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和执政党能力建设

  [FROM 新加坡联合早报]中国中共中央四中全会把执政党能力建设定为这次会议的主调。执政党能力建设并非一个新鲜问题。自从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这个问题可说一直是中共领导层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必须面对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执政能力的建设,否则就会出现政治大问题。

  在这方面,迄今为止,讲得最好的还是邓小平。他的那篇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文章(1982年)的主题就是执政党能力问题。他提出了诸多最重要的概念如民主与法制、党内民主与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等等。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是把这些问题放在政治改革的构架中来讨论的,并非仅仅是党本身的改革问题。他所提出的思想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超越。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高层实际上也在谈执政党问题,但没有人能够在政治改革的构架中来讨论这个问题了。不过,十五大提"法治",十六大提"三个代表",这些也都是和执政党能力建设有关。
  很显然,因为一方面是政治改革的欠缺,另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层面迅速而深刻的变化,执政党能力建设成为一个越来越困难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正如邓小平当时所提出的,避免不了要谈民主。而民主则又避免不了党内民主和社会(党外)民主两个方面。

  专业精神的欠缺

  胡锦涛新领导层形成以来,党内民主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例如党内监督制度得到加强,选拔干部方面引进了一定的民主手段。现在又提出要用票决制来制衡党政一把手中间盛行的腐败问题。这个方向自然值得肯定。
  不过也已经有人提出,仅仅是党内民主不足以解决执政能力问题,更重要的还需要社会民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侧重点不同,党内民主侧重于执政党的能力问题,而社会民主侧重的既是人民的政治参与问题,也是执政党和人民的联系问题。
  这两方面的政治含义巨大,因为党应当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不应当是和人民没有有机联系的执政团体。只有当党和人民存在着有机的制度联系的时候,执政党才会面临外在的制约。
  民主发展对执政党能力非常重要,但是对民主的错误理解则会适得其反。
  在现在中国,执政党能力建设面临两种矛盾的倾向,一方面是没有制度方面的民主,即整个政治制度还仍然停留在典型的权威型体制,也就是说没有大民主;但是另外一方面则存在着广泛的泛民主化努力,就是说具有太多的小民主,即单位内部的不正规五花八门的“民主”。
  执政党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民主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的缺失。专业精神分为硬软两个方面。硬的方面就是任何一个工作职位所必须履行的职业功能,软的方面就是日常所说的职位道德或者说敬业精神。
  在发达国家,现代专业精神大多是工业化生产方式及其工业社会民主的产物。工业化要求人们专于自己的职业,敬重自己的职业,否则就无法达成各个方面的配合,完成系统化的生产。而民主化则要求所有公共部门的就职者向人民提供必要的服务。

  须加强职业操守

  中国现存体制出自农民革命,而非工业革命的产物。建国以后,又长期搞阶级斗争,专业精神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对党、对领袖的忠诚。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开始重视专业精神,意识形态不再那么重要了。但是,还没有等专业精神建设好,又经历了商业化的冲击。商业化对专业精神的冲击并不比毛泽东时代政治对专业精神的冲击。所以,尽管有了二十多年的努力,但并不见专业精神的出现。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各个阶层缺乏职业操守。官员的目的不在于为民服务、公检法不在于伸张正义、医院不在于治病求人、组织人事不在于人才的管理、教育不在于养才育人。在商业化的冲击下,各阶层的头等目标就是赚钱。对就职者来说,职位只是用来人们用来赚钱的一个工具。
  专业精神的缺失大大动摇了人民对主要国家公共部门的信心。前些时间中央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公众认为公检法、教育、组织人事、卫生等部门是最腐败的,对这些部门的信心极其低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立法多如牛毛,但在缺乏专业精神的情况下,最多的立法也无济于事。
  公共部门的腐败就说明了这一点。公共部门腐败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执政党的所有政策都是要通过这些公共部门得以实施。
  如何提高执政能力?于是,很多人想到了民主。但是中国缺乏大民主。制度民主很难建设,于是只好来搞小民主,也就是单位民主。什么事情都要用民主的方式来决定,结果造成专业精神的大破坏。
  政府的很多单位最重要的是效率和职绩等等,不是什么制度都必须加以民主化的。原本执政党要建立的精英制度,经过小民主就演变成为精英淘汰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善于搞关系和腐败的大为风行,而专心于职业的人则被驱赶出局。
  看来,要真正建设执政党的能力必须该民主的地方应当尽快民主化,而不该民主化的地方就不可以民主化,否则只会是事倍功半,严重破坏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给用人单位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

  每个人都会遇到第一次见面的问题,但对转业干部这个特殊群体来讲,讲究和注意与用人单位的第一次见面,更是别有意义。
  思想要上进。通过交谈,表达你对社会、对人生、对工作持积极向上的态度,给人以成熟、进取的感觉,切莫给人以消极悲观的印象。比如对方说我们这里工作条件差、工资待遇低时,要明确表明你的正确态度,要表现出敬业精神,不要使人觉得你仅仅是为了满足某种私利而来。
  态度要诚恳。谈话要坦率、诚恳,切忌吞吞吐吐、绕弯子。介绍自己的优点和过去的成绩,要实事求是,不要任意拔高,否则会给人留下自负的印象。对自己不懂的问题,要虚心请教,不要不懂装懂。
  方法要得当。第一次见面,先谈什么、后谈什么,什么是重点,什么是焦点要分清,切莫乱谈一通,不分主次。比如,在谈到你到这个单位的动机时,不要一开始就讲自己搞什么专业,有什么文凭,到你们单位想做什么工作等等,而应该先说我为什么愿意到你们单位来,说明这是一个适合自己的发展空间,然后再讲自己的特长及优势,这样对方容易接受。如果张口就提要求,讲条件,把用人单位的需求放在一边,很难给对方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热播歌曲推介:古巨基《爱与诚》

  本歌曲所属专辑《大雄》,2004年7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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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诚
曲:曹雪芬@宇宙大爆炸 | 词:林夕 | 编:Teo Lo

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 只等你讲
其实大家早已嫌大家 却扮忙
恨有多一点碰撞 仍然无聊事干 不敢打搅对方
要是你愿意 诚实讲一趟 彼此都起码觉得释放

不要哭 我也忍得了这些年来的委曲
没法真心爱下去 只好真心真意的结束

* 别再做情人 做只猫做只狗 不做情人
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 和你不瞅不睬
最终只会成为敌人 (和你相交不浅 无谓明日会被你憎)
沦为旧朋友 是否又称心 没有心 只像闲人 若有空
难道有空可接吻 注定似过路人陌生 你怎么手震
(这预告 发自虔诚内心) *

长期被迫恋爱也真比 失恋更惨
长期扮演若无其事般 更困难
是我专登反应慢 明明为时甚晚 牌一早该要摊
再像我伴侣 仍望多一眼 一生都将会记得今晚

Repeat *

对不起 自动分手错愕的你怕会伤感
盲目的我 现在也可转台来贺你新生

Repeat *

校园爆笑故事全集——校园文化篇

  北大校园语录

  甲:“北大女生丑不丑,

  此问一直绕心头。

  来个校园大调查,

  听听男生的感受。

  三成男生点点头;“丑!”

  三成男生摇摇头:“不能瞅!”

  三成男生撇撇嘴:“这不算丑啥算丑!”

  一成男生摆摆手:“我得走!女友听到会挨揍……”

  乙:“北大女生虽然丑,

  她们好像并不愁。

  学校年年都招生,

  自有丑的在后头。”

  丙:“北京大学

  丑女无限。

  年年走一批,

  岁岁来一片。

  不忍环顾校园,

  惟恐虐待双眼。

  但得美女在身边,

  何愁考试不过线。”

  丁:“北大女生丑不丑,

  这个话题待推究。

  咱们学校这条件,

  只能艰苦与奋斗。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把女友搞到手。

  拉拉手,交交口,

  上课下课一起走。

  待得四年期满后,

  管她是丑与不丑。”

  甲乙丙:“高手!”

  成语故事新编

  三人行必有我师也:话说孔子和颜回曾参冉子三人打麻将,颜回等三人觉得孔子在鲁国做过官,手里有钱,于是三人抽老签一起骗孔子的钱。孔子最后输得是血本无亏,连裤腰带都押上了。麻将散场后路边的人问他:“输赢如何?”孔子说:“三人赢必有我输也。”山东话行和赢同音,师和输同音,于是传来传去就传成了三人行必有我师也这个成语。

  守株待兔:宋国有个人养了一窝的猪,到了冬天猪怕冷,这个宋国人就在猪圈里放了很多的草让猪御寒。有一只兔子半夜跑到猪圈里偷吃猪圈里的草,不料因为天黑看不见,一不小心掉到了猪圈旁边的猪粪池里淹死了。第二天那个宋国人看到了死兔子很高兴,于是就天天的守在猪圈旁边希望哪天再有兔子偷吃猪圈里的草淹死在猪粪池里。这就是守猪待兔的由来,猪和株是通假字,所以史书上又称守猪待兔为守株待兔。

  杀鸡取卵:从前有个人家里养了只老母鸡,这只鸡特别地能下蛋,可有一段时间这只鸡老是不下蛋,而且还病歪歪的。那个人想这鸡不下蛋留着也没什么用了,就杀了这只鸡,破开鸡肚子后发现这只鸡生病的原因原来是生了胆结石。大大小小的胆结石就像鸡蛋一样。杀鸡的时侯正巧邻家的快嘴婆祥林嫂过来串门。看到了以后就四处乱说,说这人杀鸡取卵,鼠目寸光,把好好的一只能下蛋的老母鸡给杀了。

  毛遂自荐:毛遂这人是个文学青年,经常写点小文章在网上发表一下,可是网易的版主和网友们都不喜欢他写的文章,因为文章写的太烂了。在网易BBS上混了一两年了,写的文章回帖的人没几个,版主也不给个“荐”字。搞的毛遂很不爽。所以以后在BBS上发文章的时候毛遂都要在文章题目后面自己加上一个“荐”字。比如《有了快感你别喊》“荐”。《我是一个伟大的小丑》“荐”。写手们和版主对他的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哭笑不得,于是就把这种做法形容为毛遂自荐。

  三顾茅庐:三国时刘备想请诸葛亮出山扶佐他打天下,于是就去陇中请他。刘备的老板刘表一向就对刘备不满,平日里给他准备的饭都是残羹剩饭,这天刘备吃完饭后到了诸葛亮那里坐了没一会,肚子就开始疼,一会工夫就上了三次厕所,诸葛亮心想老刘今天身体不好拉肚子还辛辛苦苦地跑到我这里来看我,很感动,于是就出山了。厕所在农村又叫茅房,茅厕,茅庐。于是后人就把这段典故说为成语三顾茅庐。

  望梅止渴:曹操有一次行军打仗,士兵们走的一个个都很累,没有精神也没有斗志。曹操就骗他们说:“前面有个梅庄,梅庄里有个梅小姐,长的是天姿国色,美艳无双,谁第一个到达战场,我就把梅小姐许配给他做老婆。”士兵们一听都来了精神,一个个口水都流下来了。终于在规定时间到达了官渡,打败了袁绍,后人称这个典故为望梅止渴。

  大学搞笑名谣

  1.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若有情死得早。

  2.

