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业热”过热未必理性

广州日报
  今年刚刚全面进入高校的托业考试(即职业英语考试),迅速引起了各地大学生的热烈“追捧”,仅北京地区参加考试人数即已突破1万人。

  可以说,“托业热”的出现是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的逻辑必然。由于有着“商业托福”之称的“托业”考试被微软、宝洁、松下等多家大型跨国公司认可,“托业”证书已在一定意义上几乎成为应聘大型外企的必备证书。“托业”考试的迅速火热,反映出毕业生期望到外企等“好单位”就业的急切心理。
  但是,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度,即使是参加实用英语技能考试,热度太高也并非好事。对于“托业”考试,大学生们应当保持清醒头脑,不宜盲目跟风。因为在大学学习阶段,最重要的是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提高综合技能水平。即便“托业”证书能够成为求职的敲门砖,但外企最终看中的仍会是实际工作能力,光会外语而无真才实学无法在职场长远立足。
  我们从“托福”近年来降温的现实来反看就能知道,留学欧美的“海归”在国内找到一份好工作尚且不易,难道在国内拿到一张还未经实践检验的外语合格证书,就一定能轻松地成为一名外企白领吗?
  实际上,合适的工作才是好工作,有发展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处于就业关口的大学生们最缺乏的,恰恰就是对职业方向的准确把握和对职业生涯的合理规划。

不吃果子狸,不拿健康和生命冒险

南方都市报
  广州又进入SARS病毒发作的危险期,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前日特别指出,前年和去年的SARS发作均在12月下旬左右,未来20天需要特别警惕。而让广大市民当心SARS重新发作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因素是民意测验显示,仍有5%的市民认为果子狸可以吃;另一个因素则是,今年冬天又可能是暖冬,给SARS创造了难得的侵害人体的机会。

  人类的疾病很多都是从口入,SARS的大规模传播同样与我们的吃喝方式有很大关系,尤其是与吃果子狸有关。医学研究已经证实果子狸与SARS脱不了干系:其一,从果子狸身上分离到SARS样冠状病毒并发现其基因和人类SARS冠状病毒同源性很高。其二,流行病学的调查表明2002年底首发SARS的病人多与动物,如果子狸,有直接接触。其三是野生动物市场、果子狸饲养场和野生动物酒家从业人员血清中SARS-IgG类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非野生动物从业人员。
  这些事实有力地证明,果子狸是SARS病毒的主要载体。所以,为了我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不吃果子狸是上上之策。当然,不吃果子狸不仅是为了切断SARS的传播源和途径,而且还意味着尊重生命、分清主次和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创造更文明的生活方式。
  不吃果子狸是没有必要拿我们的健康和生命去冒险,这既是对自己的健康和生命负责,也是对亲朋好友和他人的健康和生命负责。诚然,民以食为天,而且温饱之后,很多人还想到要进食更多更好的饮食,既丰富生活,又增进营养,还享受吃的乐趣。所以,不仅仅是吃果子狸,而且还有很多人拼死吃河豚。这也是我国在饮食文化上的一大传统与特色。
  和拼死吃河豚不同的是,吃河豚出了危险,那只是危及一个人,如果吃果子狸染上了传染性极强的SARS,就不仅仅是食者一个人的问题,食者的亲朋好友及同事,甚至他/她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染上SARS,而且也都有生命之虞。因此,为了自身、亲朋好友及他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和责任不吃果子狸。
  另一方面,不吃果子狸不仅仅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同样也是一种良好和文明生活方式的体现。因为果子狸属于野生动物,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我们已经能靠栽培庄稼、饲养驯化动物来满足自己生存的所需,而这样的生活方式被证明是既能满足人类的能量需求,又是一种良好而文明的生活方式。抛弃已有的行之有效并且是安全的生活方式,当然会被视为是不文明的生活方式,而爱食用野生动物和群食共餐就被我们自己视为是中国人十大陋习中的两种。
  之所以说食用果子狸等野生动物是陋习,是因为会造成滥杀野生动物,有违动物的权利。无论站在动物权利的角度来看,还是站在人类为中心的立场看,都是得不偿失的。且不说不尊重野生动物而造成动物权利者和环保主义者的抗议,即使是站在以人类为中心的立场上看,不吃果子狸也是为了不让疾病缠身,因为人类的很多种疾病都是人畜禽共患病,SARS就是这么一种疾病,而更为凶险的埃博拉也怀疑是非洲人吃灵长类动物,如猩猩、猴子等传染上的。
  当然,不吃果子狸不仅仅是一个生活方式问题,也同样是政府、商家、媒体和市民等各界的共同责任。政府和媒体有责任呼吁公民不吃果子狸等有可能传播疾病的动物,政府甚至有强制管理的义务和责任,商家也有责任不买卖、不做果子狸肉食的责任,公民同样有不吃果子狸的责任。只要没有了消费果子狸的市场,包括无人消费和无人买卖,就会禁绝果子狸和其他野生动物向人传播SARS及其他疾病的途径,人们的健康和生命才有保障。
  因此,为了全社会的健康,为了你我他所有人的生命安全,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自觉地禁食果子狸,切断SARS的传染源和途径。

Kongfu 功夫

《功夫》精彩剧照
  《功夫》一片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广东。周星驰饰演一名无可药救的小混混——阿星,此人能言善道、擅耍嘴皮,但意志不坚,一事无成。他一心渴望加入手段冷酷无情、恶名昭彰的斧头帮,并梦想成为黑道响叮当的人物。此时斧头帮正倾全帮之力急欲铲平唯一未收入势力范围的地头,未料该地卧虎藏龙——痴肥的恶霸女房东肥婆加上与其成对比的懦弱丈夫二叔公,率领一班深藏不漏的武林高手,大展奇功异能,对抗恶势力。

  周星驰的“功夫”

  周派"无厘头"已经被青年们捧成了传奇,而现在的周星驰不在是以前那个靠夸张放纵的喜剧表演来赚取笑声的星爷了,多年以来对李小龙的和中国功夫的那份痴迷、热爱使得周星驰彻底放弃了他传统的无厘头喜剧,去追寻自己理想中的电影。在历经周折打造完《少林足球》以后,全新的《功夫》也将出炉,不知道他将用怎样的手法去演绎自己的功夫之梦。

  星爷功夫梦

  电影圈中有一种规律,如果要去表达自己的理想和真实的内心,就必须先要被别人接受,当你愉悦、更或者是麻木了别人之后,才可能让别人去接受你。多少大师、影星都是在自己成名之后才把自己的真实一面用电影去表现出来,贝托鲁奇在挣扎了多年以后终于有机会在《戏梦巴黎》中把自己无情命运和对电影的无奈展现给观众,杜琪峰也是在多年的商业丰收以后,把自己对《姿三四郎》的向往和崇拜用《柔道龙虎榜》痛快的发泄了一次。周星驰也已经不喜欢喜剧对自己的束缚,他已经压抑很久,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把握电影,《喜剧之王》只是一次胆小的试探,《少林足球》也只能算做是开端而已。这好像是一条他不愿意走的路,周星驰从来没有把演喜剧当成是自己的理想,事实上自从无线艺人训练班毕业以后,星爷就等待着机会。从小就崇拜李小龙为偶像的周星驰,因李小龙,他才立志要做个演员;也因为李小龙,周星驰立志要做一个武术家。周星驰曾经说过:"除了李小龙,我也发觉自己有点天分。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表演,在众人面前演戏也不害羞。"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时星爷为他这个单纯的理想付出得还不够多,试图去进入其中,但总是郁郁不得志,离开了儿童节目、电视剧和无线的束缚,星爷还在继续寻找机会去实现他的梦想。

