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失业了　他们没有失语

　　深圳两名“待业领袖”尝试以不同方式为失业者维权，底层群众渴望与财富阶层平等的利益诉求渠道

　　谢潇英：深圳蛇口退休工人，1988年失业之后，一家两口仅靠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每人每月344元；2003年满50岁时，得以办理退休手续，每月领取1400多元退休金。
　　目前，其主要精力放在通过法律、政治渠道为像她自己这样的失业者维权。2003年她参选南山区人大代表，虽获下岗失业人员支持，但最终落败。她准备四年之后再战。她相信“只有改变政策环境，才能改变个人命运”。

　　杨成前：1984年来深圳，1989年下岗，现在的状态是失业。曾为蛇口工业区一家公司的工会主席，一直就是为职工维权的活跃人物。但正是维权使他失去了原有的工作。
　　他在替底层群众维权时，往往使用一种叫“组合拳”的方式，“比如耍耍无赖，甚至骚扰、人身威胁”。在他看来，通过法律、政治渠道维权成本太高，在目前根本行不通，不如适当使用一些灰色手段。

　　231还是K113？谢潇英选择了前者，这趟车到福田区法院附近车费是3元，而K113次则要4元。
　　11月19日上午，谢潇英诉深圳市社保局的案子在福田区法院开庭。谢要求追回1992年7月到1996年4月的失业救济金。
　　如果谢的案子能够胜诉，另外4位失业人员的相同诉讼也将跟进。“其实，跟我有同样要求的有一千多人，他们都看着我呢。”谢潇英说。作为深圳蛇口工业区下岗、失业工人中的“待业领袖”，谢潇英选择了走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这一群体的权益。
　　与此同时，深圳市蛇口工业区另外一位“待业领袖”杨成前却并不看好谢的诉讼，“法律的路不是那么好走”，他宁愿走另一条在他看来更为低成本的维权之路。“我在帮大家维权时，会使用一些灰色的手段，比如耍耍无赖，甚至骚扰、人身威胁。”
　　但在不同的维权途径之下，他们有着一致的体会：深圳的弱势群体越来越被边缘化，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人再关心他们的利益了。
　　
　　从下岗工人到待业领袖
　　谢潇英带领一群下岗、失业人员告了深圳市政府，讨要本该属于他们的失业救济金。这期间，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领头人身份
　　近几年来，谢潇英一直在忙着与各级政府部门打交道；这两年，她则在打官司。
　　20年前，1984年元月，谢潇英从广州调到深圳蛇口工业区工作，那一年，她31岁。1988年11月，她到工业区人事处报到等待分配工作，但再也没有得到一份正式工作；1996年4月，她登记失业；去年，50岁的谢潇英退休。
　　谢清楚地记得来到深圳之后自己人生变化的以上节点。
　　“从去年退休后，我的日子就好过点了，每月有一千四百多元的退休金，退休前我们一家两口领最低生活保障金，每月每人344元钱。”谢说起这一点显得很是感伤，在深圳，那么多人都是期盼着向更高的职位迈，而像她这样的失业人员，却盼着退休的那一天。
　　谢是单亲家庭，她的女儿今年考上了厦门大学，靠社会募捐，女儿才得以顺利入学。
　　谢自己很难说清是什么时候进入“待业领袖”这个角色的，但熟悉她的下岗和失业者却都能说出以下几件事：
　　2001年，她和几位单亲失业或夫妇双失业的职工向各级政府申请开放扶持再就业的低息或免息贷款；
　　1999年至2001年间，她为下岗、失业职工中未迁户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奔波，解决了免费补办迁户的难题，并积极向深圳市人大立委提出退休法的修改意见被采纳。
　　现在谢正在忙的，是向政府讨要1992年8月－1996年4月间的失业救济金。去年3月25日中午，谢潇英一行将两份12人签名的申请书分别送到深圳市劳动局和社保局，当时她带领的队伍是9人。
　　两局的答复不能令谢满意。“当时，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直接起诉两个局，一条是向深圳市政府申请复议。后一条路如果走得通，会促成政策的修改，那样受益的就是大面积的下岗职工和失业者，而不仅仅是我们那12个人。”谢潇英说。
　　虽然一位律师提醒她，申请复议在时间和精力都会比直接起诉多费上一年，但她依然选择了后者。
　　去年8月底，谢向深圳市政府复议办申请复议，被驳回。
　　在这位律师的建议下，谢决定两条腿走路：到区法院起诉劳动局行政不作为，到中院起诉市政府不受理对社保局的复议为不合法。两场诉讼分别在去年12月8日和16日开庭。
　　也就是说，谢潇英带领一群下岗、失业人员告了深圳市政府。
