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央视记者王志面对面：我走进非典疫区
主角：王志，1989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同年被分配到湖南电视台做新闻记者。1994年2月进入中央电视台，在《东方之子》节目中任记者和主持人，1996年2月进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去年5月开始筹建《面对面》栏目，今年1月在《面对面》栏目中任制片人、主持人和记者。
自从4月19日在央视一套的《面对面》节目中采访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之后，王志就一发不可收，钟南山、张积慧、姜素椿、王岐山，半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些非典时期的热点人物，被《面对面》“一网打尽”。以致有媒体喊出：《面对面》和其犀利的主持人王志也成为这个“非常时期”观众心目中的“非常栏目”和“非常主持”！
对话一·评说“非典名人”
钟南山是完美的人
对话者：南方都市报ｖｓ王志
对话时间：5月17日
给王志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在北京开着车，在去医院体检的路上。前一天晚上他才从深圳回到北京。10分钟之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
记者：去体检是因为刚从广东回去吗？
王志：不是。今天有一个采访，采访对象要求我们先体检。
记者：有媒体把《面对面》和王志称为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栏目”和“非常主持”，你有何看法？
王志：（大笑）我感觉“非常特别”。我是第一次听到人家这样说我们。
记者：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有想过会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吗？
王志：就是一个平常的节目嘛，一个平常的采访嘛。我们就是要把节目做好，至于观众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个要由观众来定呀。
记者：那你们创办之初有什么样的预期呀？
王志：我们的预期，肯定是做一个事情，肯定要有信心，肯定要把它做好。
记者：非典期间，你采访了一系列的与非典有关的热门人物，目前播出的有李立明、钟南山、张积慧、姜素椿、王岐山，你能否对这些任务作一些评价？
王志：他们在我的心目中都是英雄，不止这几个了，已经有六七个了。钟南山，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是可望不可即呀，我觉得他是完美的，既有勇气又有智慧。张积慧，我觉得她可能跟大家一样，很普通的人，从事一份普通的职业，她跟我们一样对ＳＡＲＳ也害怕；但是我觉得她不普通的地方在于她超越了这种害怕，所以我觉得她同样伟大。姜素椿呢，我原来就认识，我们曾经有过采访，也是处理一个非常事件，就是黑龙江省某市的医疗风波。他是一个搞了传染病将近50年的专家，他的学识、医术我真的不是很了解，但是当我面临他的时候，我感受到一种善良的力量，我觉得这个老人特别善良。我觉得，这个善良就是他的一个支点。李立明，作为一个专家来说，在那种场合，他的知识面、他的冷静，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王岐山，就是敢担责任、敢作敢为，就是他说的那句话————“军中无戏言”嘛。确实是临危受命，而且他能坦然地面对媒体，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很开放、很新派，也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市长。
记者：采访这几个名人，你有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地方？
王志：电视就是遗憾的艺术。这个题目，如果给时间多的话，我可能做的会更充分一点。所以，最遗憾的地方，可能是时间相对比较紧了。
记者：在采访之前，我收集了周围一些朋友对你的节目和你的采访风格的意见，当然，大多数的人对你的“质问”技巧、采访风格都是比较佩服的，但也有异样的声音。其中一个人，形容你只用了一个词：“很蠢”，说你在采访时老是有一种把采访对象往你的观点上拉的倾向。
王志：谢谢他的关注，那他能告诉我一个聪明的方法吗？我一个节目所承载的东西是有限的，我不可能由着采访对象信马由缰啊。这说明他不太懂电视。至于佩服我也不需要，这只是我的工作。就像你一样，你不可能因为别人对你的评价而有多大的改变，我想，问得更聪明一点，我可能能力达不到；我想，故意做得蠢一点，我想聪明人想做也许还做不来呢。
记者：我们也注意到，非典发生以来，你所采访的对象，基本上是比较正面的人。而对于在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一些负面的人物你几乎都没有涉及。
王志：采访是受很多限制的，你首先得尊重采访对象的意见才可以呀。
记者：从一个职业的采访者，变成了被采访者，感觉有何不一样？
王志：我就觉得很麻烦。我觉得，大家聪明的做法不应该是关注我，而应该是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跟大家一样，就是一个工作。本报记者 张惠娥
对话二·面对“非典名人”
质疑才能达到真相
对话者：新闻晨报ｖｓ王志
对话时间：5月11日