  走入无厘头

  1988年,吴宇森纪念张彻的名作《龙蛇争霸》中第一次看到了一个纯粹"江湖"味的周星驰,一个豪情万丈、义薄云天的黑帮人物,周星驰不再像以往似的"大男孩"风格,完全脱离了电视剧表演的庸俗。内心最深处周星驰想去成为一个真正的"男性式"演员,去演动作片、黑帮片,甚至可以是武侠片,对李小龙的崇拜使他一只在追寻这个理想,可是李修贤、姜大伟,甚至是黄霑都挡在了他前面,以至于现在很多人看到这部电影都感觉到周星驰是个"跑龙套"的。出师不利的周星驰开始沉沦,在他看来,他开始演的一些电影变成了"垃圾片",他在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电影已经不能使他兴奋起来。可是外界的声音这时却与周星驰内心的痛苦和理想的渺茫截然相反,1990年他和张学友合作拍《咖哩辣椒》,才开始受到观众喜爱;到1991年以后,《整蛊专家》、《新精武门》、《龙的传人》、《赌 霸》、《逃学威龙》系列、《赌侠》系列、《家有喜事》,以及一连串的古装喜剧如《威龙闯天关》、《鹿鼎记》、《武状元苏乞儿》等,票房都是大收几千万港币的卖座电影。这些与周星驰理想完全相悖的电影其实并没有让他幸福起来,这种"无厘头"式的表演让他更加痛苦,周星驰觉得自己又变回"大男孩",可以想到,只有深夜在李小龙的画像前他才能去享受"理想"给他带来的快乐。生活在自己建造的牢笼之中,所有人可能都会认为是无厘头式的喜剧使周星驰走向成功,在整个90年代周星驰都在喜剧中去表演,去用虐待自己来愉悦别人,很多人为他的喜剧痴狂,他在喜剧中不只是成功而是辉煌。越辉煌就越是反抗、挣扎,厌倦了所有商业的喜剧片,周星驰开始释放自己的理想,他要表达自己的理想,表达他的压抑,表达他对李小龙的敬仰。《喜剧之王》被骂得很惨,观众已经习惯了周星驰的"无厘头"搞笑方式,大吵大闹,讽刺夸张,让人眼花缭乱,直至眩晕。突然间这一切都没有了,周星驰变得返朴归真了,开始尝试笑中带泪的喜剧形式。星爷用自己的电影把自己从小人物起家的坎坷经历表现了出来,他想去发泄自己的过去,让观众看到另外一面的周星驰,从在片场跑龙套开始,到导演的漠视,周围人的嘲讽,自己的怀才不遇,一心忠爱于演艺事业,而演艺圈中却充满着尔虞我诈。周星驰用黑色苍白的小人物遭遇重现自己的过去,把喜剧最后拍成了悲剧。周星驰对自己的理想进行了更直观的发泄,话剧台上非常认真表演但又很"搞笑"的《精武门》,是他对李小龙和功夫电影的一种崇拜,而话剧台下的空无一人又是别人的对他这种崇拜不理解的一种表现,也是这种崇拜所带来的孤独感。《喜剧之王》在上映之后并没有得到整体上的认可,人们也并没有完全理解周星驰这种宣泄,没有去深刻的去理解周星驰,只是一味的在说周星驰的这部电影没有以前的电影那么的搞笑。当这些负面炒作都过去之后,冷静下来,人们慢慢的反思《喜剧之王》,才发现了它的内涵,才有人恍然大悟、大呼精彩,这是人们摆脱了从前的周星驰,重新认识这部电影的结果。

  功夫新时代

  《喜剧之王》也只能算作是一次试探,周星驰并没有完全把自己解放出来,他还没有胆量完全抛弃票房的影响,所以片中还能看到一些显而易见的商业手法,如故意制造出来的夸张笑料、成龙大哥的友情客串等等。《少林足球》才是周星驰自我"解放之路"的第一部作品,一部彻底的功夫片,抛弃了原有星爷电影的所有风格,重新量身打造、另起炉灶。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周星驰抛弃了很多,同时也学会了很多,他的电影从此没有了笑声。片中周星驰俨然一副丐帮弟子的打扮(尤其是那算破鞋),对中国功夫更是无限痴迷,各种类型的功夫一应俱全,并继续把对李小龙的崇拜加入到电影中来,那身黄色的功夫服使人很快就会想到李小龙。影片虽然打着足球旗号,但是所有足球动作和人物设计都是以功夫片理论作为出发点,周星驰想把对功夫的表现和对李小龙的崇拜放到任何地点,并可以借用任何场合。另外找来陈国坤假扮李小龙,意义并不在于制造看点这么单纯,犹其他最后受伤出场的一幕情景,就更像是周星驰对李小龙和中国功夫的一种崇高敬礼。

  事实上周星驰为追求"理想"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少林足球》全港6000多万的票房成绩,创造了香港开埠以来的新记录。但是作为一部功夫片来讲,过多的电脑特级显得影片不太真实,看起来就像一部中国版的《黑客帝国》,把中国功夫和电脑特级融合到了一起,无论是赵薇的太极手接球,还是周星驰的旋风射球看起来都好像有些超出了中国功夫的范围。遗憾总是要有的,但这次周星驰重金(据说3亿)打造《功夫》就是像把自己的理想发挥到极至,从片名上就直接点中了主题。无疑这部《功夫》依然是周星驰抒发理想之作,他一定会继续自己的"李小龙情节",这会是一部更加真实、精彩,包含大量曲折剧情的功夫片。周星驰已经完全放弃了过去的"无厘头"式喜剧表演风格,将会进一步开拓功夫片这一他一生向往和追求的电影。

强势汉语须源于强势中国

南方都市报
  昨天有媒体报道说,在政府的主导下,一系列名为“孔子学院”的语言学校已经并且还将在海外创办。根据有关官员的说法,创办这些学院的目的是全球化的背景下推进中国“汉语战略”,推动汉语成为强势语言。
  这一战略的用意当然是很好的。作为说汉语、写中文的中国人,谁不愿意汉语成为世界性语言,成为国际商业通用语言,成为国际会议通用语言,甚至成为世界娱乐圈通用语言?那样起码可以节省我们学习其他语言(主要是英语)的成本。
  不过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自发秩序的话,那么最典型的就是语言和时尚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创造出语言来或将一种语言人为地变成一种世界性语言。世界语尽管已造出一个多世纪,并一直有人在非常认真地推广,但迄今为止它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

