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如何影响中国

　　□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常务理事　李楯

　　艾滋病作为一种疾病，它是生物学家、药物学家和医学家去对付的事，但作为一种问题则是另外一回事。艾滋病是一个被高度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标识化的问题。我觉得每一个政府和每一个国家的公众在面对艾滋病问题时都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一定要区分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在别的国家和在本国究竟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表现，这样才能作出一个比较恰当的回应。艾滋病问题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问题？我想讲几个问题。

　　当谈到艾滋病的严重性时，往往要谈到它对国家安全、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以及国民整体的健康和预期寿命的影响。影响到底有多大？我觉得中国有许多和别国不一样的情况。

　　第一个问题，艾滋病在中国不是什么问题。当谈到艾滋病的严重性时，往往要谈到它对国家安全、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以及国民整体的健康和预期寿命的影响。影响到底有多大？我觉得中国有许多和别国不一样的情况。
　　首先谈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影响国家安全的问题有两类：一类是战争，这就是所谓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再有一类就是国际问题(在政治学上称为非传统安全问题)，像疾病、信息、金融这样一些影响国家安全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首先是台海问题，其次则是朝核问题、与民族分裂相关的恐怖主义活动。这些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远远大于艾滋病。除此之外，社会动乱、金融、信息、粮食、水资源和重大灾害等都比艾滋病对中国的影响大。
　　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问题能影响到国家安全呢？最起码要具备这么几个条件：第一，经济增长的比例大幅度下降，或者出现负增长。第二，企业、学校这些单位没有办法正常运行，人们的正常生活受到影响。第三，政府必须集中相当的力量来应付因为疾病流行而带来的问题，以致日常工作不能按常态进行，更严重的就是在警察、军人、公务员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染病，甚至军队、警察缺乏健康人员的补充。我认为在可预料的时期内，艾滋病绝对没有可能引发上面这些情况。
　　再来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人不断在官方传媒上发布信息，说如果2010年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达到1000万，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成果就会毁于一旦。有没有这么严重？艾滋病会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的说法，源于世界银行的一份权威出版物，但它依据的主要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情况。中国和这些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从这些国家中产生出来的分析方法，不能用来解释中国问题。
　　说艾滋病会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理由有两个：第一种说法——艾滋病使青壮年丧失劳动能力，造成劳动力短缺，导致国家经济衰落。但我们不要忘了，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国家，公布的失业率在4.5％左右，即使我们现在的感染者是84万，甚至是1000万，也不可能造成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再一种说法，由于很多人感染艾滋病，所以会使企业的成本增加。其实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大部分在农村，他们多数不是企业的正规就业人员，而且按照我们目前的企业用工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很少会有企业为已经发病的艾滋病人支付医药费，所以这种说法也很难成立。
　　接下来谈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我的看法是，在近期可能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是农村的征地、城市的拆迁，以及下岗、失业、买断工龄等潜在可能引发的事件。其次，如果发生大的灾害也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再次，就是刑事犯罪和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行为。艾滋病除了在个别地区引起过一些群体性事件，或者在个别时候引起过社会恐慌，比如像天津和北京的扎针事件，不大可能引发牵动全局的事件。
　　至于说在整体上影响到中国人的健康和预期寿命，我觉得比艾滋病更严重的是教育、医疗保障这些基础设施和相关制度，以及生产安全、交通安全、劳动保护和一些相关制度。我们因为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去年就是12万多，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也是10多万。除此之外，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才能在整体上对中国人的健康和预期寿命造成影响，而这些病的影响要大于艾滋病。

　　为什么从生物医学技术上看是很难传染的疾病，在现实社会中却快速扩散，肆虐全球？这正是由于以往人类在防治艾滋病的方法和政策上只注重高危人群，而忽略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因素。

　　第二个问题，艾滋病是病毒带来的灾害还是发展中的问题？对于艾滋病的发病原因，我们强调最多的就是性传播。不错，艾滋病在美国首先发现于男性性行为中，艾滋病在非洲、南亚、东南亚大量也是通过异性传播。但艾滋病在中国性传播的比例一直不高，虽然有人一再讲它要成为第一位的原因，一再讲目前比例上升了。确实是上升了，但我仍然认为它不高。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据了解，即使没有保护的性行为(不用安全套)，男传男的概率是1％，男传女的概率是0.5％到1.5％，女传男的概率是0.3％到0.9％，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概率是很低的。我们没有把这个告诉公众，我们的宣传带有一种恐吓性质，我们也没有向公众解释中国为什么不是这样，中国为什么不像南非、东南亚那样有较高的性传播比例。
　　另一方面，中国有世界少有的因为卖血得艾滋病的情况，我们在宣传中也很少告诉公众血液传播的概率是90％以上，包括吸毒也是血液传播。这种传播概率是不安全性行为概率的600到1000倍，我们没有把这个结果告诉公众。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宣称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罪魁祸首是地下黑血站，而现在已经控制住了。但我们至今仍然很少看到有黑血头按照刑法的规定被追究责任。
　　从生物医学技术上看，艾滋病是一种很难传染的疾病。感染者和被感染者都要有身体的破损才能造成体液的交换，包括血液、精液和乳汁。为什么从生物医学技术上看是很难传染的疾病，在现实社会中却快速扩散，肆虐全球？这正是由于以往人类在防治艾滋病的方法和政策上只注重高危人群，而忽略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因素。这也是导致世界性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收效甚微的原因。
　　全世界95％的艾滋病感染者在发展中国家。非洲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3％，艾滋病感染者却占世界艾滋病感染者的69％，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0.5％，艾滋病感染者却占了世界艾滋病感染者的10％。中国80％以上的感染者都是弱势群体，大部分是农民。所以，艾滋病在贫富差异的群体和地域中，其传播途径和治疗状况都是有着明显差异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前提，我们认为艾滋病暴露了发展中的问题，即相当一部分人处于贫困和被边缘化的状态，缺少和主流系统的沟通，缺少从主流社会获得防治信息的渠道，没有医疗保障和其他安全保障，包括在艾滋病防治事务中处于被动状态。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艾滋病的传播就很难遏制。