  南艺的姑娘河海的汉,

  机专的光棍满街窜。

  3.

  长得真有创意,

  活得真有勇气!

  4.

  沁园春.考试

  考场风光,千里纸飘,万里眼瞟。望教室内外,风景甚好,交头接耳,互打手势,欲与考官试比高;需来日,看试卷成绩,互喜互贺。

  惜八股取士,摇头晃脑。死记硬背,甚是苦恼。一代天骄,时代骄子,考试作弊出高招。俱往矣,数风流高手,还看今朝。

  5.

  都说南大美眉好,

  我来南大到处找,

  看了半天只想说———靠。

  中文美眉酸掉牙,

  社会姑娘没情调,

  商科理科实在傲,

  新闻系的浪的让人受不了,

  哎真的让我好伤心南大恐龙———满地跑。

  天涯何处无芳草,

  千万别去南大找,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何苦要到东大找,

  东大本来草就少,

  今年收成更不好。

  6.

  兜里揣副牌,腰裹老人头,逢人挡中华———够拽!

  兜里揣副牌,债主怀里撞,金星闪脑门———我呸!

  兜里揣副牌,见面同花顺,小费漫天飞———爷们!

  兜里揣副牌,兴奋伤大脑,三八当2:8———日鬼!

  兜里揣副牌,两点半诈锅,对过一点半———晕了!

  兜里揣副牌,牌九搓毛猴,庄家大鳖十———吐血!

  兜里揣副牌,千手大暴光,脑瓜成如来———110!

  兜里揣副牌,出门灰溜溜,浑身两毛五———回家?

  兜里揣副牌,逢人我便赌,逢赌我必输———唉,戒了!

  7.

  上联:考试不作弊来年当学弟

  下联:宁可没人格不可不及格

  横批:就是要过!

  精神病测试问卷一套

  1. 吃西红柿炒蛋时,你常烦恼该先吃西红柿还是先吃蛋吗?

  是———→前往2.

  否———→前往4.

  2. 你敢不惧他人的耻笑,牵着驼鸟去逛长安街吗?

  是———→前往3.

  否———→前往6.

  3. 你经常为了睡觉时,手要摆在哪里而失眠吗?

  是———→前往5.

  否———→前往7.

  4. 早上睡醒时,经常烦恼该先上厕所还是先刷牙吗?

  是———→前往6.

  否———→前往8.

  5. 你胆敢在非常感伤的毕业典礼上疯狂地说笑话吗?

  是———→前往9.

  否———→前往10.

  6. 别人说了一个很难笑的笑话,你胆敢不笑吗?

  是———→前往7.

  否———→前往10.

  7. 你敢不惧他人讪骂,穿着海滩裤参加重要宴会吗?

  是———→前往11.

  否———→前往12.

  8. 你讨厌的人要送你免冲水晶马桶,你会收下吗?

  是———→前往10.

  否———→前往9.

  9. 你很想和流浪狗玩“主人亲狗”的游戏吗?

  是———→前往11.

  否———→前往15.

  10. 你叫了一碗牛肉面,老板却端来一盘鱼丸,你会吃下它吗?

  是———→前往13.

  否———→前往11.

  11. 敢用我发明的“马桶型冰温冷三段漱口机”吗?

  是———→前往16.

  否———→前往12.

  12. 与你争辩中的朋友给你一个蛋塔,要你住口,你肯答应吗?

  是———→前往15.

  否———→前往14.

  13. 你很想念故事给动物园里的猴子听吗?

  是———→前往14.

  否———→前往18.

  14. 你会因为讨厌公司里的订书机,而辞去工作吗?

  是———→前往17.

  否———→前往15.

  15. 监考老师在你的座位附近走来走去,你会瞪他吗?

  是———→前往18.

  否———→前往16.

  16. 陌生人要请你吃好吃的火腿蛋炒饭,你会接受吗?

  是———→前往20.

  否———→前往19.

  17. 你嚼口香糖时,都用牙齿中固定的一边嚼吗?

  是———→A.

  否———→前往19.

  18. 吃蚕豆时,你会连壳带肉吞下吗?

  是———→C.

  否———→D.

  19. 我说你是神经病,你会承认吗?

  是———→B.

  否———→A.

  20. 我说你以後可能会变成神经病,你相信吗?

  是———→B.

  否———→D.

  【A】你是个不折不扣的神经病,即使你不承认也没有用,因为光凭你有这么大的耐心做完这些题目就足以证明了。希望你好好地在工作上发挥你的耐心美德及铁齿性格,将来不排除有出人头地的可能。

  【B】你是一群神经病中比较善良的那一个,但并不因此代表你的症状就比别人轻。反而你要担心的是,你是这一群神经病中,最有可能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而使症状再加重的人。希望你没事少跟别人说话。

  【C】你是一个性格豪迈的神经病,虽然现在的症状蛮严重的,不过请不要心灰意冷,只要多接触一些有趣的事物,你的精神状态将会因你的乐观性格而逐渐正常化。但是,要改掉参与危险活动的习惯。

  【D】你是神经病中的神经病!简直病入膏肓了!更可怕的是,你虽然口口声声地说:“我绝不是神经病!”可是你的潜意识却告诉自己:“我是神经病中的王!”你该多多阅读F君的作品,接受治疗了。

  流行校园的故事——鬼 魂 索 命

  从前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女朋友。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爱她。可是有一天,他女朋友无情地离开了他,甚至连一个理由都没给他。看着自己的女朋友与别人挽着手逛街,他痛不欲生,失去了理智。终于有一天他把女朋友杀了。本来他打算杀了她以后自杀的。可是将死之时才感到生命的可贵。从此以后他天天被噩梦困扰,梦境中他女朋友赤身裸体,披头散发,红舌垂地,十指如钩来向他索命。噩梦把他折磨得形销骨立,一天他找来一个道士乞求摆脱。

  道士要他做三件事:

  第一,把他女朋友的尸体好好安葬;

  第二,把他女朋友生前穿的睡衣烧掉;

  第三,把藏起来的血衣洗干净。

  所有的事情必须在三更之前完成,要不就会有杀身之祸!

  他遵照道士的嘱咐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很仔细,可是那件血衣却怎么也找不到了。马上就要三更了,豆大的汗珠从他脸上滴下来把地毯都打湿了。在将要三更的时候他找到了那件血衣,可是不管怎么怎么搓就是洗不掉。这时候忽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窗户被狂风拍打地左右摇曳,玻璃的碎裂声让人更加心惊肉跳,突然所有的灯全灭了,整个屋子一片漆黑。

  闪电中,只见他女朋友穿着染满鲜血的睡衣,眼睛里滴着血,满脸狰狞地指着他厉声道:“你知道为什么洗不掉血迹吗??”他被吓呆了一句话说不出。

  女朋友继续道:“因为你没有用雕牌洗衣粉,笨蛋。”

  撞树

  这是某校哥们在自习时所见及其随后在水木论坛上的补充:

  先是一个女生写的:

  一日黄昏漫步,见一男生装酷,

  呕吐,呕吐,只想低头撞树。

  然后又见一男生写的:

  一日自习深处,见一女生撞树,

  呕吐,呕吐,恐龙也敢摆酷。

  BBS上的补充:

  今日黄昏奇遇,见有两人呕吐。

  装酷,装酷,一不留神撞树。

  呵呵。

  一日闲庭信步,忽见三人撞树。

  何故,何故?只为都在水木。

  无事闲逛水木,惊闻四人撞树,

  愤怒,愤怒,罚你四人植树。

  那日4人植树,还有一人监督。

  残酷,残酷,惨状不堪入目!

  都怪有人撞树,害得满版酸句。

  删去!删去!免得大家发怒。

  你笑我郁闷气堵,害我搜肠挂肚,

  佩服,佩服,我咬牙切齿想哭。

  忽闻一人痛哭,不知这是何故,

  嘀咕,嘀咕,只缘恐龙撞树!

  昨晚饭后散步,忽有两人呕吐,

  跑路,跑路,又遇恐龙撞树。

  今天校园路过,忽然发现没树,

  罪过,罪过,大家爱惜树木。

  近来真是添堵,水木烂人无数,

  何苦,何苦,都来撞俺老树。

  怎样用辩证的观点放屁?

  上课时,我放了一个屁———很普通的屁。既不很臭,当然也绝对不香。可怕的是,教授正在讲辩证法。

  “请你自己对这个屁作一下判断,”教授说,“它好还是不好?”

  我只得说;“不好。”

  “错了,”教授说,“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组成,有它不好的一面,肯定有它好的一面。”

  “那么说它好也不对了?”我问。

  “当然。”教授说。

  “它既好又不好。”

  “错了。你只看到矛盾双方对立斗争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统一的一面。”

  我只好认真看待这个严肃的问题,仔细想了想说:“这个屁既好又不好,但不好的一面是主要的,处于主导地位。”

  “错了。你是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矛盾的双方会相互转换,今天处于主导地位一面,明天一定处于次要地位。”

  “你是说明天全人类会为了我的这个屁欢呼雀跃吗?”