  同样,将某种语言塑造成世界性语言的努力,似乎也没有成功的先例。以法语为例,为了维护本国语言的纯洁性,为了推动法语成为(或保住)世界强势语言的地位,法国政府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法律,法国一些人也显示了某种倔强心态。人们对法国政府的这些努力津津乐道,但法国人与外国人做生意可能还是得说英语。
  其实英语的强势地位乃是自发形成的。英语确实在当今世界处于某种明显的强势地位,但我们需要避免使用“霸权”来形容这种地位。霸权显然意味着有一个人或一群人在有意识地利用其优势地位控制其他人,并以损害他人为代价获得某种利益。然而,有意识地操纵英语以谋取利益的是谁呢?
  英语的强势地位不是通过某种语言战略有意识地获得的,而只是英语民族在其它方面取得强势地位的一个附带结果。尤其是在商业方面,英语民族成熟而完善的商业交易惯例与法律体系,是英语成为国际通用商业用语的关键。而一旦英语成为世界性语言,它也就不是英国人、美国人所能控制的了,更不可能是英国人、美国人自豪的对象,毕竟流行于世界各地的“洋泾浜英语”才是最强势的英语。
  换一个角度看,英语之所以成为一种强势语言,不是因为(至少现在不是)英语国家在有意识地推广英语,而是因为说其他语言的人在主动地学习、接受英语。中国数以亿计的人在学习英语,人们花在学习英语上的时间和金钱,可能远远超过学习中国古典。之所以如此,仅仅是因为无数普通人觉得,学习英语对自己的事业或对孩子的未来有好处。
  可见一种语言成为强势语言,基本上是自发扩展的结果,而不是刻意规划、推动的结果。在和平时期,一种语言能否成为世界性语言,取决于说其他语言的人是否具有学习这种语言的意愿和热情。假如美国人、法国人自愿学习中文、汉语的人的比例,相当于现在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比例,则中文、汉语自然就是世界性语言。
  这一点在一国之内表现得很清楚。粤语之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流行于中部和北方时髦青年人群中,不是因为广东人制定了完美的粤语推广战略,而仅仅是因为这些青年人喜欢粤港娱乐文化。同时也是因为香港和广东商人得风气之先,而别处的人们需要与他们做生意。
  因此,汉语能否成为世界性语言,政府的对外语言推广项目或许会有一定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则取决于说汉语、写中文的人能否在国际商界占据主导地位,取决于中国的文化、思想、学术是否具有跨越国界的吸引力,从而那些说其他语言的人是否具有学习中文、汉语的意愿。海外人士出于自己的利益与美学考虑而形成的学习意愿,才是中文和汉语成为世界性语言的根本动力,而这样的意愿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无可否认,在说其他语言的国家的某些群体中,已经出现了局部的“汉语热”。对于这种热情,我们应当非常珍惜,利用我们以中文、汉语为母语的优势,向这些人士提供帮助。但考虑到语言的自发性质,这样的帮助主要应当是民间性的、商业性的。
  让民间通过商业化的渠道来帮助海外人士学习中文、汉语,将会被证明是最有效率的,也是可持续的。假如说其它语言的人士确实对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或者可以从与中国商人做生意中得到好处,那么他们是会乐意支付学习中文、汉语的费用的,就像中国人不计成本地让孩子学习英语一样,这给海外和本土的语言学校创造了大量商机。同样,假如海外确实存在教授中文、汉语的商机,商人们肯定会看得到。政府只要允许这些商人到海外销售语言教学服务即可。

毕业生逃课求职 纵?禁?高校叹两难

  学生:四年大学只读三年,基础未牢今后职场能否立足?
  学校:教学秩序要维持就业率也要保证,矛盾如何平衡?

南方都市报
  “算了算,这个学期以来我平均每周只上了一节课!”中大一名大四学生掰着指头算了算,自己也吃了一惊。从这学期开学,他就和其他同学一样,早早开始忙着做简历、参加各场招聘会。记者了解到,不少学生从大四上学期一开始就忙着找工作、实习,进入11月份后,求职进入了高峰期,大四课堂上更是常常唱起了“空城计”。在“就业大过天”的形势下,无论是学校、学生还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都处于尴尬的“两难境地”。

  学时:大四频唱空城计 四年学制变三年

  “我们班有80%的学生来参加今天的招聘会,老师被迫调课。”广东商学院法律系同学小陈无奈地说。上周二、周三,研究生专场招聘会、应届毕业生大型综合类招聘会连续两日在中大举行,两场招聘会共吸引了近5万人次各高校毕业生,不少学校为了让学生不错过求职机会,只好调课。而在那些没调课的高校,学生只好逃课前来参加招聘会。事后,某高校一名大四任课老师告诉记者,“周三那天,课堂上唱了空城计,原本40多人的课堂上,只剩下寥寥几个人,学生们都跑去参加招聘会了。”
  根据规定,针对毕业生的招聘会必须于11月份才能进校园。但事实上,随着就业压力增大,不少应届毕业生从大三下学期或大四上学期一开学就忙着为求职做准备。除了招聘会高峰时期忙着参加各类大小招聘会外,他们还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制作简历,修整形象,实习等等,为找工作做好准备。
  来自中大理工类专业的学生小许从大四上半学期就通过某单位的面试,与该单位达成协议:先实习三个月,再看看能否通过最后一关成为正式员工。“我当时毫不犹豫就答应,毕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机会不容易。”小许说,“功课嘛,只好和系里商量,尽量补回来。”

  学生:课程还能补回来 招聘会不能缺席

  “课程以后看看笔记还能补回来,但是招聘会是‘一次性’的,或许少来一场就少一次好的机会!”在中大招聘会现场,小周的说法代表了在场很多学生的看法。小周是暨南大学中文系大四的学生,他称:“我们中文系大部分同学在大四的时候都没有专业课了,在选修课上请假来参加招聘会并不过分。”
  华南农业大学的同学小吴则很无奈,他们在大四的时候还有专业课,但是为了招聘会,他还是忍痛逃课。“担心没能找到好工作啊!有的时候心里也挺矛盾,如果不去上课,专业基础知识就没有打好,但是如果不来招聘会,那就找不到好工作。”
  不少学生提出,学校能否考虑调整教学计划,或取消毕业论文,或把课程全部放到前三年,最后一年专门让学生找工作。

  学校:不鼓励逃课求职 就业机会也难舍

  针对这种现象,各高校负责教学计划制定和安排的教务处负责人们的态度均很坚决。他们认为,本科四年的教学计划是根据科学的考量方法制定的,不会因为学生找工作而调整。学生逃课实习或求职固然可以有自己的原因,但学校不会鼓励这种做法。
  华南理工大学教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现在的问题是有些招聘会不放在周末举行,因此才影响了正常的教学。其实,一些大型的招聘会完全可以放到星期六、星期天举行。”他表示,从理论上来说,学生逃课是要处理的,维持一个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暨南大学教务处有关负责人则肯定地表示:“学校的教学秩序不能因为招聘会改变!学校还是会按照原来的教学计划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不会因为学生去参加招聘会而随便停课、调课,更不能因为招聘会而压缩教学时间,压缩教学质量。”
  然而,各高校负责学生就业的老师则另有“无奈“。他们表示,就业压力不止学生有,学校也有很大压力,就业率直接影响到学校评估、招生等各方面问题,因此一到大四,各高校都千方百计替学生寻找出路,联系企业,开招聘会等,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就业率。“现在我们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我们并不鼓励学生逃课求职,但更不能让他们放弃找工作的机会,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也是我们比较苦恼的事情。”一名高校就业工作负责人表示。

  政府:招聘时机不能晚 尽量安排在周末

  对于来自学生和高校的“无奈”,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也直言:“我们也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该负责人表示,在十多场分行业专场和综合类招聘会的时间安排上,就业指导中心已经充分考虑了高校教学的实际情况,各专场招聘会尽量放在周末举行,“其实企业都希望能尽早举办招聘会,但政府部门就是考虑到对教学的影响,因此硬性规定招聘会要11月份才能进校园,而将招聘会安排在周末,目的就是尽量不影响正常教学。”
  针对放在工作日举行的招聘会,该负责人表示,从时间安排上,综合类招聘会如果不放在工作日,就只能放在周末或放到下学期。“招聘会开始得太晚,企业就会先到外省招聘,这样一来,广东的学生不就亏了吗?”
  他表示,不少学生除了参加教育厅主办的招聘会外,还忙着参加社会上举办的各类招聘会,因此才加剧了上述现象,而对于这点,国家很难调控好,只能由学生自己调节。

  ■热议冷思:有必要每场招聘会都去吗

  暨大一名任课老师告诉记者,这种现象这两年来变得越来越严重。“一方面,我们理解学生求职的迫切心情,但一方面,他们放弃了课程去找工作,对自己也是损失。”他痛心地说,“本科课程设置为四年是经过科学制定的,现在学生忙着找工作,四年制几乎变成三年制了!”
  暨南大学从事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的学生处李坚副处长指出,如果单从由省教育厅举办的招聘会来看,并没有对学校教学造成什么影响,关键的问题在于学生的心态。他称,十多场招聘会加上学校不定期提供的信息,这些岗位基本上已经能满足学生的需求。很多学生找工心切,不愿意错过每场招聘会,这是心态问题,而非需求问题。
  “找工作是应该的,但首先要学好知识,如果没有能力,到最后连毕业证都拿不到,凭什么找工作呢?再说,如果用人单位知道学生不尊重学业,也未必会聘用他们。”
  省教育厅高教处有关专家则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现在招聘会早进入学校在客观上的确会影响学校的教学进度。但是现在社会就业形势严峻,学生就业压力大。学校也应该适当地为毕业生开一下“绿灯”,在课程安排上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为学生提供就业的有利条件,例如调整实习时间等等。如果一个学生花了好几万块钱在大学四年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他应该怎么办呢?