　　今年初，诉劳动局一案被驳回，不予立案。4月份，谢上诉至深圳市中院，市中院将该案发回区法院重审。本月初，区法院再次驳回其起诉，谢再次上诉。
　　而告深圳市政府的案子，去年12月16日深圳市中院开庭时，谢潇英的队伍只剩下6人，其他人陆续退出。等到谢将深圳市社保局告上法庭时，她的队伍又少了两人。
　　“我能理解他们的退出，毕竟打官司要耗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而有的退出者是交不起那100元的诉讼费用，还有的怕跟当地管理者闹僵，毕竟，他们的困难补助还要从当地领取。”但谢潇英并不打算放弃，她觉得那1000多名下岗、失业人员都在人群中盯着她，只要她赢了，他们就会跟进。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领头人身份。
　　
　　让底层的声音上达高层
　　谢潇英的坚韧，很可能来自于失业期间艰苦谋生的经历。她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弱势群体的利益和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反映给政府”
　　而事情的发展也的确让她感到兴奋。前不久，在跟深圳市政府一位处长的交谈中，终于听到对方轻声说了一句：是的，政府有政策上的错误。
　　“这是我8年来第一次听到来自政府方面的最有望解决问题的一句话，也是第一句站到了我们的立场上讲出来的话，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谢潇英说。
　　钱朝英是今年9月底成为谢潇英的“法援”律师的，“她这个人脾气很倔，性格坚韧，甚至固执，这也正是她能坚持打官司的原因。”钱对她的当事人深为佩服。
　　为了得到法律援助，谢甚至将电话打到了司法部，并跟对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60岁的熊麟祥也对谢很是敬佩，他希望社会能多一些像谢这样的人。
　　谢的坚韧甚至固执，除个性使然外，还很可能来自于失去工作后她带着女儿艰苦谋生的经历。最困难的时候，她要到菜市场捡菜叶。“那时我买四块钱一个的盒饭，吃一半，留一半回去给放学的女儿。”谢在泪光中回忆。去年退休后，生活稍有改善，谢可以偶尔到一家餐馆点八块五一条的特价鲈鱼，她在餐馆里吃完鱼头，把鱼身打包带给女儿。
　　在那段时间里，她开过店，做过生意，但“做一单赔一单”，现在她的家里还堆放着大批的存货无法处理。“我还做过‘走鬼’，三轮车上立一个下岗职工再就业的牌子，天天跟城管周旋。”
　　谢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有能力、有经验、有知识、有文凭的女性，她在蛇口工业区的公司里做过部门经理，还在蛇口一家报社做过记者。“我有领袖素质，我有责任把弱势群体的利益和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反映给政府。”
　　在状告深圳市政府的官司开庭时，谢曾提出和解方案：希望市长能够接见下岗职工代表，谈一谈他们的权益问题。但有关方面没有满足她的愿望。“弱势群体的声音很难到达上层。”她说。
　　
　　参选人大代表为弱者代言
　　虽然去年参选南山区人大代表最终落败，但四年之后她会再来。在她看来，为弱者维权，获得政治影响力要比通过法律诉讼快捷有效得多
　　去年，谢潇英参加南山区人大代表选举，这是她努力打通“下情上达”的渠道之一。
　　近年来，谢一直在呼吁制定反对就业歧视的法律，以期改变她自己及和她命运相同的下岗失业者的就业环境。“只有改变政策环境，才能改变个人命运。”
　　这种不懈来自于各种招聘会给予她的刺激。2002年底的一次大型招聘会上的情景令谢现在仍无法释怀。在招聘会上，她发现100多家企业的招聘要求中，只有两家没有年龄限制，其他大多要求应聘者年龄在30岁以下。谢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胜任一家公司的销售部经理职务，但年轻的招聘者对她并不感兴趣；在另一家公司招骋台前，当谢询问对方为什么所要招收的物业主管非要限制在23岁以下时，对方干脆粗暴地对她说：你这个老太婆走开，你做不了这份工作。
　　四十多岁的下岗工人阿清的面相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小很多，她告诉记者，她参加过多次招聘会，一见之下对方对她还是相当满意，但一看身份证上的年龄，人家就变得冷淡。“30岁以上的女性在深圳很难找到工作了。”她说。