  “不尽如此,但不能否认这种发展趋势。”

  我愣了好大一会儿,只得硬着头皮说:“我的屁既好又不好,既不好又好。今天可能不好,明天一定会好。今天可能很好,明天也许会不好。”

  教授听得直摇头,说:“这是彻底的怀疑论,不是辩证法的观点。”

  就这样,仅仅因为放了一个屁,我就成了一个怀疑论者。

  教授接着讲课:“辩证法的威力不仅在于能够轻而易举地驳斥任何观点,而且他能够轻易地为任何观点找到理论根据。”

  “可是我的屁就没有任何根据。”我抗议道。

  “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到,其实很简单,它是你肚子里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必然结果。”

  我哑口无言。

  教授说:“下面我们不谈屁,谈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一个西瓜,一粒芝麻,无论你怎样选择,都有理论基础。”

  我赶紧说:“我要捡起西瓜,丢了芝麻。”

  “很好。”教授说,“你抓住了主要矛盾,也就是说,你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那我就捡起芝麻,丢掉西瓜。”

  “先有量变,才能达到质变。你解决问题的顺序十分正确。”

  “我既要西瓜,又要芝麻。”

  “即抓住主要矛盾,又不放过次要矛盾。你是用全面的眼光看问题。”

  “我既要砸烂西瓜,又要踩碎芝麻。”

  “很好,你是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新事物就是对旧事物的否定。一切旧的事物必然灭亡。旧事物的灭亡是新事物产生的前提。”

  “我既要吃掉西瓜,又要砸烂西瓜。既要捡起芝麻,又要踩碎芝麻。可是,只有一个西瓜,一粒芝麻,怎么办?”

  “你这才算对辩证法入了门,重要的是:矛盾的双方不仅对立,而且有它统一的一面。你吃掉西瓜当然有它合理的一面,但你要砸烂西瓜,也并非不合理。只有将二者统一,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斗争。”

  我张口结舌,目瞪口呆:“可是,你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教授笑着说:“辩证法不解决任何问题,它的用途在于首先把人变成傻瓜———如果还有人不是傻瓜的话。”

  “你是说‘首先’?”我问。

  “是对,然后再从傻瓜飞跃到学者。”教授开始整理讲义,“关于辩证法为什么不解决问题,如何把人变成傻瓜,以及怎样实现从傻瓜到学者的飞跃,这是下一节课的内容。”

  教授一蹦一跳,走出教室。

反恐,在后“9·11”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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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前,当高耸入云的纽约世贸大厦轰然倒塌,历史就被定格在这样一个时刻。那一刻,也许许多人都已经预感到,我们的世界将会因此而改变……

  “9·11”至今,已是第3个年头了。
  自海湾战争始,美国领导的战争还从未失手。即使现在仍在进行的这场全球反恐战争,战果也不可谓不辉煌。截至2003年4月,美国宣布已有3000余名恐怖分子在100多个国家被逮捕,另有500多个账户约1.135亿美元的恐怖主义资金遭到冻结。
  然而,3年前开始的反恐战争至今依然难以看到尽头。“9·11”以后,人们开始留心世界上的恐怖事件,赫然发现它们原来发生得如此频繁。2002年,全球发生恐怖事件179起;2003年412起;2004年,就在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高歌猛进之时,仅第一季度就又发生了80余起。
  因为“9·11”,恐怖主义已成为这个时代的烙印。

  全球反恐大趋势

  目前,被各国关注到的恐怖组织约有1000多个,大致包括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反政府武装等几大类。其中,联合国认定的恐怖组织有40多个。美国对恐怖主义有自己的标准,在美国2004年4月公布的《2003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中,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虽只有77个,却比上一年新增16个。无论是事实还是统计数据都表明,宗教极端势力已成为当今国际恐怖活动的主体。在联合国认定的恐怖组织中,绝大多数是这类组织,全球每年70%的恐怖事件也是它们所为。这类组织的突出代表就是“基地”组织。
  同常规战争不同,恐怖组织惯于采用“非对称”手段作战,其结果就是如果国际社会无法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就很难彻底消除恐怖活动。于是,同美国反恐浪潮的声势相一致,恐怖组织的数量在增加,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恐怖袭击也在增加。
  美国自己统计的、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2002年为77起,2003年为82起,似乎并无实质上的增加。事实上,在“9·11”之后,除了炭疽事件以及各种警报之外,美国本土已经鲜有恐怖袭击了。不过,有一种观点却认为,那是因为美国在伊拉克采取了“宽进严出”的政策,把反美恐怖分子都吸引到伊拉克的缘故。然而,美国媒体说这两年美国遭受的恐怖袭击远不止美国政府的统计,布什是为了竞选故意压低了数字。
  而另一方面,美国虽然比较安全了,但世界其他地区却更加危险了。除了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的战斗外,印尼巴厘岛爆炸、西班牙“3·11”火车站爆炸、法国高铁惊魂、连续不断的俄罗斯人质危机……所有这些事件给人的直观印象是,恐怖主义正在世界蔓延,全球恐怖主义伴随着美国的反恐行动,一起进入一个活跃期。必须承认,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的确取得一定成效,但未能根本遏制恐怖组织的发展,以至于布什自己都说,反恐战争很难获得最终胜利。

  捅向世界的马蜂窝

  全球反恐行动,揭开了一张全球恐怖主义的网络。然而,没有人知道,这张网络是过去就存在的,还是“9·11”以后形成的。
  “9·11”以后,几乎世界上所有重大的恐怖行动都能和“基地”组织扯上关系,一时间让“基地”组织变得无所不在。这里当然混迹了不少“李鬼”,但情报也证实,2003年全球除车臣、以色列等地区外,许多国家发生的恐怖事件的确有“基地”组织的背景。有学者就曾经针对这种情况形象地指出:“基地”组织这个马蜂窝原来只挂在阿富汗一个国家,但美国人一场战争,却把这个马蜂窝捅向了全世界。
  “基地”组织估计原先有1.8万余人,最初相对集中在阿富汗一个国家,但在美国的反恐攻势下,基地组织被迫化整为零,其成员流散到全球60余个国家,并在各国扎下根来组成新的分支机构,它们与“基地”核心组织的联系日渐松散,但相互之间联系却大大增强——在资金、装备上互通有无,在情报上相互配合。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基地”组织在过去几年内向当地的“伊斯兰祈祷团”提供了超过10亿印尼盾的经费,支持后者实施所谓的“亚洲圣战行动”。在菲律宾,“基地”组织和“伊斯兰祈祷团”派出专家,为当地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和阿布沙耶夫组织培训了大量行动破坏人员。而此次造成巨大伤亡的俄罗斯人质事件中,已证实恐怖分子中有十多人曾是阿拉伯雇佣军。
  结果便是人们今天看到的情况。恐怖组织日益网络化、一体化,其组织形态也有巨大变化。活动更加自主、灵活,破坏性也更大。例如“伊斯兰祈祷团”等恐怖组织的活动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后也日趋猖獗,仅2003年就在当地制造了80余起恐怖事件,较前一年增长了1倍以上。即使有关国家相继抓获了包括“伊斯兰祈祷团”精神领袖巴卡尔等人在内的一批恐怖组织首脑,但由于上述恐怖组织在机构布建、人员招募等方面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自我再生和修复能力极强,因此,即使有重要人物落马也能迅速填补其空缺,然后继续与政府对抗下去。
  另外,就是恐怖组织与军火走私、毒品、偷渡、洗钱等国际犯罪合流。恐怖组织通过为后者提供协助换取从事恐怖活动所需的资金和装备。“基地”组织盘踞阿富汗时,就曾与塔利班政权合作将阿变成了全球最大的毒品生产地,高峰时鸦片产量达到4600吨,占到全球鸦片总产量的70%以上,这些毒品经其他国际犯罪组织贩卖至全球各地,为塔利班政权及“基地”组织提供了充足的活动资金。

  “恐怖”是恐怖组织的标签

  恐怖组织制造恐怖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对社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引发社会恐慌、影响公众舆论,并进而改变国家行为、政策或颠覆国家政权。因此,传统上,恐怖组织一般会选择军政首脑、标志性建筑、重大基础设施作为攻击对象。据统计,1968年-1997年间,全球针对各国领导人和重要军政目标的恐怖袭击就占到了袭击总数的36.14%。“9·11”事件中,以世贸大厦、五角大楼和白宫作为攻击目标也因为此。
  “9·11”后,随着各国防恐意识的增强,重要目标的防护措施日趋严密,恐怖组织为继续制造所谓的“轰动效应”,遂对其攻击原则进行了一定调整———由过去的“让更多的人看,而不是让更多的人死”转为“既让更多的人看,又让更多的人死”。于是,防范薄弱的国家,人口密度大或外国人集中的民用目标成为恐怖组织的首选。正如本·拉丹所言,“我们对穿制服的人和平民不加区别,他们都是教令中的进攻目标。要知道,美国在历史上也不分平民和军人,甚至殃及妇女和儿童。”
  “9·11”之后的今天,发生在印尼、西班牙、土耳其和俄罗斯的恐怖主义事件就清楚地反映了这种转变。马德里连环爆炸导致200人死亡、1800人受伤;别斯兰人质事件更是造成近400人死亡,700多人受伤。上述事件一方面暴露了恐怖组织反人类、反社会的残酷本质,另一方面也显示恐怖组织将袭击重点转向了机场、港口、商场、酒店、景区等“软目标”,攻击范围更趋扩大化和多元化。
  目前,全球80%以上的恐怖组织都拥有自己的武装,他们利用各种途径购买武器装备,招募人员进行训练,以图与政府进行长期对抗。近年来,恐怖组织与各国政府的较量不断升级,一些恐怖组织甚至已经不满足于传统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爆炸、袭击、劫持等手段,而是追求高技术含量的手段。有关国家提供的数据显示,1993年至2001年全球已破获核材料走私案件176起,部分案件经查证确与一些国际恐怖组织有关,美国也表示“基地”组织可能获取了一定的放射性材料,并拟制造“脏弹”用于对美袭击。生化武器由于门槛相对较低、材料便于搜集,已成为个别恐怖组织的袭击武器,1995年日本“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使用“沙林”毒气,一次就造成12人死亡、5000余人受害。由于核生化武器的超大破坏力,恐怖组织一旦掌握了上述“超级恐怖武器”,必然对整个人类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9·11”事件让世界如此直观地感受到恐怖的震撼。今天,虽然全世界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前所未有的强,但由于受意识形态、自身利益等原因的影响,各国目前尚难以在反恐斗争中采取统一行动,就连恐怖主义如何定义、恐怖组织如何认定等基本问题都尚未形成定论。国际恐怖活动再度猖獗,固然有恐怖组织自身调整和变化的原因,但与各国反恐行动的不力亦有很大关联。反恐远非一国或几个国家、一种或几种手段、一年或几年就能解决问题,全球恐怖活动仍将存在一个很长时期,国际反恐斗争依然任重而道远。