广州足球真堕落了吗?

南方都市报
  日前,国内某著名体育大报做了一个“中国足球城市影响力排行榜(TOP10)”专题,从1.职业足球战绩,2.职业足球投入,3.群众足球基础,4.球迷忠诚度,5.媒体关注度,6.城市英雄魅力,7.市场化程度等方面进行排名,曾经贵为“三甲之城(同时拥有三支甲A球队)”的广州排在重庆、天津、深圳、青岛等城市之后,前十名都不入。该报同时刊登了一篇作者署名为“尹诗书”的文章——《广州,无声中堕落》,从“广州这座城市以及广州人的性格”,来分析广州足球“堕落”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足球城市影响力排行榜(TOP10)》和《广州,无声中堕落》出街后,引起了广州足球界人士的极大震动,而其中被誉为中国最早一批职业足球经理人之一、现任广州日之泉俱乐部副总经理的刘孝五算是反应最为强烈的一个,他在《广州,无声中堕落》一文刊出当天就给本报发来一篇读后感,反驳尹诗书一文的观点,并指出,“不研究广州足球可能是中国足球的悲哀!”
  本报今日特刊出刘孝五和尹诗书的文章,同时附上本报记者对广州市足球管理中心主任孔茂胜关于广州足球现状的采访稿件,目的在于抛砖引玉,让更多真正关心广州足球的人士来参与讨论,为广州足球发展献计献策。

  为广州足球正名 为市场足球呐喊
  ——读《广州,无声中堕落》一文有感

  我不清楚尹生是足球记者还是社会学家?虽然篇幅不大,但读后颇不是滋味,我想这位尹生近三年应该没有到越秀山看过球了,而且不应该是一位足球记者,所以没有认真研究“足球”,发表了不少“外行”话。在此我也写一篇文章为,广州足球正名,为市场足球呐喊!
  广州足球现在并不是中国的顶级(中超)水平,这是事实。但我们在全国足坛领先的东西很多很多:比如广州是最早企业冠名球队的(白云山)。是最早有职业队的(1993年1月8日成立的太阳神)。是最早引进外援的(马丁)。是最早引进内援的(李强)。是最早有德比的(1994年太阳神VS宏远)。是最早拥有两支甲A球队的(太阳神、松日)。最早出现一座城市拥有三支甲A队比赛的(1996年太阳神、松日、宏远同在广州市设主场)。广州是最早打赢足球国际官司的(广州队状告丹麦外援中途离开球队)。广州队是最早收取电视转播费的(1995年收取140万元)。广州队是最早进行解放军军训的。最早搞足球宝贝的。最早推出个性化广告的。最早推出足球形象大使的。最早设立功勋球迷专座的。由于观念超前炒教练也是最早的(周穗安事件)。总经理和主教练最早产生矛盾的(杨张之争)。最早出现全体球员提出转会的(被称为太阳神大逃亡)。最早有“关联”(太阳神二队打上甲B第三,一家俱乐部有两支甲级队)。最早出售球队(太阳神二队售给松日)。甚至最早赌球。最早司法介入(抓赌球)。最早通过正规的拍卖公司出售球队资源。
  广州人和广州足球是有“小富即安”的思想,但不能说是“目光短浅”,既然足球应该成为一个产业(如果不承认足球是个产业则不需要看我的文章,那是对牛弹琴),那么从业人员首先应该以“生存”为目的,只有生存下去了,才有可能谈得上发展!我注意到尹生的文章和本版的《中国足球城市影响力排行榜》,排的都是拥有中超球队的城市,其实这样的排位法和中国足协的“出线足球”是一脉相承的,好像只要职业队水平高,这座城市就可以称得上是足球城市,世界杯或奥运会出了线中国就是世界足球强国?用这样肤浅的理论看广州足球自然得出“没人相信广州足球有一天会翻身,因为它的基础体系已彻底坍塌”这样的谬论!
  尹生可能不知道这几年广州足球的各级梯队始终在全国前八名之列,今年U17还获得全国冠军。广州市的正规比赛足球场居全国首位,参加足球训练的各年龄段球员包括成年人,在全国绝对进入三甲。2004年在场场有电视直播的情况下进入越秀山球场看球的观众达23.2万人,满场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五颜六色的广告牌中还出现了婚庆广告:一位球迷结婚,朋友们凑钱为他在球场买了一条广告。这样的平和球市、平稳心态,在中国绝对首屈一指。所有客队到广州比赛都受到嘉宾式的接待,球打好了,观众一样报以掌声,甚至夹道欢送。我敢对天发誓广州队从2002年1月6日开始再也没有做过什么裁判工作、对手工作,所有比赛都是干净的!并不是我们有多么高尚,只因为我们觉得再玩这些就是“小儿科”!
  足球不仅是个产业,当然也是一个体育项目,不可避免地有“胜者为王败者寇”之嫌。广州足球已经在甲B沉浮了六年,不被重视也在情理之中,但目前中国足球的现状完全不是真实的市场足球!大部分还是市长足球,由国家垄断行业搞足球的违法现象比比皆是。金融业、开发区、烟草、电力、交通甚至广播电视厅来搞足球,其结果就是“来钱容易,花钱潇洒”。大部分民营企业纷纷退出,因为“不公平”所以不玩了。政府应该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条件,但现在没有了林则徐,该平拟“物价”的人也来参与经营,政企不分,整个足球产业严重背离市场规律。这一切广州足球人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我们不能改变别人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广州足球这几年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市场化的道路,支持抓群众体育和青少年培养,不跟风、不急于求成,十一年职业联赛我们没有欠过球员一分钱,没有拖过一天工资,钱虽然不多,但价格和价值吻合!2002年俱乐部收支首次有200万盈利(当然那一年中国足协规定不升不降),这在中国职业联赛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说广州足球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这更是无知,我还一直保留着一张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到球队和球员做游戏的珍贵照片,只不过书记表态,绝不允许垄断国企花纳税人的钱搞足球。如果要广州足球在背离了市场规律的中超联赛中打拼可能真的不如在中甲,这和“目光短浅”无关!这是值得欣赏和赞扬的!
  广州足球很“另类”!在全国29支职业队中“与众不同”,它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前瞻的,搞足球的人不研究一下广州足球是悲哀的,也是尹生题目中所讲的是“堕落”的!如果要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广州人,得出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刘孝五

  ■原文照登
  广州,无声中堕落

  若干年来,人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讨论过广州足球盛极而衰的现象。讨论来讨论去,大家得出的结论可谓殊途同归——无非是广州足球市场化程度过高,得不到政府的有力支持;广州足球不注重后备力量的培养,足球人才出现了严重断层;广州足球深受赌球之害,1998年就爆出了太阳神球员赌球事件;广州球迷口味高,他们宁可看欧洲二流联赛,也不愿意看国内联赛……凡此种种,无不指向要害,却又难以让人完全信服。
  事实上,可能永远也没人能给出答案。如果要强行切入,我以为恐怕还是得着重于对广州这座城市以及广州人的性格分析——说得好听一点,是低调、务实;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小富即安、目光短浅——可以领一时风气之先,但是缺乏王者之气及大将风度。 
  或许我们应该注意到广州籍知名球员身上的普遍现象,像彭伟国、胡志军、彭伟军等等,以他们的才华和年龄,完全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但他们的结局一个个都有些灰头土脸——彭伟国是负气从深圳队出走的,临走之前连招呼也没有打一个;胡志军宁可回广州游手好闲,也不愿在申花做替补……他们原本都可以在球场上拼杀几年,却都选择了“一觉睡到自然醒”的安逸生活。
  生活艰难之时,尚能发奋图强;日子好过之后,只求轻松快活。这当然是人的天性,但在广州人身上似乎特别明显。具体表现在足球领域,就是大家都表现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态度——政府不在乎,因为他们已经不需要足球做名片,领导公开放出决不出手救市的话来;球迷不在乎,他们宁愿半夜去地下酒吧看某欧洲小国联赛直播,也不愿意到越秀山买20块钱的门票;就连广州的足球人自己也不在乎,升上了中超,又能怎么样呢,还不如在中甲呆着,这样开支还小点……
  没有人相信广州足球有一天会翻身的鬼话,因为它的基础、体系已彻底坍塌。彭伟国屡屡感叹:现在广州还有几户人家送孩子踢足球的,这样的话广州足球怎么能有希望呢?
  如果连广州人都不抱希望,那么广州足球当然不会有希望。偏安于一隅,过过小日子,这是属于广州足球的宿命,它并没有要称王称霸的奢望。     尹诗书