记者：看了你采访李立明、钟南山、王岐山等几期关于ＳＡＲＳ的节目，基本上你的每个问题后面都要带上两到三个“为什么”、“是吗”，有人说过你这是在“拷问”采访对象吗？
王志：我对任何一个采访对象都是这样。没有职业的被采访者，只有职业的采访者。所以如果我的采访让对方无话可说，那一定是我的问题。这些年的从业经验告诉我，质疑是达到真相的捷径，也许还有更好的方式，但目前对我来说只会这样，而且这样做的确奏效。
记者：一直那么冷静、沉着的你，这次在采访ＳＡＲＳ的时候却几次哭了，有人说，你转变风格了，也有人说，你在做秀。
王志：第一次哭，作为记者似乎不应该，只能说是一个例外，因为这次的采访太不一样，你无法置身事外，因为采访当中有太多的细节打动你，让你不觉得是在录节目。我不同意做秀的说法，一个好的采访不是靠“秀”出来的，一个记者应该时刻提醒自己用自己的眼光看问题，但这次是真的感动到忘我。但我不希望再用眼泪来说服观众。
记者：采访王岐山的时候你又恢复了状态，而且把原来只有15分钟的采访时间拉长到了50分钟，你是怎么“问服”王岐山的？
王志：15分钟能干什么？我们的节目要播40分钟！当时我想既然给了我这个机会就要寻求任何一种可能性让他谈下去。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能争取。我觉得对方还是相当宽容的，这是我的幸运，当然前提是他要对我的问题感兴趣。
记者：在广州待了几天？到医院采访的时候，心情紧张不紧张？
王志：我们当时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李立明，钟南山是到了以后才确定的。我们一共待了5天，做了3集《面对面》、3集《焦点访谈》和1期《时空连线》，走了3家医院，还不包括只取外景的医院。到了那里就感觉像打仗一样，人马上就兴奋起来了，我相信任何一个记者到了那种时刻都是那个状态，脑子就是简简单单地要把新闻逮回来，其它什么也没想。
对话三·关于广州采访
拍非典要去隔离区
对话者：央视国际网友ｖｓ王志
对话时间：4月22日王志网上“面对面”精华实录
网友：能具体说说您进隔离区时的心情吗？
王志：我先给大家讲我们进隔离区的细节，因为我见到钟南山的第一面，他用一种很挑衅的口吻问我，需不需要进隔离区拍呢？我说当然要，否则我来干什么？我想正是因为这样，钟院长才这么配合我们，我们才取得他们的信任。其实真正到了医院，钟院长也建议我们不要去，他说就到普通病房怎么样？我说我们来拍非典要去就去隔离区，我说你同不同意，你去我们就去，但是正好我们快要进去的时候，我们在换衣服的时候，我们的录音跟家里和台里同事通了一个电话，台里同事马上说要跟台里报告一下，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但是没有等他回信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去了。因为我们不想把难题交给别人来作决定，我们自己可以决定。
网友：请你概括一下你做完“非典报告”之后的心情。
王志：两个字，“感动”，我每天都是发自内心地被一线的医护人员的故事打动。我真的觉得他们是和平时期抗击非典这场战争中最可爱也是最可敬的人，如果眼泪能说明问题，珠江一定会涨水的。
网友：有没有想过你万一感染了，怎么办？会后悔吗？
王志：我们已经跟呼研所的医生说好了，我们要是感染了就住他们那儿，他们也答应了，一定给我们最好的服务和治疗。我想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后悔这两个字，而且后悔也没有用，要后悔就不要做。
网友：王志您当时去广东采访的时候对ＳＡＲＳ恐惧吗？当地人是怎么样面对ＳＡＲＳ恐惧症？
王志：我对李立明提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们在北京准备了口罩来广州，但是下了飞机以后，我们发现广州很少有人戴口罩，我们觉得很难为情，于是我们也没有戴。我觉得广州人目前面对非典的心态值得大家借鉴。他们是过来人，他们现在很平静，但是很小心。
网友：您觉得新闻工作者在目前的非典战役中应当保持一种怎样的心态？谢谢！
王志：当需要我们的时候，勇往直前。当有人要阻挠我们的时候想想办法，继续勇往直前。
旁白——特殊时期的媒体责任
5月12日，北京正处在“抗非”的关键时刻，人们行走的脚步依然那么匆匆。就在这一天，拿起笔，举起话筒，扛起摄像机……勇敢深入抗击非典最前沿采访，在报道中作出突出成绩的10名中直新闻单位优秀青年新闻工作者，被中直团工委、中直青联授予首届“中直青年五四奖章”。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张观众熟悉的面孔又一次亮相，他就是王志。
看王志的《面对面》，容易替那些采访对象捏把汗，因为他一直在“追问”，而当王志成为一个被采访者时，他说，首先我是一个记者，我当然不能接受你的回答模棱两可。一个问题你没有说透，我就一定要追问下去，一定要拿到我想要的东西，这是我的底限。
在“抗非”这个特殊时期，记者应该肩负的责任是什么？或者更宏观地谈，媒体的责任是什么？王志给了我们一个参考答案：媒体的责任是探知真相，王志用了两种方式来完成自己的职责，一种是邀约采访对象对话，听取社会各界对抗非的所思所想；另一种是深入“抗非”第一线，零角度地直视疫区所发生的一切。
这是中国传媒责任意识的真实体现，是中国新闻事业与时俱进的重要标志。实践证明，在各种突发重大事件面前，媒体“沉默”不得，必须即时传递真实有效的“声音”。
王志是“抗非”时期众多媒体工作者的缩影，他们用镜头和笔客观记录这个过程所发生一切，他们奔波于一线，将抗非事业中涌现出来的闪光事迹传扬给民众；他们为社会架设了沟通与交流的虹桥；面对疫情，王志等一批新闻记者迅速作出深入而真实的疫情报道，这一行为在客观上打破了以往媒体面对突发灾难性事件把“快”和“准”对立起来，不求快、只求稳的传统惯例；在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上，也体现了保持理性互动的特点。