深度解读“郎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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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对几家国内著名企业的质疑近期已演变成一场对国企产权改革的全社会反思。在经济学家们激烈的争辩中,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秦晖的名字被屡屡提及,因为早在十几年前,这位从研究农民史转而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就已在呼吁人们警惕国企产权改革中的不公正性。在我们的约请下,尚在美国的秦晖撰成此文,细述其对多年来国企产权改革路径的理解和思考。

  “郎咸平旋风”:由“案例”而“问题”而“主义”
  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郎咸平旋风已从对具体企业家的针砭刮到了对国企产权改革的否定,也由此引发主流或非主流的经济学家纷纷参与讨论或贬或挺。
  8月以来,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连连在媒体上发出“重磅炮弹”,指名道姓地痛斥许多中国企业领导人借国企改革之机大肆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这些被指责的企业几乎都是过去被树为改革成功典型的“明星企业”,包括TCL、海尔、格林柯尔、科龙等。
  郎咸平的炮轰果然引起强烈反应:平面媒体与互联网上出现一面倒的声援之声,而被批评的企业则纷纷叫屈,格林柯尔老板顾雏军甚至在香港把郎咸平告上了法庭。这反而更增添了事件的轰动性。郎咸平回应时表示:他并非与顾雏军个人过不去,实在是针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事态而言。这样,郎咸平就由“案例”进入了“问题”。在此前后他对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不少方面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批评“做大做强”,否定MBO(“管理者收购”),抨击“保姆变主人”,直至提出“国有胜于民营”,完全否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必要。
  对于郎咸平的“发难”,中国“主流经济学”界保持了几天的沉默,媒体谓之“集体失语”。郎咸平则对此表示不满,对他为捍卫国有资产而斗争却得不到同行的响应而成为“孤军奋战”大表感叹。但很快,行内出现两极化的回应:一方面,自许为“非主流”的一些经济学家,如左大培、杨帆、韩德强等高调声援郎咸平,有的甚至采取了发表“声明”这种学界少见的形式。另一方面,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中的不少人,如赵晓、张文魁、张维迎、张军等陆续出来反驳郎咸平。8月28日这一天,中国南北方出现了两种声音的激烈碰撞:北京在当天举行了“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受邀的“主流经济学家”大都在南方开会而没来,只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一人应战,而“非主流”方面的左大培、杨帆、韩德强、杨斌等人均到会发言“挺郎”,加上郎咸平本人的出色发言,会场几乎成了声讨“主流经济学”以及据说是这种经济学主导下的国企改革的场所。就在这个发言中,郎咸平明确把国企改革中的一切问题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并自称要用“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来纠正之。这与他几个月前还著文欢呼“民营企业的春天”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与他这次炮轰之初谈“问题”时的说法“政府退出可以,但国企不能退出”有了很大的不同。
  郎咸平这样表态的确好像也是大势所趋,就在28日同一天“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年会”在南方开会,有人评论曰“说是中国企业家论坛,实际上是国内(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回应郎咸平”。在前几天赵晓、张文魁等发言的基础上,张维迎对郎咸平提出了不点名但却相当系统的反驳。张维迎与此前回应的张文魁除了说他们的道理之外,都特意点出了自己主张的背景:张文魁多次强调郎咸平痛斥的国企改革并非只是经济学家“拍脑瓜”的结果,而是“党和政府”的战略决策,张维迎则批评郎咸平以“骂政府,骂富人”为能事。

  “民主分地”的启示
  当初改革在更“传统”的农村能够势如破竹,在新文化、外来文化影响无疑更大的都市国企中却寸步难行,原因难道不正是“民主分地,起点平等”的公正性得到农民的广泛认同,而国企改革却缺少这种公正性吗?过去的平均主义会损害效率,但是起点平等的公正分地却是效率的保证。
  讨论中不少人如赵晓、童大焕等都提到了笔者过去对这类问题的关注:“这场瓜分国家财产的盛宴早已开始,而且质疑者也不乏其人。据我所知,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早就谈过‘从打破大锅饭到瓜分大饭锅’的问题”(注1)。我并不关心这个问题的“发现权”属谁———这很无聊。但这次挺郎的“非主流”人士纷纷回顾自己过去也批评过,看这些回顾,起码与他们相比我还真是最早的。于是觉得有必要谈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这并非是要争什么发现权,而是觉得整理这段心路也许对认识那时以来的中国经济转轨历史不无裨益。
  早在1980年代后期,官商官倒现象、价格“双轨制”下的以权谋私和承包制下的“公产私用”已经引起社会不满,政府也从只提所谓“不正之风”到开始承认有“腐败”问题。但是那时也兴起了“原始积累时期不公难免”的论调。尤其是1988年前后,与“新权威主义”的同时兴起了“官僚资本是到商品经济(那时还不说市场经济)的第一级火箭”之说,公然为那时还只是初露端倪的“以权占产”张目。
  这一切使我产生了改革可能遭扭曲的忧虑。当时研究农民史的我,从农村改革之初小岗村“18个红手印”式的“民主分地”得到农民支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农村改革不是以“民主分地,起点平等”的方式脱离人民公社,而是把公社变成干部的私人庄园、把农民赶走或变成庄园苦力,农民还能支持改革吗?
  我们知道,当初分地在很多地方是在形成政策之前由农民自己协商进行的。由于缺少政府的干预,农民的“公平”方式有时在学者看来极为粗糙原始,好地坏地水地旱地远地近地一律切块抓阄平分家家有份的结果,使得农地的细碎化在许多地方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往往一家的份地多到十余块。当时不少人(包括我)认为如此“放任”将损害耕作效率。但实际上农民自有乡土智慧,几年后通过民间的自行调整掉换,细碎化的问题逐步缓和。看来只要初始配置具有公信力,后来的调整并不难。过去的平均主义会损害效率,但是起点平等的公正分地却是效率的保证。用农民的话说:“假如分配不公,架有的打哩”。
  我还看到,历史上有不少“同居共财”的宗法大家族到了晚期都会因面临“分家”而产生矛盾。但是矛盾的尖锐化往往不是因为“要不要分家”的争论——尽管这种争论似乎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而是由于“如何分家”的争执。而“分家”是否公平往往对家族此后的历史产生重大影响:公平的分家可以在“亲兄弟,明算账”的和谐中达成个体自由与家族凝聚力的统一,使“分家”后的家族继续保持活力。而分家不公却不仅当时会造成打官司、动武乃至出命案,而且此后的家族认同也就完了。
  我进而想到,人类社会史上过去两次“摆脱共同体束缚而争取个性自由”的过程:摆脱原始氏族共同体走向古典自由民社会、摆脱封建宗法共同体走向近代市民社会,都曾经面对类似问题:在走出氏族共同体时,有“雅典道路”与“马其顿道路”之分,“雅典道路”意味着变“氏族族长制”为“民主制”,通过平民运动(包括经济上通过梭伦、李锡尼法案式的改革形成平民私有财产)建立民主雅典与共和罗马式的古典公民社会。而“马其顿道路”则是变“氏族族长制”为“强权通吃”,化“父权”为皇权(包括经济上形成托勒密式的权贵大私有制)以建立“家天下”的古典帝国。同样,在走出封建宗法共同体时,也有所谓“美国式道路”与“普鲁士道路”之分,列宁曾经这样归纳这两种对旧体制的“破坏方式”:从农村公社分解为独立农庄是两者的共同趋势,问题在于这一过程是使农民得利而“特鲁茨柯伊老爷”受损呢,还是使农民破产而特鲁茨柯伊老爷得利?
  实际上,没有什么人是天生的“分家派”或天生的“护家派”,同一个人按有利于己的方式他可能支持分家,而在相反的方式下他可能坚决反对分家,个人如此,阶层亦然。在古希腊罗马,贵族与平民都是氏族传统的背叛者。在近代法国,王党与雅各宾党都在破坏农村公社。当代的“大锅饭共同体”同样是在上下的双向作用下解构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在“如何分家”之争中找到一种尽可能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大多数人的方式。这不仅是基于道德上的正义,在操作层次上也是使进步过程能够实现的重要条件。1980年代有些人过分强调所谓“文化”的决定性,但实际上,当初改革在更“传统”的农村能够势如破竹,在新文化、外来文化影响无疑更大的都市国企中却寸步难行,原因难道不正是“民主分地,起点平等”的公正性得到农民的广泛认同,而国企改革却缺少这种公正性吗?
  历史上,1905年以前俄国农民“脱离村社的个人主义倾向”曾使沙皇维护村社的国策难以为继,更使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宣传惨遭碰壁。但是1907年以后专制的斯托雷平改革以“权贵私有化”使大多数农民深受其害,导致他们“突然变成”强烈的村社传统支持者并在1917年清算了这场不公正的改革。相反,同样是专制的资本主义改革,伊朗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因其腐败不公在都市中引起伊斯兰传统的强烈反弹,甚至不少高度“西化”的都市中产阶级也卷入了那场推翻巴列维的“伊斯兰革命”。然而恰恰是最不“西化”的伊朗穆斯林农民,成了巴列维国王当时几乎仅有的同情、支持者和伊斯兰革命反对者,因为巴列维改革虽然在城市中以腐败著称,在农村却因把寺院土地分给农民而使他们尝到了“分家”的甜头。
  显然,斯托雷平改革与巴列维改革的失败与其说是因为“文化冲突”毋宁说是因为公正性危机。而同样生活于“传统”,俄国农民反斯托雷平与伊朗农民亲巴列维,也因为这两次改革对他们公平与否。