  ■当局者说
  孔茂胜:广州足球基础还在

  “我们承认在职业足球上存在的差距,但我们仍然有良好的足球基础,正在努力地迎头赶上。”这是广州市足球管理中心主任孔茂胜对于目前广州足球现状阐述的观点。
  对于《广州,无声中堕落》一文,孔茂胜称并没有看过,当记者复述了其中一些观点后,孔茂胜一笑置之,他说:“作为新闻媒体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作为政府官员我并不想对这样的观点予以置评,但作为一个广州人,或者一个搞足球的人,我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想他所说的广州足球现状主要是指职业足球,成年队。这个层次我们是落后了,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提出批评也是可以接受的。这方面的原因很多,我们一直坚持走适度的市场化道路,政府行为不介入足球产业,遵照足球内部规律以及足协规则搞。与其他城市相比,可能在经济上有一定差距。但我们并不是不需要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的支持,但归根结底还是要遵循市场的原则。”孔主任谈起广州足球落后的原因时,依然是一贯的观点。
  但他认为广州依然有很雄厚的足球基础,他说:“虽然我们落后,但由于广州拥有的基础,青少年的培养一直处于全国前列,这些因素让我们有信心卷土重来。我可以通过一组数字说明:省运会除了1998年那届之外,全是广州获得冠军;在全国比赛中,广州少年队时常进入前三名;历届城市运动会,除了上届第四之外,全部都进前三;2001年我们拿了U19全国冠军,2004年U17足协杯冠军。另外我们每年群众性的足球赛事达到26项之多,参加人数超过两万人次,这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
  至于文中提到的关于广州城市及广州人缺乏王者之气和大将风度的观点,孔茂胜也觉得值得商榷:“这只是一家之言,如果是这样就太小看广州了吧。广州一直是比较锐意创新的城市,无论经济还是文化,许多指标都排列在全国前三,你又能简单地说广州缺乏王者之气吗?”

亚洲最大纸浆公司圈地始末

  ■金光集团在云南林浆纸项目从协议之初就开始招致强烈质疑。一个本来可以用资源数据来清晰判断的科学问题,为什么在各种迫切心态和利益纷争中变得异常复杂
南方周末
  金光集团APP,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纸浆和纸张公司之一,今天却似乎带上了不名誉的色彩。一些指责称,APP的成就,可能是以毁灭森林的代价换来的。
  本报记者通过调查发现,金光集团的这个项目,在云南立项之初就遭到专家们的激烈反对。而该集团为期两年的林基地种植项目刚刚实施完,2004年4月,国家林业局就要求整改“森林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媒体的批评也接踵而至。那么,一个争议不断的项目,是如何落户此地的呢?

  “联姻”开辟的优惠通道

  金光集团在2002年明朗了和云南的合作关系。根据2002年9月金光集团与云南签署的备忘录显示,金光集团拟和思茅地区合资的林浆纸一体化项目不仅包括建设一个年产120万吨的纸浆厂和50万吨造纸厂,还包括承包营造1065万亩纸浆原料林基地。
  焦点正是这个基地。协议约定,50年承包期,每亩土地承包费40元(合每年每亩0.8元),承包地上的林木则以每立方米70元的价格转让。除思茅以外,金光集团也照此条件在文山州“圈”了550万亩原料林基地。
  引起环保人士担忧的是合同上看不到的东西,也就是,那所谓的纸浆原料林基地,实际上大部分是现有林。单说思茅这1065万亩基地,除了365万亩是金光集团宣称“在宜林荒山”上独资经营的新基地,另外还有600万亩的85%则实际上已是郁郁葱葱的以思茅松为主要树种的现有林。将这些现有林圈入作为基地林显然违反了国家相关法规。
  但金光集团中国浆林事业部云南事业区给出了一个解释:在金光集团之前,有一个“云景林纸”就已在云南存在了。
  云景林纸是国内第一家林浆纸一体化企业,1998年,因为亚行贷款投资要求建设10万吨制浆厂必须配套林基地,所以,地方政府就以委托经营的方式将100万亩现有林划与企业作为浆材林基地。
  云南的一位负责人说,“云景林纸近几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省里希望与金光合作,借助金光在浆纸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使云景林纸扭亏为盈。但云景林纸规模小,即使已有政府的一些优惠条件,但运行成本还是高。除非扩大规模,分担运行成本,否则无法解救云景林纸。所以双方协商同意扩大现有规模另建60万吨至120万吨化学浆厂。”
  “规模扩大后,配套林基地面积就要相应增大。因此,利用现有政府规划的有采伐指标的600万亩商品林,是在较短时期内解救云景林纸最好最快的方法。为了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又考虑建50万吨纸厂,因此在思茅地区规划365万亩速生丰产林基地,以提供造纸所需短纤浆的原料。”
  在一个公开的会议上,记者也听到省林业厅官员相似的解释,“不是哪个人出卖群众利益,人家知道我们的企业配了100万亩的原料林,也要求同等的待遇。”思茅市分管林业的副市长关鼎禄也说:“都是金光惹的祸,云景林纸搞了这么多年,谁也没注意。”
  而实际上,云景林纸的这一基地配套当年也是一个“擦边球”。
  《国家林业局关于严格天然林采伐管理的意见》规定:“原则上禁止将天然林分改造为人工林分,保持天然林面积不减少和天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但是,云景林纸原料林基地实施的却是国家林业局《关于完善人工商品林采伐管理的意见》对于定向培育的工业原料用材林的宽松政策,实际上就是利用原有林地,可以“根据森林经营方案确定合理的年采伐量”,“达到一定规模可以单独编制年采伐限额”。
  “国家的林浆纸一体化产业是鼓励企业自己培育林基地,而不是从现有的森林资源里面划一块出来给企业自行采伐。”林业系统一知情人士说,“但是,这个项目确实是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云景林纸的立项报告看起来说的都是要造工业原料林,但如果仔细看,后面的表格中这些土地基本上都是有林地。有林地上怎么造原料林?肯定要采伐现有林啊。”
  在这场金光跟云景林纸的意向性的“联姻”中,金光不仅将云景林纸的现有资产及100万亩林基地收入囊中,还延续了云景林纸的“通道”并获得了更为优惠的条件。
  金光项目中土地承包费50年40元的条件就是从云景林纸照搬过来的,但令人惊讶的是,林木协议转让价格从每立方米250元的保护价居然又大幅度下降到每亩70元。
  专家们和媒体都大惑不解:为什么会谈出70元这么低的价格?不算其他阔叶林,单单只算思茅松,每亩林地平均有4立方米蓄积量,剔除公司的采伐运输成本,每立方米价值在300元以上,600万亩林地的思茅松价值就是72亿元,而按照初步协议暂时拟定每亩70元来算就只有4.2亿元。两者之间的差价近70亿元。
  “70元这个价格是用倒推法测算出来的,用纸浆生产出来的价格减去企业合理利润以后,企业能承担多少生产成本,就得出了林木原料的价格。”林业系统内一个知情人这样说。
  记者向林业厅一负责人询问该事,对方的说法是,从一开始,林业部门就没有在协议过程中“参与意见”,“我们参加会议了,但是没参与意见,人家(思茅)是一级地方政府,有权决定,没有向我们征求意见。”