　　为此，谢潇英投书当地报纸对就业中的年龄歧视进行抨击，还向深圳市人大提出建议：深圳应优先建立反歧视的地方法规，以保障和改善再就业的环境。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香港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公平退休的议案，这令谢潇英又喜又急，后来她到香港看望姐姐时专程拜访了这位人大代表，提出公平退休的议案固然好，但当前更急迫的问题是就业中的歧视问题，并希望对方能向全国人大提出这样的建议。
　　实际上，谢也曾找过身边的几位区人大代表，希望他们能在人大会期间提出制定反对就业歧视的议案，但都没有结果。“那些人都是大企业里的代表，他们不会为下岗职工说话。”谢潇英得出这样的结论。
　　所以，当去年春节前后她所居住的蛇口工业区花果山选区开始进行第四届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宣传动员后，谢潇英决定参选，“当选人大代表，说话就会比较受重视。别人不能替你说话，那只有自己努力获得这样的地位。”
　　事实上，谢在决定参选前一直受到朋友和其他下岗职工的激励。“我们跟她说你应该参选，自己提出反就业歧视的议案。”一位失业者回忆说。
　　谢很快获得了十几位选民的联名推荐，并成为初步候选人，在此前后，她用“扫楼”的方式拜访了大量选民，表达自己的参选意愿和动机。
　　谢的做法给花果山居委会主任麦燕玉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到居民家中拜访，希望他们签名推选她，她非常有韧性，曾经在一户居民家中坐了七个小时。
　　而在这个过程中，谢对不同的阶层的利益分化有了进一步的体会，“下岗失业人员对我很热情，向我倾诉他们的苦处和难处，比如他们拿不到低保金或低保金很低，他们希望我当选后能积极去解决这些问题，从与他们的交谈中，我也认识到基层民意的表达缺乏畅通的渠道；而那些有工作的人对我就比较冷淡，毕竟，我所倡导的跟他们没有多少利益关系。”
　　谢在参选过程中遇到困难一度想退出，这个时候她又体会到了群体力量对她的推动。“他们跟我说，这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了。如果你退出，我们的选举权就受到了伤害。我忽然意识到，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那时已经是属于这个群体了。”谢现在回忆起当时大家对她的鼓励仍显得激动。
　　谢与去年深圳竞选风云中挑战“内定选举”的大多数非正式候选人一样，竞选落败。她的执拗个性在这一事件的延续中表露无遗：她两次到市人大进行投诉，认为选举过程不公，并一次次向区、市两级人大要明确的答复，后来她还到法院起诉区选举委员会剥夺了她的候选资格。
　　“我跟吴海宁(去年深圳竞选风云中的非正式候选人之一)他们一样，想通过打通政治通道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只不过他们是新兴的有房有车阶层，而我们这一群体维权的底线其实很低。”谢潇英说。
　　深圳一位政治学者将谢潇英参选事件的意义概括为：如何在政治结构中建立有效通道使包括下岗失业者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得到顺畅表达。
　　这次参选也强化了谢的角色意识，“我进一步明确了自己要为下岗失业人员这一群体代言”。
　　去年底，她居住的地方正在修路，机械噪音扰民，她就向有关方面提出，弃用大型机械，雇用下岗人员修路，“既解决了机械噪音，又可为下岗人员增加收入。”
　　51岁的谢现在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过去的一个下岗姐妹开了间发廊，现在她可以在那里免费打理头发。她还参加了一个国际上知名的民间演讲团体，在那里她锻炼自己在大庭广众面前的口头表达能力。
　　“我希望四年之后还能有机会参加区级人大代表选举。”她认为获得政治影响力要比通过法律诉讼维权快捷。
　　谢以前经常爬山，现在改为急步走，因为医生告诫她爬山不利于她的膝盖。她希望四年后还能有一个好的身体。“我现在总提醒自己要开开心心做人，开开心心做事”。
　　
　　前工会主席的另类维权
　　杨成前是深圳蛇口另一个待业领袖，“我在帮大家维权时，会使用一些灰色的手段，比如耍耍无赖，甚至骚扰、人身威胁。”
　　“法律不是下岗失业人员能够消费得起的。”
　　阳光透过百叶窗打在他的脸上，明暗有致。他个子不高，偏瘦，不大的眼睛在光影中透出上海男人特有的精明和狡黠。他并不看好谢潇英的官司，他说他清醒地知晓中国的现实。
　　杨成前(化名)，50岁，1984年来深圳，1989年下岗，他现在的状态是失业。
　　与谢潇英相比，杨在深圳蛇口工业区的下岗失业人员中享有更高的民意基础，从而成为有名的“待业领袖”。杨对自己的概括是：我没有私心。
　　杨原来是蛇口工业区一家公司的工会主席，一直就是为职工维权的活跃人物。杨认为正是维权活动使他失去了原有的工作。
