，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忽略了感染者和易感人群的权利，过分夸大了它对经济的影响，而掩盖了一些人的利益。

　　艾滋病的影响究竟是什么？第一位的就是残害生命，降低生存质量。我们在讲艾滋病的时候，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忽略了感染者和易感人群的权利，过分夸大了它对经济的影响，而掩盖了一些人的利益。有人说艾滋病造成的经济损失有几千亿元。这是怎么算出来的？从宏观上说，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半数以上是毒品使用者，这些人大多数在农村，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微乎其微，同时他们也基本上不消费公共产品，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损失？从微观上说，有人觉得它对一个家庭的经济损失总是有的吧？但这不只是艾滋病如此，在中国一切大病都是如此。当然，在降低生存质量上，艾滋病和其他疾病不同的是，感染者及其家庭因此而蒙受污名遭受歧视，尤其是那些由于性交感染和吸毒感染的人，他们将蒙受双重污名。我们一直强调不要歧视艾滋病感染者，特别是不要歧视那些由于自己的行为而感染艾滋病的人(占全部感染者的70％)，但我们能做到吗？我觉得这个路还很长，歧视同样给生存质量造成了影响。
　　第二，艾滋病破坏了人际关系，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相互提防，使歧视扩大，使违背法治与善治的政府行为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合法”化。我们在价值观上确立了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就是对人的权利的认可、尊重和保护。但在艾滋病面前，它受到了挑战。当“保护人的权利”和“保护公共卫生”的关系作为问题提出来后，人权的观念在实际上就受到了挑战。怎么协调？我们是不是为了公众健康，就可以无视一些人的权利，哪怕他是少数人甚至是一个人？我个人认为这根本不是理由，而且这两者之间不存在有些人所说的那种矛盾。
　　我们要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产权，一个是信任。信任是非常重要的资源，艾滋病进一步破坏了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很糟的信任状况，这对经济发展会有很大影响。如果一个社会缺乏信任，就不会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不会有在市场经济下的激励相容和共同富裕。我觉得如果要讲艾滋病对经济的影响，恰恰就在这里。
　　艾滋病的第三个影响就是降低了政府的信誉。因为艾滋病检验着一个政府的回应能力和价值取向，检验着一个政府的公信力。现在，我们的政府在艾滋病防治上有着很好的信誉，这得力于政策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我们开始知道有这样一种病，当时认为这是由资本主义腐朽没落造成的，于是筑起一道新的长城拒艾滋病于国门之外。后来发现云南某村有人因吸毒感染艾滋病，认为严厉禁毒、禁娼就可以了。再后来在卖血的人中发现了艾滋病，于是制定献血法和血站规则等，认为把血管起来就可以防止艾滋病的传播。现在，政府承诺出钱给感染者治病。如果政府的这种转变更早一些、更快一些，我相信对艾滋病问题的解决、对政府的威信、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会更好一些。

　　我说艾滋病是一种标识，不只在于这个事情自身有多么严重，而且在于它显现了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的几乎全部主要问题。

　　前面讲了艾滋病不是什么，艾滋病是什么，艾滋病究竟显现了什么问题。我说艾滋病是一种标识，不只在于这个事情自身有多么严重，而且在于它显现了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的几乎全部主要问题。一国政府在艾滋病问题上处理得好与坏，关系着该国的国际信用、国际贸易、经济发展、政府与民众的关系，等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艾滋病究竟显现了哪些问题？
　　第一，显现了我们对健康权的维护不够。这涉及到价值取向、发展目标和资源配置等问题。怎样统筹协调，使真正有需要的人受益，使等量的投入能有更多的产出，使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很多问题我们还没有理清楚。第二，显现了社会公众参与得不够，显现了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有人对世界性的扶贫工作提出批评，说要形成一个扶贫产业，贫没有扶好，倒养活了一大批人，因此不要让艾滋病防治工作形成一个产业，养成一批人靠这个吃饭。我认为靠这个吃饭是可以的，但如果吃了一点儿贡献都没有，那就不应该了。另外还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比如社区重构、自治和互助、司法援助等。
　　艾滋病的流行摆在我们面前的究竟是什么问题？我一开始讲了由于危言耸听，会浪费有限的社会资源，会形成新的利益，会误导公众和决策者，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和歧视。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被忽视的往往是感染者以及易感人群的权利，被夸大的是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而隐藏的则是某些人或者某些组织的利益。我们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已经形成了唯恐人们不重视艾滋病的人群，不得不在口头上重视艾滋病的人群以及在实际上就是不重视艾滋病的人群？是否已经形成了因为艾滋病而受害的人群，因为艾滋病而得利的人群和与艾滋病无关的人群？

　　(本文原系李木盾教授11月28日在国家图书馆的演讲，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