  扑朔迷离的数字

  谈判似乎进行得异常顺利。2002年8月才进入云南考察的金光集团很快就在9月9日这天,在昆明签署了“云南省思茅地区与金光集团合作建设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合作意向书”,十几天后,合作意向书就变成了正式协议,同时,省政府与金光集团签订了“会谈备忘录”。
  2003年初,金光集团在澜沧县注册成立的金澜沧速生丰产林独资公司迅速着手实施速生丰产林基地项目,当年就种植10万亩桉树。
  从媒体公开的资料可以看出,金光集团这个“云南省有史以来最大的林产业项目”的进入,也使得政府方面行动起来,开始了云南省林纸一体化产业的思考以及大幅度的规模调整。
  到2004年,云南省多个部门参与的林纸一体化产业的相关规划和讨论开始大规模启动。
  但事实上,自从今年云南省开始对林浆纸一体化产业进行规划论证的时候,两种不一样的声音就始终没有停止过交锋。
  “现在都是说金光项目正好符合我省的产业方向,但实际上,这个项目是省里一些部门已经既定了,再拿下来作可研报告和产业规划,就是要下面的科研机构和部门倒推过来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一个知名林业专家说,“这个决策程序有问题,是把科研课题变成了‘走过场’,搞了一辈子科研规划,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
  “正常的程序是,政府提出导向性意见以后,科研人员根据现有资源、环境状况来确定相应的目标和规模,提出几个方案供有关部门广泛讨论,看看各有什么优劣,最后再领导决策,从中筛选出最佳方案。”
  云南省的林木资源究竟能够承受多大的产业规模是项目可行性的关键所在。但是,这个原本可以用资源数据来科学分析的问题如今已变得异常复杂,难辨真伪。
  起初,云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和省发改委所作的《云南林纸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和《云南林纸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第一稿都将2010年的制浆规模确定在两百万吨左右。这遭到了“保守”的专家们的激烈反对,林业厅的《云南省林业产业总体规划》第一稿中测算出来的数据则只有40万吨左右。“两边吵得不可开交,”一个知情人说,“协调会还没开完,有个老专家气得抱起材料就走了!”
  经过有关部门领导的反复协调,双方妥协的一致结果是,到2010年纸浆规模确定为130万吨左右;但是,发改委和政研室却是重木浆轻竹浆,坚持认为木浆可以达到90万吨,而林业厅方案则死死守住55万吨这条线。
  “用材林消耗量不大于生长量原则是首先必须确立的,”因为“基地培育或新造林在2010年前基本上还不能进入采伐期,生产木浆所需原料只能由现有林采伐供给”,林业厅的“保守方案”说,年生产木浆约55万吨还是一个全省数字,“若考虑木材运输成本,制浆木材原料最好在滇南片区红河、思茅、保山、德宏、临沧范围内供给,则只能生产木浆22万吨。”
  林业厅方案拼拼凑凑地计算:“竭力进行节约烧材100万立方,转为纸材供应62万立方,可产木浆12万吨,并接收周边地区部分供材20万立方生产木浆4万吨,可年生产40万吨木浆。”
  但是,“若不采取硬措施,烧材就难以降下来,还要生产木浆40万吨,就有可能产生资源赤字。”
  尽管这个测算得到了省林业厅专家咨询委员会的签字认可,但是,在9月12日昆明召开的“发展云南林纸生产力高层论坛”上,依然遭到了批评:“完全依据森林采伐限额来确定林纸基地规模的算账法是不完全正确的。”
  比较而言,云南省发改委在纲要中对森林资源的分析则止于引用最大的两个资源数据:“我省是森林资源大省……现有林业用地2381万公顷,……活立木蓄积量14.2亿立方米,……分别居全国第四和第三位”,因此,“是全国林纸一体化发展的最好地区,有条件建成国家重要的纸浆基地。”
  具体到思茅市的算法同样粗略,“思茅市规划的商品林用地126万公顷,木浆用材地按48%考虑,可提供60万公顷的林地作为造纸用材林”,因此,“最大可支撑纸浆规模达100万吨/年。”
  而云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报告中提供的算法却又和前两者都不尽一致。在测算思茅原有森林资源时,算法及结果都和林业厅的规划比较接近,却又似乎对金光集团的造林成果很有把握。
  但令人费解的是,在从事专题研究已数月的这个课题组表示对金光的基地供材有信心的同时,金光集团中国浆林事业部云南事业区给记者的回答却已明明白白承认:“由于桉树的轮伐期为六年,我们营造的速生丰产林还未成林,所以必须先利用配套的600万亩现有次生林。”
  激烈的争议似乎没有阻挡住林浆纸大产业的行文进程。12月10日,记者从云南省发改委获悉,“《云南林纸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已经通过省政府常务办公会议讨论同意,批复下来了,近期我们就将公布。”
  而此时的规划纸面上还是55万吨的纸浆规模。一个知情者说,“前两天,省林业厅党组会议还在开会,领导们都很发愁,不知道要如何编制数据,才能跟纲要一致。”
  记者电话采访省林业厅一位负责官员,得到的说法是,“发改委是主管社会经济的宏观决策部门,我们只有往发改委上靠,如果不一致,不如不做。”
  “如果这两个规模数字始终不一致,怎么办?”记者向省政府研究室工业经济处处长聂云飞提出这个问题,得到的回答是,“如果实在不一致,就是干了多少是多少。”

  看准的事

  与内部的“统一思想”比较起来,对地方政府来说,更难的是怎样和国家林业局甚至国家发改委的相关行业政策对接。
  首先,此次国家林业局就对金光集团项目高度警惕,严厉要求“坚决制止思茅市大面积皆伐现有天然林来营造原料林的做法”。
  这正是因为云景林纸等企业先行的配套现有林的后果业已体现。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2003年1月对景谷县人工造林情况的核查报告表明,在核查的46万亩造林面积中,大部分为大面积皆伐现有林的采伐迹地造林(即砍自然林造人工林),其中37万亩的采伐地块“严重违反了《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皆伐面积不得超过5公顷’的规定。”国家林业局的调查也确认说,“云景林纸已营造原料林基地51.7万亩,基本上是采伐现有的天然林来营造原料林。”
  “云南省的林业政策正发生变化,过去积极参与天保工程,重生态,而现在又矫枉过正,用产业发展的需求倒过来促进林业,”一位专家说。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云南感到委屈的是,国家此前一个全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办法没有将云南纳入其中,“我省的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和地方生态公益林面积特别大,生态效益远远没有地方财税的压力来得更为直接。”
  纸浆厂所在区域森林资源会遭受破坏的可能性现在看来无法回避,因此,就在9月12日昆明召开的“发展云南林纸生产力高层论坛”上,省政府政研室的官员还说了一段绕口令一样的话,“要辩证看待长与消的关系,在总体上保证长大于消的基础上,在局部地区,短时期内可以通过消大于长来促进整体的长期长大于消,既保证林纸产业所需原料,又保证森林资源的总量增长。”
  也正是在这个论坛上,眼见着与会人员“大资源小产业”的“高调”,没有被安排发言的国家林业局驻云南省资源监督专员杨百瑾赶在会议结束前说了一段话:“我不得不说,我们不能只看林木资源蓄积量在全国第三,也要看我们的消耗量指标在全国也是第一。云南的森林资源1997年才长大于消,正处于刚刚恢复的阶段,还没有达到开发利用的地步。林纸这个产业是需要很大资源消耗的……产业规划必须考虑环境的承受力,不能以资源赤字为代价去换取发展!”
  云南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如何突破国家发改委刚颁布的产业专项规划。就在今年2月16日,国家发改委用了近两年时间组织有关部门、科研单位和专家编制了《全国林纸一体化工程建设“十五”及2010年专项规划》公布出来,在这份规划里,林纸一体化工程的重点区域摆放在东南沿海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黄淮海地区和东北地区。
  西南地区是被放在最后面:“充分利用西南地区自然条件和资源,木浆和竹浆并举,重点建设几个10万—50万吨竹浆纸一体化项目”。这话明白无误地说:西南地区并非是木浆的重要基地。奇怪的是,在云南为此召开的高层论坛会上所有充分准备的材料都没有引用这段跟本省关系最密切的话。
  但一些有关人士好像并不这样看问题。
  “我们应该结合实际情况,而不是看国家的规划允不允许,哪个产业哪个地方有优势,就应该要发展,不能被规划框死,”云南省政府研究室工业经济处处长聂云飞说,“如果云南这样资源丰富的地方都不能支撑这个产业,中国就不要搞了。”
  “云南省发展烤烟不也是边争议边干吗?国家不赞成云南上卷烟厂,希望云南种烟叶,发达地区有技术优势生产卷烟,但是云南下决心动用了所有的外汇储备,结果不也证明决策是正确的吗?”聂处长举出成功案例后总结说,“政府看准的事情,不管外面怎么说,就要搞起来!”