　　杨更多地体现出“策划人”的特色，他往往把自己设计的维权方案称作“组合拳”。他现在身带三部手机，用于跟不同的人联络。
　　“我在帮大家维权时，会使用一些灰色的手段，比如耍耍无赖，甚至骚扰、人身威胁。”但他同时强调自己的做法都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事：他不是黑道。
　　有一次，工人刘某向杨成前求助。原来，刘带着十来个工友因为签合同的事跟部门领导发生矛盾，“员工干满十年公司是要跟他签无期限劳动合同的，但那个领导想在满10年前炒掉这十来个人。”
　　发生矛盾后，这个领导把刘安排到一个闲职上，甚至在那个办公室里没有他坐的地方。同情刘的人不敢跟他说话，跟领导一气的人则用白眼珠翻他。
　　杨为刘设计了几个方案，比如，经常“不小心”在走廊里撞倒领导，然后诚惶诚恐地扶他起来，一个劲儿赔不是。“领导是最看重面子的，这样做其实就是从人格上侮辱他。”
　　最后，刘将下面这个方案付诸了实施：这个领导的孩子去上学时，他就骑着摩托跟着，不时上前用手摸摸孩子的脸，夸“这孩子长得真可爱”。如是几次，领导终于顺利地跟他们这十来个工人签了无限期合同。
　　像这样的事情，近些年来杨策划过几十起。“我有自己的是非判断标准，只要是侵害职工权益的，我就去帮他们。”
　　有一次，春节前，杨策划贫困职工给领导拜年活动。“当时计划大家排队到工业区领导家拜年，每人带两个桔子，如果领导不收，就当场把桔子吃掉，并夸奖领导家里的摆设。”策划很快“走漏”了风声，当时的工业区领导找杨谈话，后来，这些职工都拿到了春节前额外的补助。
　　其实，“引而不发”正是杨所想要达到的理想效果，既达到了维权的目的，又没有对社会秩序和个人生活造成损害。“它是一种威慑力”。
　　杨不认为自己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比如，我到领导家拜年，向领导汇报一下我的思想，这是人之常情”。杨将自己的行为定义为“在政治的边缘游走”。“这样才会引起重视。”
　　他把自己的队伍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他们没有时间参与维权，但可以拿出钱来搞活动；第二部分是合同工和临时工，这是处境最困难、最值得同情的人，也是最没有抗争力的，他们在维权中的作用是跟在后面起哄；还有一部分技术工人是打头阵的，这些人敢讲敢做。
　　但不断有人逐渐疏远杨，因为离开者的处境正在好转，他开始也曾为此伤心难过，因为这“暴露出人性中最卑劣的一面”，但现在他“都能原谅”，因为“看到我会让他们想起自己过去的屈辱”。
　　今年50岁的杨，尚是单身，他说自己有女朋友。他的生活来源除344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外，还会得到朋友的一些资助，“有一些官员佩服我，也会给我些钱用”。他还承认，在替人维权中，别人给他钱，他也不会拒绝。在杨的家中，你既可以喝到“鲜橙多”，也可以喝到热的咖啡。
　　
　　偏见和歧视笼罩失业者
　　弱势群体越来越被边缘化，在招聘会上、在子女的学校里，“那些偏见和歧视，有时候真是莫名其妙。”谢潇英感慨
　　谢潇英和杨成前显然在维权上各持己见。
　　谢认为杨的行为争来的都是局部的“小利”，她觉得只有“改变政策环境，才能改变个人命运”。而杨则认为前者的行为成本太高，在目前根本行不通，“中国的现实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
　　但歧见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他们一致的看法是：深圳的弱势群体越来越被边缘化，在这个旧富和新富阶层占据了话语权的社会里，没有人再关心他们的处境了。
　　熊麟祥并不指望跟着谢潇英打官司来改变目前的境况，他说打官司只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心声。他现在开着一家复印机修理部。他的妻子每月有600元的收入，他有两个儿了，一个儿子30岁了，但脑子“不清爽”，基本靠父母生活。熊对法律的有效性表示怀疑。
　　其他几位打官司的下岗人员也并不对案子的前景抱太大希望。
　　阿玲前不久退出了跟随谢潇英打官司的行列，因为她在深圳市的“以工代赈”“非正规就业活动”中得到了一个城管义工的位置，她担心再打官司会丢掉这份工作。做义工阿玲每月可得到1000多元的收入。
　　招商街道办事处劳动保障所社区服务中心的曾碧芳介绍说，在蛇口，有几十名特困下岗职工获得了交通义工和城管义工的工作，在南山区，有100多人获得这这样的位置，整个深圳市则有更多人受惠。但曾不能确定这个工作会持续多久。