  “掌勺者私占大饭锅”
  1992年股市急遽升温直到发生深圳10月骚乱,第一波“圈地运动”也澎湃而起。为此我提出了“从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到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等问题。
  所有这一切使我痛感公正性在改革中的重要,尤其是在一场走出传统共同体的改革中“公正分家”的重要。但是当时我作为史学家并未直接介入现实问题,只是在那时的一些“纯学术”的史学论文中和我编写的两本未出版的教材《古代社会形态学概论》与《封建社会形态学概论》中附带地表达了上述与现实有关的看法。我和金雁合写的两本专著《田园诗与狂想曲》及《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中更系统地、也与现实联系更紧密地表达了这些思想。
  1990年左右,许多人断言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将会终止,但是我从历史上许多类似过程中感到改革过程反而会加速。果然,1992年后改革很快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形势的发展迫使我从“经济史”走入了“经济”。1992年股市急遽升温直到发生深圳10月骚乱,第一波“圈地运动”也澎湃而起。为此我在深圳股潮后不久写了长文《危险的第一级火箭》(1993年2月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提出了“从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到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等问题。——这就是11年后郎咸平今天所讲的“保姆占了主人财产”的现象。
  同是1992年,过去承包制下由“公产私营”、“公产私用”演变为“公产私有”的资产转移使人对这种方式日益怀疑,“产权改革”的话题浮现。当年8月,原官员身份的深圳罗湖区时代实业有限发展公司总经理叶启明提出个人集资2000万元购买本公司,成为见诸报道的首例法定代表人购买自己企业的“自购自”案例,这也就是今天成为时髦的“MBO”。罗湖区起先拒绝并开始排挤叶启明,派工作组进驻企业查叶的“贪污”问题,查不出结果也不撤,并要叶提前离休,遭拒绝后又要叶参加拍卖竞标,叶仍不同意并上诉市委,市委决定支持叶启明“自购自”。为此,我写了《“叶启明现象”辨析kk国有资产产权改革中的“自购自”问题》(1993年《东方》创刊号)一文。文中指出,无论这一个案中的叶启明作为经营有功的企业负责人如何应该给予奖励,在中国现状下作为一般性问题,企业负责人“按自定价格或至少是以此为基础的非市场性价格购买自己所管企业,并使之转为自己所有的做法”不能提倡。“在国有资产产权改革中‘自购自’的方式是不应允许的。”产权改革“只能采取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公开拍卖不失为其中的一种选择”。11年后,郎咸平对MBO的看法与我大致相同。
  就在此文中,我指出产权改革中的国际惯例包括体现机会平等的“英国方式”(公开拍卖),以及体现“起点平等”的方式:以非实物的某种价值形式“在一定范围内公正平分原‘公有’资产”,例如捷克等国正在进行的“人民私有化”、一些西方国家实行的“伊索普”方案(ESOP,“雇员股权方案”的英文缩写)等。过了11年以后,有朋友撰文对我的“起点平等”主张提出批评说:这一主张如果早十年提出是很好的,现在提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我这个主张何止早十年,而是早在11年前就一提再提了。

  “公正至上,起点平等”
  人们常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这句话不如改为“市场经济是公正的经济”更为确切。其实在西方,“法制”之“法”不仅指成文法,更指高于成文法之上的自然法。而自然法实际上就是公正(justice)的同义词。没有公正,就是蔑视自然法,成文法的权威就没有来源,一句话,没有公正就没有法制。
  1994-1996年间,我在《东方》杂志上连续刊出了“四论公正至上”,对经济转轨中的公正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我开头就说:“效率源于竞争,竞争要有规则,规则必须公正。是故,公正乃是超越‘公平与效率’之争的更为基本的价值。”这里所谓“效率源于竞争”是当时的流行观念,其实效率也源于合作,但合作同样要以公正的规则为前提。西方所谓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本来是在规则公平已解决的前提下揭示“结果平等”与竞争效率之间的矛盾,但在规则公平还未完全实现的当下中国,所谓“效率优先”往往成了不公正的特殊利益优先;而“兼顾公平”又往往被理解为规则公平只能置后(不能优先)。结果这个在西方被理解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口号在中国却淮橘为枳地成了损害竞争公平的借口。因此我主张“公正至上,效率与公平皆在其中”。
  我还指出:“人们常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这句话不如改为‘市场经济是公正的经济’更为确切。其实在西方,‘法制’之‘法’不仅指成文法,更指高于成文法之上的自然法。而自然法实际上就是公正(justice)的同义词。没有公正,就是蔑视自然法,成文法的权威就没有来源,一句话,没有公正就没有法制。”
  在产权改革愈炒愈热的当时,公正问题首先就表现为“进入市场经济时的产权(及其他相关权利)初始配置”的公正性问题。而当时不少经济学家尊奉以剥夺大众交易(谈判)权利来“减少交易成本”的所谓科斯定理。据说根据这个定理,“初始权利”属谁无关紧要,只要交易成本为零,效率就可以最大化。而要使“交易成本”降低乃至趋零,就要禁止公众参与讨价还价。
  因此许多学者尽管承认规则公平,却根本否定经济转轨中尤其是产权改革中起点公正的重要。为此出现了种种怪论,例如,有的学者提出“产权空白说”,似乎国有资产属于“无主物”,谁拿到就是谁的。有的从所谓“分不如卖”的命题中推出“公共选择不如双方交易”,主张产权改革中不应承认公众的谈判权利而应由官商“双方”自由交易。有的提出“交易先于产权”,暗示对于“无主”的国有企业“掌勺者”尽可以放手“交易”,一“交易”,产权就出来了。为此,我在这几年对这些主张进行了辨析。我指出国有资产绝非“无主”,它在法理上与事实上都属于国民,对过去国资原始积累过程的道德批判和如今所有者与“看守者”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缺失并不能推出“国企无主”。——这也就是8年后郎咸平此次讨论的国企“产权非缺位”说。
  我认为,“分”与“卖”本身各自都有公正与否的问题,因此“分不如卖”是个假问题,但作为公共物品,其处置形式无论是“分”还是“卖”,性质上都应该属于“公共选择”,只有通过直接的或代议的公共选择程序完成了产权转换后,它作为私人物品才具备“双方交易物”的资格。因此国企买卖是一种“卖方缺位的看守者交易”,看守者是不能未经所有者委托、不受所有者监督而“自由定价”的。只有在所有者对看守者形成选择委托与监督代理关系的情况下这种交易才能成为合法的“代理人交易”——这也就是8年后郎咸平此次质疑的“双方自由定价的合法性”问题。
  1997年之后,在“国企改革攻坚战”中,许多地方出现了比“分”和“卖”更刺激的做法。如长沙在1999-2000年间对一批盈利的大型国企实行“靓女先嫁”的“界定式私有化”,用政治权力直接把国有资产划拨给“内部人”并一步到位地实现管理者控股(即所谓MBO)。这是世界各国包括中东欧转轨国家在内在公开领域(偷着干另说)都前所未见的“激进”做法。我在《财经》杂志上对此提出批评。据后来媒体综述,当时对“长沙模式”的质疑以我最激烈。
  2002年后,开始实行“国有资产分级管理”。管理者控股的呼声大涨,风传明年将是“MBO年”。我为此写了《国有资产如何公正“退出”》与《要MBO,不要MBO年》等文,指出“分级管理”不能改变政府只是国民资产的看守者而非所有者的性质,国有资产的处理必须先讨论并经过立法(这也是郎咸平此次的主张),并必须有公共参与与有关利益各方的公平谈判机制。至于管理者控股,我认为如果在公开公平的竞标中实现,那当然可以。但是在非竞争条件下用政治力量推进这种做法,乃至搞大轰大嗡运动式的“MBO年”,是决不可以的。
  有人把我的产权改革主张简化为“只分不卖”、“民主先行”。这种归纳是有误差的。我的确相信,公正的改革应当“在起点平等之下产生最初的所有者,在(竞争)规则平等之下产生最终的所有者。”我认为产权改革不能追求所谓的“最优配置”而只能追求最公平的配置,配置的“优化”应该在产权明晰后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来实现,在此之前以权力指定“优者”并使其拥有特殊“配置”是不合理的。
  但是,起点平等并不等于“只分不卖”。由于过去“左右”两边都借斥责“证券私有化”来否定起点平等与公共参与,我们不能不澄清与此有关的事实:实现了证券私有化的捷克是中东欧发展得最好的国家之一,而为人诟病的俄罗斯虽然声称搞了、却并没有真正搞过证券私有化。但是,我们并没有忽视这种方式的局限性,包括捷克1997年后显现的公司治理问题。我们更没有“只分不卖”的主张,实际上只要在公共选择的原则下做到公正、公平、公开,像捷克那样在公民中进行平等的初始分配以产生“卖者”,或像匈牙利那样由一个具有充分的公共选择-监督代理功能的政府把公共资产变现后用于提供转轨时期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所需,都是可以的。起点平等也并不等于起点平均,毋宁说它更强调起点的公正与清白:只要在转轨中能够制约权力,尽量避免“抢来本钱做买卖”,在此过程中各阶层都有利益表达的机制、都有集体谈判的功能与参与博弈的途径,在公共资产的处置上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自己的诉求,那么,由此形成的配置即使最终并不平均,也会为公众所认可,所愿意接受,从而具有公信力,具有不仅是成文法而且是自然法意义上的(即道义上的)合法性,不至于一有风吹草动就产生翻盘的社会冲动———那么从最基本的底线上讲,这样的配置也可以被认为是接近于起点平等的。
  关于民主也是如此,“民主先行”并非是一步到位的激进变革,它应当实现上节所述的那些公共参与,至少应当使这种参与的进步与公共资产处置行动的公共性或“外部性”相适应。而且应当注意参与的大致均衡。事实上,按“交易费用”理论的本意,减少交易费用的途径也决不是剥夺人的交易权利,而是通过契约组织整合交易行为,例如,集体谈判就要比分散的个人非理性抗争更能节省全社会支出的交易费用。