  没有谈判余地的谈判

  现在,尽管林基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还未通过论证评审,但项目实施已经两年,尽管争议一直没有停歇,但林浆纸项目申报步骤也一直没有慢下来。
  近日,在金光和云景林纸合资经营的项目刚刚被国家发改委否决以后,一份云景林纸独立提出的60万吨项目研究报告又摆到了有关部门的案头。项目“砍林造林”初衷不改,仍旧要求配套400万亩现有的林基地。前言说,企业发展的“困难”在于:“在自然资源丰富的林区如何利用好现有森林资源发展林纸产业?如何在采伐迹地上定向培育短周期工业原料林?”
  云景林纸的接连举动更添疑窦:云景林纸究竟是想甩开金光独自申报呢,还是“曲线救国”,先单独申报,然后再和金光合资?
  事实上,无论是云景林纸的折价入股,还是基地林地的承包、林木的协议转让价格,金光集团的整个项目都因为没有规范的资产评估过程而显得异常可疑。国家林业局的调研报告就批评说,“这种不经过资产评估,由政府行政行为操作的林地、林木流转,背离了市场经济价值,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林农合法权益遭受侵害。”
  “这是省里一些部门的决策,我们是下级服从上级,有些问题没法谈,”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曾私下抱怨说,“林木转让的70元实际上都是后来争取加高的,上面还批评说,‘已经跟企业谈好是40元,你们又涨价!这样了,66元,这个数字最吉利!’”
  澜沧县也曾经试图争取更多利益。在实施项目的第二年,县里专门派人到金光集团在海南的基地了解情况,得知当地农户与金光的协议是基地林木收入不仅三七分成,而且每亩土地每年租金在30-70元。于是,县委县政府班子立即达成一致意见,决定要在2004年的年协议中跟金澜沧“再谈谈,争取更多的利益”。毕竟这是几十倍的差价。
  但是,当澜沧方面提出要将每年每亩土地租金提高到30元的时候,“对方一听就跳起来了。”
  很快,县政府很快接到了上面的电话,要求维持过去框架协议中8角钱一亩的价格。
  国家林业局一位工作人员说,这么低的租金简直不可想象,连内蒙一亩沙地每年每亩还要1元多。
  “林纸原料基地建设是省上交给市里的一项政治任务,”在一次速生丰产林基建工作会议上,一个地方领导讲话说,“无论多大困难,思茅发展林产业的决心不变,引进金光实施林浆纸项目的决心不变。”
  但是,现在,基层实施单位的真实情况是,无论是澜沧县政府还是金光集团方面都在抱怨项目实施的难度。事实上,由于林浆纸项目是先签协议“圈地”后到山头落实地块,这个“找地”的工作就变得异常艰难。金澜沧丰产林有限公司的企划课长刘泉山说,“找地块是先易后难,今年的任务都没有完成,计划是300万亩,最后实施下来,澜沧可能最多也就150万亩。”
  而金光集团昆明办事处一负责人的说法更显出这个项目上马时的匆忙草率,“我们现在才听说,为什么会在澜沧县造300万亩,是因为当时一个地方领导很高兴地说,来我们澜沧种吧,我们地多,可以给你们300万亩!”
  据悉,上周末,国家林业局又派工作人员就云南毁林情况进行调查核实。

  一亩地八角钱的协议

  “他们进来时说不砍树的,只说栽树,还说要建设绿色经济强县。”澜沧县糯扎渡乡响水河村村委会主任李文新说话的时候,手指头在腿上搓来搓去。
  这一年,响水河的几个村干部都觉得“憋屈”。有人喝醉了酒,还站在村委会的院坝里,挥着手臂骂他们“出卖了全村人”。
  李文新觉得委屈的是,从一开始知道要种速生丰产林的时候,村委会似乎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们说县里面有政治任务的,各级必须完成。去年备耕的时候,金光公司他们就来看地,有乡长助理,还有乡林业站的人,他们来的时候就拿着规划图纸,上面一片片圈起来的,说要连片规划种植桉树。”
  来的人中,村委会主任李文新最熟悉的是分管林业的乡长助理,“他说全县是300万亩的任务,我们乡是14.4万亩,分到哪个村就是哪个村。”
  海拔1000米以上、离澜沧县城有好几十公里的偏僻的响水河村规划了1.4万亩。承包地的租金没有可谈的。来的人告诉村干部,金澜沧公司跟县里签的协议就已经确定了每亩地8角钱的价格。
  “一亩地少说一年要打两百斤苞谷,现在只管八毛钱,两斤苞谷都买不够,租金是不是太低了?”李文新趁到乡镇开会的时候,把这个事情跟乡人大主任普朝新反映,对方也有些无奈,“上面已经定了的事,叫种,下面也不兴有意见。”
  等到2月底,响水河村与思茅金澜沧丰产林有限公司的协议签订,李文新他们4个村干部和村民组长就作为响水河的村民代表,在《村民集体决议》上签了字,同意将包括荒山、疏林地、灌木林、集体林和耕地在内的土地发包给公司种植桉树。

  “三光集团”

  签协议的时候,清山造林的工程队已经开始进到村里。
  “他们先涮(本地话,割的意思)草,然后砍树,然后放火来清山,有些地方,好大好大的树都砍了。”村武装干事赵学文说,“我们这里的老百姓私下喊他们是‘三光集团’,意思是‘砍光,烧光,种光’。”
  11月27日,响水河村民组一组组长李乔保、二组组长王乔保和分水岭组组长马成昌,带记者坐着村里的一辆农用车来到分水岭组一个名叫回龙河的地方。这里原来是一片数十亩的村集体林地。
  “以前这一片都是红毛树和野板栗树,每年家家户户都能摘几百公斤的野板栗,背到市场上去卖。一般的树都能出几百斤,最大的一棵能出到1000多斤。”组长马成昌说。
  现在这片面积十余亩的地块已经全部种植上了桉树苗。地块中央的沟箐里,还横七竖八地躺着十余棵烧得黑乎乎的树干。从地块边缘残留的高大树木,可以判断出树林是成熟林。
  “他们有十来把电锯,先是放树,大的树枝往外面拖,卖给茶厂当柴烧,农用车一车一车的拉,都拉了100多车。”村民李春成说。
  记者又到响水河二组,沿着一片坡耕地的便路前行,短短400米,看到七八棵胸径都在60厘米以上的大树被砍倒在山坡上。最大的一棵树的树桩,整整3个人才能围拢。还有一棵树的树干光溜溜的很醒目,组长王乔保说,“这树原来管得严,10年前,(村民)叶大成剥这个树的树皮去盖屋棚,还被林管站罚了50块钱。”
  48岁的村民苏开明家在赶香寨的近10亩自留山和耕地也被划入基地,“土地刚刚翻耕了,说是不让种了,要栽桉树。”
  然而,金澜沧公司方面对“造林时毁林”的问题予以坚决否认。“我们确实接收了一些有林地,但是,因为现在纸浆厂还没有上马,我们都没有采伐。”
  “灌木林地上砍几棵树是正常的,但我们肯定没有大面积砍伐树林。协议规定,土地的地上物要对方处理完才交给我们;如果有砍伐现象,会不会是当地农民或者村里面砍的?”公司法务课的职员很认真地反问。