　　36岁的失业人员阿英告诉记者，她是1986年来到深圳的，现在一家三口靠900多元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另外她还给人家带孩子，或者为人辅导英语。阿英曾经多次参加招聘，但奇怪的是，对方一听说他们是夫妻双双失业，就再也不敢录用他了。
　　“那些偏见和歧视，有时候真是莫名其妙。”谢潇英感慨。
　　曾碧芳告诉本报记者，企业确实不愿招收35岁以上的人员，事实上年龄偏大的人员在工作经验上有自己的优势。她还提到，社区服务中心定期举办的下岗职工招聘会效果并不如人意。
　　这种歧视甚至蔓延到生活的其他部分，一位下岗工人告诉记者，女儿的数学成绩特别差，就是因为数学课老师经常骂她父母“双双下岗”。
　　
　　谁来关心他们？
　　社会学者孙立平：这是一个财富聚敛的过程，也是一个失败者显现的时代。社会应该给各种力量提供表达利益诉求的平等机会，不管他是穷人还是富人
　　面对记者，失业者阿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谁还会关心我们这些人。这句话由政治学者来表达，就是——在我们的制度框架的操作层面，缺乏一个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有效机制。
　　事实上，于深圳而言，除了下岗人员以外，其弱势群体更包括大量的外来务工者。据统计，广东有3000多万外来工，其中深圳一地就有580余万。
　　而在像深圳这样的城市，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初步形成。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整个社会结构的中下层(或底层)部分在逐步缩小。社会结构的中下层部分不仅包括农业劳动者，通常还包括传统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与产业工人。有论者指出，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被缩小的底层的利益也要被看护。
　　但现实却未必如人意。今年10月6日，深圳一家公司的3000名员工罢工并堵了北环路，原因是工资低和加班时间长，此前他们曾向劳动部门反映过多次。
　　11月7日，广州番禺一家公司的近千名员工也因待遇问题罢工。在这家企业，没有工会等渠道维护工人的利益。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北京大学博士唐娟评价说，在目前中国城市中发生的弱势群体维权事件，都是因为制度的稀缺造成的。弱势群体作为人民的构成单元，他们手中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足以制约政府的手段。无数次的利益博弈，使他们非常明白只有采取机会主义行动(如冲击政府、暴力等)，才会引起政府的顾惜。所以，包括深圳在内的许多城市弱势群体维权事件的频频发生，虽然不是城市政府愿意看到的，但正是政府运行机制本身造就了这些事件。
　　深圳人大一位官员在述及去年谢潇英参选人大代表事件时说，如果社会底层的利益通过理性的渠道不能表达，他们就会选择非理性的，如堵路等形式，进行表达。
　　唐娟还谈到印度的贱民处境。贱民的处境因为其政治文化(种姓等级制)的特殊性而非常悲惨，但即使如此，他们在政治上也有制度化的手段保证政府不能够忽视他们。比如：近来一些无家可归的贱民在国家森林公园中居住下来，与狮为邻，狮人彼此相伤的事件常常发生。一些环境保护者呼吁把这些贱民赶出森林公园，但没有一个政治家敢这样做，除非他们为贱民建造了新的住所。他们之所以不敢撵贱民出来，是因为贱民手中的选票，这些选票是真正含金的选票，哪个政治家都不敢轻视。
　　“所以，弱势群体的利益不是靠若干精英呼吁、靠政府垂首倾听就能够解决，关键还是他们自己的行动，依靠这些行动促使宪政文本制度在操作层面得到具体落实，使他们手中有足以影响政府命运的制度性工具。”唐说。
　　社科院对深圳的社会阶层分析中说，在深圳，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教育和收入方面都是最高的，他们拥有更广泛的资源。
　　前不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是一个财富聚敛的过程，也是一个失败者显现的时代。他认为富人在这个社会中更强有力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而改革的失败者——那些落后于财富领先者的人——则缺乏表达自己利益的渠道。
　　孙立平说，中国社会应该给各种力量提供表达利益的平等机会，而不倾向于任何一个群体，不管他是穷人还是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