  有疑问的“国资退出”
  如果某些利益集团的权力不受制约,理性的利益协调机制无法建立,那就可能出现一种扭曲的“辩证关系”:无论“减员增效”还是“就业优先”都被引向符合有权势者利益的方向。
  综上所述,郎咸平今天提出的问题我在过去11年间几乎都已提出,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与我相同或相近。当然,郎咸平关于那几个公司的具体案例我没有研究,无法置评。但我非常同意他对多数问题的揭示,而且他的行为方式对于提请全社会注意这些问题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我当年微弱的呼声所无法相比的。就此我们应当感谢郎先生。必须指出,尽管这次“主流”方面不少人提到郎先生指出的问题秦晖早就讲过,而且据说似乎比郎讲的还好,但是在那时,并没有什么人(无论“主流”还是“非主流”中人)对我表示支持。而且就在这次的讨论中显示出,“主流”方面的一些朋友对问题的严重性依然缺乏认识。他们的一些观点我也很难苟同。
  例如一位朋友说:学者不应该在乎民意,应该有勇气与民意唱反调。这话有没有道理?要看对什么问题而言。学术问题当然只能求真而不能媚众,如同不能媚上。但是公共政策问题,岂能无视公众意志?就郎咸平提到的几个具体案例来说,的确正如张维迎所言,不能仅以民意的是非为是非。格林柯尔有没有问题,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和调查证据,由法官或审计部门来独立地裁决,不能仅因民意汹汹就定人以罪。学者也应审慎表态,不能仅仅因为民意倾向郎咸平就附和他对那些具体案例的判断。
  但是如果超越具体案例,从政策层面谈论一般意义上的国资产权改革,它的本质是什么?不就是要处置原来法理上是属于公众的资产吗?处置公众的财产难道可以不听公众的意见而只考虑“学术上正确”?比方说,张教授有一所房子,别人,哪怕是个比张教授更有学问的经济专家,就可以不管张教授的意志而根据“学术上正确”的某种资源配置理论把这所房产“配置”给别人吗?
  郎教授的一些提法也不是没有问题。例如他说国际上讲的MBO不是指管理者购买自己所在企业的产权,这BO即buyout,是购买外边的股票,像中国这种“自购自”应当叫做MBI,即买内部股(buyin)。但是据我所知,国外文献中虽然确实偶见MBO/MBI这样的提法,但绝大多数论者,无论是议论西方、转轨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有关话题时,他们谈到的MBO就是指经理购买本企业。而且与之并列的还有MEBO(MANAGER&EMPLOYEE BUY OUT,经理与雇员共同购买本企业)、EBO(EMPLOYEE BUY OUT,雇员集资购买本企业)等缩略语,其BO的意思相同。从英文词义上讲,buy out就是“完全买下”、“买断”之义,也不是“买外边的”,而且buy out与buy in也不是反义词。从常理而言,MBO是在传统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企业理论受到挑战、相信经营者控股、所有权经营权合一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的想法的一种实践。如果像郎先生所说,只是经理购买了外边一个不相干的企业股票,那就与一般的股民购股行为无异,有什么理由成为一个特定的经济概念并形成专门术语呢?我与郎先生一样反对在中国的条件下搞MBO,但反对或赞成是一回事,MBO本身是什么意思,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不过一般而言,我相信郎先生并没有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产权改革的公信力缺失不仅仅是案例性的。即便是一些理论上讲本来无可厚非的主张,在这种背景下也会被不公正地扭曲。我认为即使是郎先生对此也缺乏考虑。
  例如,笔者最近听说一个故事:某个国有企业,原先有一千多职工。十五大以后,企业开始了“改革攻坚战”,主要内容是“减员增效”。当时并没有搞产权改革,厂子仍然是“国家”的。在“国家”面前谁能讨价还价?而且既然产权未变,没有“私有化”的嫌疑,自然也避免了意识形态风险。于是改革进展顺利,职工们纷纷“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地加入了下岗队伍,两年后厂里只有三百多职工了。冗员既减,效益自然也就颇有改善。
  这时,“国有资产退出”的产权改革适时启动了,企业开始搞“两个置换”(资产由国有“置换”为私有,职工由“全民身份”“置换”为自由雇员)。但是问题来了:企业效益既然改善,在产权市场上它的资产价值自然上升。按照产权改革应当促进“经营者持大股,经营者中又提倡法定代表人持大股”的原则,当时是想搞MBO(经理买断制)的。可是无论按市场竞价还是搞资产评估,这企业都太贵,“M(经理,manager)难以BO(买断,buy out)”,“置换”有困难。而且按理说,企业效益改善资本增值,证明经理是“能人”有功,现在反而让他出高价,那反不如“穷庙富方丈”先把企业搞垮以便贱价买进然后再妙手回春了,这岂不是奖庸惩能、奖贪惩廉吗?好了,这时据说有精神:企业改革应当“就业优先”。只要新企业主允诺不减员,“置换”价格好商量。于是该企业以很低的内部价成功“置换”给了其原负责人,而且是采取以未来股权红利逐年抵扣的办法来支付这一“购买”。于是一位官员就这样在没有竞价对手也不作任何现实支付的情况下“空手套白狼”,成了这个盈利企业的老板。
  有人说这是“半卖半送”、“明卖实送”。当然看起来这项交易是有条件的:亦即“购买者”承诺对已经“减员增效”后的(而不是“减员”前的)企业现有员工的就业负责———这被认为体现了“就业优先”。
  实际上,“减员增效”以改善公司治理,“就业优先”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两个思路本身都并不错。而且两者间的矛盾也往往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大。例如在古典学派看来,按市场规律实行“减员增效”可以促进资本积累,而资本投资增长会反过来带动就业增加。凯恩斯学派则相反,认为以国家的积极干预来扩大就业,不仅能缓解社会紧张,而且就业拉动消费,消费带动繁荣促进投资,资本的增加也就意味着相对达到了“减员增效”。而在现实生活中,到底当前先从“减员增效”入手还是先从“就业优先”入手,则是见仁见智,而且不同见解的背后往往是不同的利益群体与社会分野,需要民主政治下的利益协调机制来权衡利弊,实行最大限度符合社会长远利益并兼顾各方现实要求的选择。这里确实有某种关系在焉。
  但如果某些利益集团的权力不受制约,理性的利益协调机制无法建立,那就可能出现一种扭曲的“辩证关系”:无论“减员增效”还是“就业优先”都被引向符合有权势者利益的方向。先用国家权力来“减员增效”,后借“就业优先”为名化公为私,横竖都是他占便宜而别人付“代价”。这就像古代历史上经常出现的“王马之争”:王安石主张国家统制,结果“阡陌闾巷之贱民”被束缚得无所措手足;司马光主张放任无为,结果“品官形势之家”得以放手聚敛私财。前者搞不成“福利国家”,后者搞不成“自由市场”,最后就在这翻来覆去之中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了。
  历史与现实的经验值得注意。今天我们既有理由“减员增效”也有理由“就业优先”,但这两者能够形成什么样的“关系”,这恐怕就不是就经济论经济可以解决的问题。