  土地流转的后面

  “澜沧只有70万亩荒山,他们接地的条件又很高,根本凑不足300万亩,”说起丰产林,县林业局曹中福副局长一脸苦相,“澜沧98.8%都是山区,他们只要海拔1800米以下、坡度35度以下的地,还要连片,真正的荒山,土壤厚度在60厘米以下他们也不要。”
  连片的基地不得不涉及到承包地和集体土地,澜沧县政府专门抽调国土、财政、农业等部门的人组成专门的“土地流转办”,还煞费苦心地出台了一个土地流传办法。
  《关于认真落实县人民政府1999年2号令切实加快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意见》说,由于1999年土地顺延承包的时候“未能逐户实际丈量划定到户”,“全县普遍存在农户实际经营土地面积大大超过书面合同面积的情况”。而这些“暗补”的轮耕地“并不能让农民增收,反而滋长了由刀耕火种衍生的广种薄收的落后生产方式,弊大于利”。因此,要重新丈量,固定划定到户。
  文件要求,“未形成固定耕地的轮歇地一律退耕还林,不得再轮耕。”“不属于承包面积的集体土地,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要通过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村民小组引导农民围绕绿色经济强县的战略目标,按照产业发展的需要,加快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然而,记者查阅《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发现澜沧县的土地流转至少存在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规定“土地使用权流转必须建立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土地流转的转包费、转让费和租金等,应由农户与受让方或承租方协商确定”。但实际上,每亩地每年8角钱的承包价格在云南省和公司的相关协议中就已确定。
  第二,规定“不准借土地流转改变土地所有权和农业用途”。但实际上,澜沧县在两年内有27万亩农地都转为林地。
  第三,规定“流转期限不得超过农户承包土地的剩余承包期”。但是,协议中的土地承包期都是50年,超出了25年的剩余承包期。
  第四,规定“外商在我国租赁农户承包地,必须是农业生产、加工企业或农业科研推广单位”。而金澜沧丰产林有限公司则是一个纯粹的林业企业。

  链接

  桉树是桃金娘科的一个属,原产澳大利亚大陆及附近岛屿,1770年发现并定名。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植桉大国。
  桉树的大范围引种曾有利于中国南方的荒山造林、四旁绿化以及工业原料的供给。然而,随着时间的延续和范围的扩大,尤其是桉树单一树种的大面积种植,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对土地肥力和水分的过度消耗而引发的土地退化、生产力下降、地下水位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小气候变化在内的众多生态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核心是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众所周知,云南是我国野生生物种类资源和生态系统类型最为丰富的地区,并保存了许多珍稀、特有或古老的类群,是公认的生物多样性重要类群分布最为集中,并具有全球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分布的关键地区之一。
  而且,云南以山地为主的生物多样性不同于一些平原地区,比如雷州半岛和海南省。金光集团2750万亩如此大规模的桉树种植将会明显的改变云南的生物多样性。

杨振宁演绎忘年恋 公众善对尽显宽容

南方都市报
  据有关媒体日前报道,现年82岁的首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教授,新近与28岁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系硕士班学生翁帆在电话里订婚,预计明年1月正式举行婚礼。杨振宁最近将这则喜讯以电子邮件通知了少数几个朋友,他形容未婚妻翁帆为“上帝恩赐的最后礼物”,并称这桩婚姻是“给我的老灵魂,一个重回青春的欢喜”。这条新闻经国内媒体记者多方证实之后,很快就成了民众关注和谈论的热点。

  杨振宁先生是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他的婚恋自有引人注目之处,但这场婚恋真正令人关注的,应该还是两人间的年龄差距——杨振宁整整大了翁帆54岁。在一个大多数人还墨守成规的国度,这个罕见的年龄差距难免会引起许多人的好奇、惊叹和猜测。杨振宁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他坦言自己对此已有心理准备。
  出乎杨振宁意料的是,面对这场“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苏轼语)式的婚恋,无论是网络言论还是街谈巷议,充满的都是善意的眼神:在杨振宁任职的清华大学的BBS网站上,大部分学生的留言表达的都是祝福的心愿;新浪网上的数千条“评论”,也大多呵护着这段感情;一位亲近杨振宁的物理学家还回信给杨振宁,举例西班牙大提琴家卡萨尔斯81岁时和他21岁的学生结婚,作为对他们的祝福——这些人性的温暖和善意,在以前的同类事件中并不多见。
  以前经媒体披露、双方年龄差距悬殊的婚恋,男的多半是富翁,他们的婚姻往往夹杂着财富的因素,很难说源于真正的爱情,所以面对这种婚姻,民众几乎都抱以嘲讽、不屑的态度——可见,无论社会怎么迅猛发展、金钱如何一手遮天,在多数人的心里,婚姻终究还是必须源自爱情,而决不能拿来买卖。相比之下,杨振宁的这场奇特婚恋却赢得了多数人的理解,因为民众在杨振宁和翁帆之间,不光看到了年龄的差距,还看到了浓烈的感情——杨振宁一句“上帝恩赐的最后礼物,给我的老灵魂,一个重回青春的欢喜”,表明他对这段感情颇有诚意;而他们之间多年的交往和熟识的过程,也不乏人性固有的美好光彩。另外,杨振宁的勇气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科学家、一个高龄的知识分子,同样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而并非只能孤守书斋。
  这是一种重要的进步。一方面,民众开始知道生活中有太多美好的事物值得我们珍惜和祝福;另一方面,民众面对和自己的观念大相径庭的人与事,已经开始学会理解和宽容——而宽容恰恰是社会进步的醒目标志。
  宽容就是理性地面对冒犯。在人类历史中,任何一次的进步和解放,都必须不断地冒犯传统的知识和规范,如果这种冒犯的力量被扼杀,社会就会处于一片死寂之中。在政治严酷的时代,是决不允许有冒犯者的,所有的人都必须受制于现存的秩序和制度,稍有不慎就会遭致灭顶之灾。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社会进步到今天,适当的冒犯不再被视为异端,自由的边界得到了有效的扩展。
  以常理看,杨振宁扮演的就是一个极端的冒犯者的角色,但公众回报给他的却是宽容和尊重,这里既有公众对人间美好感情的祝愿,也有对杰出知识分子的独特敬意。正如一个网友所说:“杨老是名人,但除了一个‘名’之外,肯定还有别的魅力,譬如说学识、涵养、人格、品位。女人在爱情当中渴望更多的是被吸引,生理只是一部分,精神上的充裕才是幸福的另一定义。翁帆爱上杨振宁,这没有错。女人的爱本来就是有点盲目的,是需要崇拜的,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爱的真实。”——这些话,充分体现出了当代人的宽阔心胸和思想风度。
  在杨振宁婚恋事件背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宽容的时代已经到来,也看到了大多数民众已经学会理性面对各样的冒犯——只要这些冒犯没有触及法律、没有损害别人的利益,就应该获得尊重。此外,杨振宁还以他的奇遇向我们重申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超越文化、国别和年龄的限制,它只服从于当事人自己的心灵。承认了这一点,你就会相信,相距54岁的男女之间,也会发生令人大吃一惊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