　　艾滋病的影响究竟是什么？第一位的就是残害生命，降低生存质量。我们在讲艾滋病的时候，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忽略了感染者和易感人群的权利，过分夸大了它对经济的影响，而掩盖了一些人的利益。

　　艾滋病的影响究竟是什么？第一位的就是残害生命，降低生存质量。我们在讲艾滋病的时候，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忽略了感染者和易感人群的权利，过分夸大了它对经济的影响，而掩盖了一些人的利益。有人说艾滋病造成的经济损失有几千亿元。这是怎么算出来的？从宏观上说，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半数以上是毒品使用者，这些人大多数在农村，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微乎其微，同时他们也基本上不消费公共产品，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损失？从微观上说，有人觉得它对一个家庭的经济损失总是有的吧？但这不只是艾滋病如此，在中国一切大病都是如此。当然，在降低生存质量上，艾滋病和其他疾病不同的是，感染者及其家庭因此而蒙受污名遭受歧视，尤其是那些由于性交感染和吸毒感染的人，他们将蒙受双重污名。我们一直强调不要歧视艾滋病感染者，特别是不要歧视那些由于自己的行为而感染艾滋病的人(占全部感染者的70％)，但我们能做到吗？我觉得这个路还很长，歧视同样给生存质量造成了影响。
　　第二，艾滋病破坏了人际关系，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相互提防，使歧视扩大，使违背法治与善治的政府行为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合法”化。我们在价值观上确立了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就是对人的权利的认可、尊重和保护。但在艾滋病面前，它受到了挑战。当“保护人的权利”和“保护公共卫生”的关系作为问题提出来后，人权的观念在实际上就受到了挑战。怎么协调？我们是不是为了公众健康，就可以无视一些人的权利，哪怕他是少数人甚至是一个人？我个人认为这根本不是理由，而且这两者之间不存在有些人所说的那种矛盾。
　　我们要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产权，一个是信任。信任是非常重要的资源，艾滋病进一步破坏了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很糟的信任状况，这对经济发展会有很大影响。如果一个社会缺乏信任，就不会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不会有在市场经济下的激励相容和共同富裕。我觉得如果要讲艾滋病对经济的影响，恰恰就在这里。
　　艾滋病的第三个影响就是降低了政府的信誉。因为艾滋病检验着一个政府的回应能力和价值取向，检验着一个政府的公信力。现在，我们的政府在艾滋病防治上有着很好的信誉，这得力于政策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我们开始知道有这样一种病，当时认为这是由资本主义腐朽没落造成的，于是筑起一道新的长城拒艾滋病于国门之外。后来发现云南某村有人因吸毒感染艾滋病，认为严厉禁毒、禁娼就可以了。再后来在卖血的人中发现了艾滋病，于是制定献血法和血站规则等，认为把血管起来就可以防止艾滋病的传播。现在，政府承诺出钱给感染者治病。如果政府的这种转变更早一些、更快一些，我相信对艾滋病问题的解决、对政府的威信、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会更好一些。

　　我说艾滋病是一种标识，不只在于这个事情自身有多么严重，而且在于它显现了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的几乎全部主要问题。

　　前面讲了艾滋病不是什么，艾滋病是什么，艾滋病究竟显现了什么问题。我说艾滋病是一种标识，不只在于这个事情自身有多么严重，而且在于它显现了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的几乎全部主要问题。一国政府在艾滋病问题上处理得好与坏，关系着该国的国际信用、国际贸易、经济发展、政府与民众的关系，等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艾滋病究竟显现了哪些问题？
　　第一，显现了我们对健康权的维护不够。这涉及到价值取向、发展目标和资源配置等问题。怎样统筹协调，使真正有需要的人受益，使等量的投入能有更多的产出，使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很多问题我们还没有理清楚。第二，显现了社会公众参与得不够，显现了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有人对世界性的扶贫工作提出批评，说要形成一个扶贫产业，贫没有扶好，倒养活了一大批人，因此不要让艾滋病防治工作形成一个产业，养成一批人靠这个吃饭。我认为靠这个吃饭是可以的，但如果吃了一点儿贡献都没有，那就不应该了。另外还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比如社区重构、自治和互助、司法援助等。
　　艾滋病的流行摆在我们面前的究竟是什么问题？我一开始讲了由于危言耸听，会浪费有限的社会资源，会形成新的利益，会误导公众和决策者，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和歧视。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被忽视的往往是感染者以及易感人群的权利，被夸大的是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而隐藏的则是某些人或者某些组织的利益。我们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已经形成了唯恐人们不重视艾滋病的人群，不得不在口头上重视艾滋病的人群以及在实际上就是不重视艾滋病的人群？是否已经形成了因为艾滋病而受害的人群，因为艾滋病而得利的人群和与艾滋病无关的人群？

　　(本文原系李木盾教授11月28日在国家图书馆的演讲，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