  症状、病因与药方
  我奉劝今天的“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纯从理论上讲,你们的争论如同“左”与“右”、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的争论那样永远不会有个终结的。但是你们应当想想:你们是“天平”的两头呢,还是“尺蠖”的两端?让我们先设法走出“尺蠖”的轨迹,再继续争论吧。
  关于“案例”我没有研究无法置喙,关于“问题”我不仅同意还可补充,但从这些问题中推出的“主义”,我可就与郎先生大相径庭了。
  郎咸平谈到的“保姆弄走了主人的财产”,实际上就是我11年前提出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问题,也就是我6年前提出的“看守者交易由其看守但非其所有的财产”的问题。其实,两年前中国一些学者曾批评:“崽卖爷田不心痛”也是一种不错的比喻。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实质上就是问:为什么“主人”制约不了“保姆”?为什么做饭、吃饭者制约不了掌勺者?为什么所有者管不住“看守者”?为什么“崽”根本不把“爷”当回事?这可以说正是全部问题的核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哪怕你对“保姆”、“掌勺者”、“看守者”和“崽”的如此行为再骂得厉害又管什么用?
  郎咸平先生的发言作用之一,是提醒人们捍卫国有资产的紧迫性,其实何止“国有”资产?这些年来包括“集体”资产在内的各类公共资产“流失”到某些人私囊的情况还少吗?笔者1997年曾出版《江浙乡镇企业转制案例研究》一书,就系统地讨论过这一问题。年来保障私有财产入宪,这是好现象。但是正如杨支柱先生指出的:“呼吁保护私有财产,决不意味着公共财产就可以被随便侵犯”。郎咸平先生这时出来呼吁保卫国有资产,虽然不是最早,但也是可贵的。其实据我所知,西方国家宪法中的财产保障条款行文也很少专讲保障“私有”财产的。保卫私产与保卫公产,真有什么矛盾吗?这些年来,有人抱怨公共资产被盗窃,也有人批评私有财产受侵犯。其实在一个“权力捉弄财产”的社会里,无论公产私产都是权力刀俎下的鱼肉。人们常说西方国家私有财产是不可侵犯的,其实在这些国家,公共财产受到的保护也比我们这里严密得多。福利国家瑞典的公共财力堪称雄厚,自由市场美国的私人财富也很惊人,但无论瑞典还是美国,公私财富的比例也许不同,但公产私产同样是不可侵犯的。
  真正的问题是:第一,何谓保障财产权?第二,财产权为什么会受侵犯?
  先说第一。谁都知道西方国家是实行所谓私有制的,据说那里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是我早就指出过,“世上只有计划经济国家禁止私有制,从来没有市场经济国家禁止‘公有制’的”。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不仅从最早的“五月花号”船民的公社生活,中经欧文、卡贝等人的世俗社会主义实验区,直到摩门教等宗教公社,只要是自愿者的结合,从来受到保护。而且美国也是世界上公益基金制度最发达的国家,每年都有数目惊人的私人财产与遗产被自愿捐献给公益基金。这些自愿性质的“化私为公”从来受到社会道义的赞扬和国家政策(如捐款免税)的支持,谁也不认为这样的“化私为公”构成“私有财产流失”或者对“私有制”的侵犯。为什么?因为所谓保护财产所有权,就是保护财产所有者的意志受到尊重,而决不是说财产不可转移。相反,财产依所有者的意愿而转移,包括自愿地转为“公有”,本是保护私有财产的题中应有之义。
  同样,所谓公产不可侵犯,就是要尊重作为公产所有者的公众之处分意志,亦即公产不能违背公意地被某些人私占私吞。因此,基于公意的公产分配与流转,经由公共选择程序的产权变更,当然不能说是“侵犯公产”,也不是什么“公有资产流失”。这正如任何保护私产的法治国家都只是禁止把私产强行充公,而不会禁止私人公益捐赠一样。在中东欧的经济转轨中,捷克是经由民主程序向全体公民免费(只交登计费)公开、公平分配国有资产的典型,而俄罗斯虽然如今许多人特别喜欢骂它的“证券私有化”,但实际上俄罗斯的私有化主要形式是“卖”不是“分”,如今不得人心的“寡头”都是直接从国家那里通过“内部交易”获得资产,而不是从据说已经分得了国有资产的民众手中收购证券来发家的。但是,俄罗斯私有化的道义合法性饱受质疑,而捷克的证券分配就连当时的反对党捷共也不持异议,以反“新自由主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佩里·安德森也说捷克的做法是“好的资本主义”。
  可见,如今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对立双方说法都很值得质疑。这次“非主流”方面把“国有资产流失”简单地看成一个“贱卖”问题,而“主流”方面则以“只卖不分就不算流失”来应对。
  事实上,如果从总量来讲,国有资产如今至少在账面上看不但未减,反而显著增加。这次争论双方都提到了这个事实。“主流”方面的赵晓说这不是好现象,“非主流”方面的杨帆同样认为这是权力作用下民间资产“流失”到国有部门的结果,他也认为这是非正义的。所以,问题不在于国资与民资之间谁消谁长,谁流向谁,而在于这种流向是否符合公义。以强权化公为私和以强权化私为公都是不公正的,而且这两种不公正其实一脉相承。对公产的侵犯与对私产的侵犯同样是“权力捉弄权利”的结果。今天有人抱怨“崽卖爷田不心痛”,其实“崽”本来就没有把“爷”当爷,而是当孙子,何时把他的意志当回事?
  我不知道“新自由主义”是不是个坏东西,也许它的确很糟糕。但我们的情况无疑并不是它弄糟的。如果“崽”的权力不受制约,总把“爷”当孙子,那么不管它搞什么“主义”,“爷”都不可能得到公正对待。如果说以强权化公为私是“新自由主义”,那么杨帆也斥责的那种不公正的“化私为公”又是什么“主义”呢?
  其实杨帆讲的这种现象我在两年前已经讲了:出现这类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缺少一个权责对应的机制,即“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共同以为基础的机制。没有这样一种机制,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国家就不可避免。这样的国家可能一直“左”着,或者一直“右”着。前者如我国“文革”时,后者如苏哈托、皮诺切特时代的印尼与智利,两者都会造成积弊。
  所以我奉劝今天的“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纯从理论上讲,你们的争论如同“左”与“右”、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的争论那样永远不会有个终结的。但是你们应当想想:你们是“天平”的两头呢,还是“尺蠖”的两端?让我们先设法走出“尺蠖”的轨迹,再继续争论吧。

  ■学者观点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这些教授打着学术自由,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少数股东权益,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旗号,在不遗余力的否定过去十年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否定我们的企业家队伍,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民进国退是私人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或者国有企业领导人勾结起来侵吞国家财富吗?我们要问的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民进国退的过程,是瓜分国家财产还是创造财富的过程,我们应该看到这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
  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也就是良知,谁敢骂企业家或者政府就是有良知的。我也说,一个人为了追求名声所干的事,不一定比别人追求利益干的事更高尚,在国外有人为了出名刺杀总统,在香港有明星为了出名当场脱裤子,为了出名人可能什么事都干出来,一些学者哗众取宠,为的是什么?就是最大化他的知名度,而不是为社会做贡献。

  张文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
  可以肯定,产权改革不会停止,“风向”不会变,因为国企产权改革并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说,是“不做学问的人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全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后确定的基本方针。
  回顾一下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就不难看出,党和政府关于国企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的方针政策是系统的、连续的和严肃的,是建立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反复讨论的基础上的。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民营企业里面确实有一些是依靠权力等非正常手段的,这种情况的确发生了,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就说民营企业整体都不好。而且郎咸平教授的一个背景思想是国有企业挺好的,这个我不赞成。

  赵晓(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
  中国国有企业资产不是流失了,而是相反,这么多年来,增长得太快。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国有资产流失在个案上成立,在总量上不成立。总量上,国有资产借许多方式将老百姓的私人资产不断地流失成国有资产,比如,股市是如此,电讯和石油的高收费亦如此,乃至税收、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投资也是如此。
  国有资产流失固然存在公平性问题,但国有资产改革的滞后同样导致市场的不公平。显然,只要国有企业大量存在,所谓银行贷款的公平、证券市场的公平无从谈起,后起的民营企业进入国企的垄断领域也很难。

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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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未落座,她已开始流泪,整个讲述过程中,她一直流泪,不知是因为曾经抛弃过的,还是因为现在争取不到的。
  她不止一次地说,如果早知道结果是这样,悔不该当初为爱情而焚身以火。她说想告诉围城里想冲出来的人,围城外的风光不是想象的那般美丽。

  偶遇中的爱情

  我是广州人,生于1977年。我和前夫是在1998年一次朋友的聚会中认识的,认识没多久便开始恋受。到了2001年,他家人提出让我们结婚,可是我家中有三兄弟姐妹,我是老小,哥哥姐姐还没有结婚,家人觉得我不应该这么早结婚。为了给他家人一个交待,我们还是于2001年5月领了结婚证,商量好迟一些再举行婚礼。领了结婚证之后,我们并没有搬到一起住,而是各住各的父母家,还是像恋爱时一样交往。

  不知是不是因为恋爱的时间太长,彼此的感情转淡,加上一些生活琐事的矛盾和性格上的差异,我们陷入了不停的争吵之中。因为争吵,也伤害了彼此的感情,渐渐地,我们开始冷战。那段时间我感到很孤独,好像失去了生活的依靠,我不知道我还是不是爱他,也不知道我们在一起是不是正确的。这种怀疑令我焦虑不安,心情也特别沮丧。

  2003年年初,我认识了他。他是个司机,好像是一个偶遇,他看看我,我也看看他,彼此都有一种特别的感觉。终于有一天,车到目的地的时候,我看到他站在那里等我,我走过去,我们随便地聊了几句,他问我要了电话。隐隐约约地,我感觉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虽然心中有一点慌乱,但我还是没有拒绝。后来,他约我去看电影,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就在那个晚上,他向我表达了对我的好感,我也不由自主地陷入了他的爱情中无法自拔。他给我一种诚恳踏实的感觉,我甚至有一种相识恨晚的遗憾。我知道自己是个已婚人士,我不应该再回应他的感情,可是不知为什么,他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吸引,令我说不出拒绝的话。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交往,每向前一步,我的矛盾就加深一层。我不敢告诉他我已经结了婚,但这又是我无法回避的。那段时间我在幸福的爱情和痛苦的挣扎中左右摇摆,心身俱疲。可我还是离不开他,我所有的感情和心思都在他身上,我甚至不敢想象没有他的日子我将如何过下去。

  到了去年10月,我丈夫家里不断催我们办婚礼,而我却心神恍惚地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终于,在家人的安排下,我们两家人吃了顿饭,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我算是正式出嫁了。

  为爱焚身以火

  嫁了人,搬进了自己的家,心却还在他的身上。我终于不堪这种痛苦的折磨,把一切向他摊了牌,也把我和他的一切告诉了我丈夫。我知道自己做了大错特错的事情,一开始我就不应该隐瞒这一切,可是此刻我什么也顾不上了,我要告诉所有的人,我爱他,我希望和他在一起。

  他很惊讶,惊讶到不能相信的地步,他家人也很吃惊。经过一番了解,他家人表示,如果我们两个真的互相喜欢,只要我回去把婚离了,就同意我们在一起。一次又一次,他向我保证,只要我回去解决我的问题,以后所有的事情,他都会和我一起面对。而他妈妈也对我说:“只要你离了婚,我们还一样欢迎你。”当时我真的很感动,是他和他们一家给了我勇气和信心,让我执著地追寻我的爱情。

  我开始回去和家人、和丈夫谈离婚的事。想不到我一开口,就遭到了全家人的强烈反对,这种反对的程度是我从未见到过的。我全家一致表示,如果我一意孤行,他们会与我脱离关系,不认我这个女儿。我们全家都认为,我丈夫不论经济状况还是家庭景况都比他优胜,而我的选择简直就是疯了。可是,不管他们如何反对,我还是坚持要离婚。那段日子我在家里好比在地狱中,全家都不和我说话,也不做我的饭。晚上我和姐姐一起从夜校放学回来,妈妈马上端出饭菜给姐姐吃,我只能在一旁看着。为了拆散我们,妈妈甚至一次次打电话到他工作单位,告状,也在电话里用很恶毒的话骂他,为此他差点连工作也丢了。为了不再给他增加压力,一天趁家中无人,我鼓足勇气,走进妈妈的房间,跪在妈妈面前,对妈妈说一切都是我的错,求妈妈不要再找他的麻烦。妈妈顺手操起一张凳子向我砸过来,让我滚出去,永远不要回来给全家丢人。

  无论多屈辱,无论多辛苦,我都咬紧牙关坚持着。因为我心中有他的爱,这爱情一直支持着我,我愿意为他付出所有,焚身以火。

  终于,我丈夫开口了:“既然你一意孤行,我就成全了你,离吧。”

  到处是泥泞

  今年3月30日,我终于办了离婚手续,拿到了离婚证书。在这之前,他曾经无数次催过我早点办离婚,所以在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我第一时间便想打电话告诉他。想不到拿出手机一看,手机没电了。

  回到家,我刚刚把手机插到充电器上,便看到手机里显示了一条他发过来的信息,他说:“我昨晚被全家人痛骂,我们还是分手吧。”那一刻我惊呆了,就在前不久,他还信誓旦旦地说要和我一起面对一切苦难,我们还相约会执手到永远。怎么一夜之间,他的态度完全变了。我打电话,他不听,我发短信给他,告诉他我已经离了婚,离婚证已拿在手中,他也不回我。我打电话去他家,是他妈妈接的,我跟她说我已经离了婚,她说我的事她不想听。我忍不住问她,当初不是她说只要我离了婚,她就欢迎我吗?为什么一夜之间却改了口。他妈妈气哼哼地说:“那你当初骗我们又怎么算。”我一再向她表示,过去是我不对,希望她给我一个机会。可是不论我如何说,她都冷冰冰地不松口。

  那天晚上我哭了一夜,思前想后,怎么也想不通这是为什么。我承认当初没告诉他我已婚是我不对,可在他和他的家人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一直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和我一起面对的,可为什么到今天我千辛万苦地离了婚,他们一家又都反了口。我哭着,打电话给他姐姐,因为他姐姐一直对我说她会帮我,可现在,一切都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

  他们家人的态度强硬了一段时间以后,不知为什么突然又有了好转。一天他约我,说他阿姨来了,他阿姨说,如果我父母当面答应这件事,他们家也就允许我们来往。我真不知道我和他的爱情,为什么要由他阿姨来给我们做鉴定。而且在他家人的口气里,我真真切切地听到了不屑和轻视。他妈妈在电话里对我说:“你离了婚可以去找别人嘛,我儿子还是‘青头仔’,为什么非娶一个离了婚的人。”可是当初对我说“只要你离了婚,我们还是一样欢迎你的”的人也是她啊。

  我们又恢复了交往,可我明显地感觉到了他的冷淡与疏远。过去他常常约我,可现在就算是他的休息日,如果我不打电话约他,他也决不会打电话给我。因为我父母一直不理我,所以我也不敢对他家人说我们家同意了。就这样我夹在两家人之间,走在一条布满泥泞和荆棘的爱情之路上。

  他需要多少时间

  时间一天天过去,无论我如何和家人沟通,无论我如何和他交往,我还是万般无奈地感到:我们的爱情,已经在渐渐离我远去。

  他变得越来越不愿意见我,我约他,他说有事,明明是他的休息日,他也说要上班。甚至我的朋友约他出来,他便出来,可朋友一说叫我一起来,他马上说不要。他对我朋友说不想看到我,难受。

  可是我们不是真心相爱过的吗?每次这样问他时,他就一脸不耐烦地说:“发生了这么多事,你要给我时间。”我不知道,他到底需要多少时间,我也不知道,我们的爱会不会在这时间中一天天冷淡下去,遥远下去。

  今年5月7日,我到他楼下去找他。那天下着雨,我打电话到他家,他家人说让我不要再找他,我一直在他楼下等着。他下班回来,看到我,马上推我回家。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只是说我们需要时间。我心里绝望又痛苦,在包里摸出一把小刀在手腕上割了几下,血流出来,他也很害怕,马上过来帮我包扎,好在伤口不是很深。我只是不甘心,我只想知道,为什么当初他那么真心实意地爱我,如今却如此无情无义。

  过了两天,我再发短信约他,他依然不肯出来,他说希望一个人在家里冷静一下。我一个好朋友看我太痛苦,于是问他和我怎么样了,他说不知道,听天由命呗。我朋友劝他好好对我,他竟然说:“她离婚不关我的事,我可没让她离婚,当初她离婚时我就让她想清楚了。”听了这话,我的心一下子沉到谷底。朋友对我说:“你不要再找他,如果他还爱你,他自然会来找你。”可是,我却不能不找他,我为了他,什么都没有了。为了他我放弃了好好的婚姻,为了他我和全家人反目成仇,可此刻,如果连他都失去,我还如何生存下去。

  他说让我给他时间,可我不知道这时间是多久,等这时间过去之后,我们又是怎样一个结局。当年在婚姻的围城之中,以为冲出来就是晴天丽日阳光灿烂,可是没想到出来之后才知道,原来围城之外亦是一路风雨一路泥泞。真真应了那句话:“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我该何去何从?我离了婚,家人不认我,我爱的人又变心,我是不是已经被这个世界抛弃。回首茫茫,除了流不完的泪,我还有什么?

  可是,泪水挽回不了爱情,泪水也治疗不了创伤。其实,她应该尽快清醒过来,弄明白她执著的爱情到底还在不在。她一直强调当初他们是相爱的,可天底下的相爱,也会有变质的时候。如果,爱情已经不再,那么,无论再怎么努力,还是无济于事吧。相信她和她的前夫,当初也是相爱过的吧,后来还不一样以分手告终。感情就是如此,要变的时候,除了无奈,还是无奈。她说她很后悔当初轻率地决定离婚,可是这世上却是没有后悔药的。
  爱有没有错,如果爱没有错,那么不爱,有没有错呢?

不信任危机,因由何在?

  [本报时评]想不到学校给部分04级新生的见面礼,居然是享受五院的“优质”服务!真是啼笑皆非。几天前,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学习的部分同学反映,他们在某饭堂进食以后出现上吐下泻的类似食物中毒现象,更有病情严重者需要救护车送医院接受治疗。

  论坛上骂声一片持续了两天后,珠海校区后勤办终于发布了一份《关于近两天来珠海校区部分学生出现腹泻的情况调查》的代表官方的消息。调查报告称,“2004年9月4日以来,在珠海校区有部分同学出现腹泻症状,经调查,这些同学可能是胃肠不适引起的,经过一两次输液治疗,除两例尚未痊愈外,其余病人均已康复。这些腹泻病例是散在性的,而非大面积发生,经校区门诊部和中大五院医生诊断,排除了食物中毒及细菌性痢疾的的可能”。报告中还提到医生的意见,认为“天气酷热,又是新学期开始,同学们特别是新生旅途劳累、环境改变,一定要注意保养好身体,要注意休息,不要太过劳累,饮食要注意卫生,不要吃不洁食品,喝冷冻食品不宜过急过量。”校区管委会和后勤办还表现出对事件的高度关注,表示“已经召集了校区各饭堂经理们开会,要求他们按章操作,严格把关,确保食品卫生与安全,我们将继续监督检查,请广大师生员工放心。”
  按道理说,官方出“安民告示”,同学们应该从不安与愤怒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可是叫骂声仍然不绝于耳。有的翻白眼表示“还没打开我已经知道你们大概会怎么解释了,只是还没有料到居然推得这么干净”,有的调侃说“哪一届的校领导不畏万难,把饭堂问题解决了,哪一届校领导就能名留青史!永远活在中大人的心中!”,更有人愤言“后勤办你们简直在放*!”。
  平心而论,本人认为这份报告应该是“用事实说话”的了。忽略报告真实性程度,何解每当学校官方部分出来解释问题的时候,总会一时激起千层浪地引来质疑甚至骂声呢?这种情况已出现不只一次了(本报此前曾对珠海校区门诊部学生疑遭侵犯事件、质疑学生会事件等作报道)。学生们对学校行政部门的不信任到底产生于何时,又因何产生呢?
  诚然,学生们说出的话不是全部有代表性,也不是都曾理智地考虑过问题。但是,面对如此严重的不信任危机,学校的行政部门人员是否没有一丝值得反思的地方呢?
  身为管理人员,你们是不是有一种高人一等的官僚作风呢?有多少次的官方公告,不是当学生们在论坛上的声音压制不住之时才出现呢?官老爷们有自己的办事方式,哪些信息应该公开哪些不能公开,哪由得学生们决定,是这样吗?
  也许有些部门的最高层领导是立志于“为民请命”,但是你们有管好你们的下属吗?请看以下部分学生的亲身经历:
  南校区门诊部——中午时分,急病赶往门诊部求医。身体虚弱之时闻一“铿锵悦耳”声音:“干嘛中午来看病呀?我们怎么休息啊?”不是难受至极,还会大老远跑来看你那张臭脸吗?你真想休息,就把你辞退掉,回家长休吧!
  南校区教材服务中心——通常“你好”要最少说两遍,透过窗口看到她们头也不抬地回应:“什么事?”9折课本垄断中山大学教材市场,利欲熏心冲昏头脑,肚满肠肥因此反应缓慢吧?大家说我们能体谅她们吗?
  南校区保安处——自行车盗窃状况严重,我认为应该是到了随便埋伏一下就可抓到偷车贼的程度。可是为何毛贼们依然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呢?没有人给他们警示呀!难道要我们学生亲自出马吗?围捕一个,然后围殴,最后打断他的腿?完事以后,保安处的人应该会赶到了吧……要是哪位保安抓到一偷车贼,学校能给奖赏,能调动他们维持治安的积极性吗?
  南校区部分饭堂——有时候真想问:你们的厨师从哪里毕业的?是否需要我亲自下厨示范给你们看,哪些是做给猪吃的,哪些才是煮给人吃的?

  十全十美,理智的学生们不要求。从小事做起,从学生根本利益出发细致考虑问题,加强与学生们沟通,把校园信息公开、透明化,也许才是化解学生们的不信任危机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