“客观、公正、理性、真实”，这是几乎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座右铭，在“抗非”时期，我们的同行们竭尽所能地实现这些座右铭，他们依然在路上，依然在为探知真相而奔走。
“做好疾病防治就是医生最大的政治”——抗非斗士钟南山
主角：钟南山，广东省防治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1936年生于南京，祖籍福建厦门。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92年—2002年任广州医学院院长，现任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荣获2003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在抗击非典这场战役中，我们总能瞥见一个清瘦的长者的身影———或者，在病床边，握住病人的手轻声鼓励他（她）坚强些，挺过去就是胜利；或者，在病房外，凝神倾听医护人员的分析，任何一个细微的疫情变化都在他的密切关注之中；或者，在办公室里，翻阅方方面面的资料，寻找治疗非典的有效手段；或者，在电视上，用他特有的亲和的语调说着最严肃的话：作为一个医生，做好疾病防治，就是最大的政治。
他，就是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全国呼吸病学研究的顶尖人物。他今年已经66岁了，本来应该是一个含饴弄孙的年龄，但是他顾不上享受同好不容易抽空从澳大利亚回来的孙子共处的乐趣，在这个春天，投入了一场与一个名为ＳＡＲＳ病毒的殊死搏斗中。
2月11日安抚民心
“非典并没有谣传的那么可怕，它是可控、可治、可防的，市民不必过分恐慌”
在公众心目中，钟南山的名字最早与非典联系在一起是2003年2月11日。
那天下午，他和广东省卫生厅厅长黄庆道一起出现在一个关于非典型肺炎的情况通报会上。这是广东省自发生非典型肺炎病例以来，第一次来自官方的情况通报。在此之前的两天，广州市民掀起抢购风潮，市面上白醋、板蓝根等抗菌物品频告脱销，平时卖3块钱一瓶的白醋一度炒到1000元。“致命病毒”的“谣言”在人们的心中蔓延，民心之脆弱真到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边缘。
在这天的情况通报会上，人们从省卫生厅厅长黄庆道的介绍中首次知道了目前广东非典病例的发生情况。
然后，钟南山出来了，戴着金丝边眼镜、身着黑色西服。作为呼吸病方面的专家，他用平稳的声音告诉大家：非典并没有谣传的那么可怕，它是可控、可治、可防的，市民不必过分恐慌。
在这种时候，人们相信权威，钟南山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他的权威———
记者：社会上传言，此病十分凶险，一旦感染便会在短时间内死亡，实际情况如何？
钟南山：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病人是可以治愈的。从11月份发病以来，我们一直处于防治该种疾病的第一线，接触了大量的病人，如果像市民传说的那样可怕，我本人恐怕早就被传染了。不过，应该承认，这是一种比一般肺炎严重一些的肺炎，首先它与流感不一样，引起肺炎的机会多；第二，若不及时发现，未加重视，就可能出现危险。
这天，数万广州人放下手头正在做的事情，在电视机前收看了这场情况通报会。钟南山的一番话像一双温暖的手抚慰了数万广州人的心灵。会后，人们心头的恐慌渐渐放下，城市重新动了起来，虽然还在担心，但至少不再盲目。
2月11日是钟南山在媒体公开露面的一天。在公众心目中，从这一天起，钟南山的名字与非典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但实际上，早在两个多月前，钟南山就投入了与非典作战的战斗中，虽然那时非典还不为大多数人所知。
事情要追溯到2002年12月22日。
那一天，钟南山所在的“百年老院”———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了一名从河源转来的特殊的危重肺炎病人。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病情非常奇怪：病人持续高热、干咳，肺部经Ｘ光透视呈现“白肺”（即双肺部炎症呈弥漫性渗出，阴影占据了整个肺部），即使使用各种抗生素治疗均毫不见效。
两天后，从河源传来消息：当地一家医院救治过该病人的8名医务人员均感染发病，症状与病人相同。
医生们震惊了！钟南山也震惊了！作为广东医疗卫生界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作为在呼吸道疾病，特别是慢性支气管炎和哮喘病诊治方面的国际级权威，广博的知识和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钟南山，这是一例非常值得关注的特殊传染病。他一边组织抢救病人，一边指示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
“怪病”，又是“怪病”！2003年1月21日，钟南山接到卫生厅通知，前往中山市两家医院调查。根据中山市的报告，他们那里也出现了类似河源的“怪病”与医务人员被感染的情况。
调查情况印证了钟南山的预感：临床表现与典型肺炎不同，呈非典型肺炎症状。病人主要表现为高热、干咳、呼吸困难等肺炎症状，如抢救不及时，病人容易死于呼吸衰竭或多脏器衰竭。疾病的传播途径仍不十分清楚，初步考虑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密切接触。
结合广医一院接收病人的治疗情况，很快，钟南山与调查小组的专家们一起将一份涉及该病诊断、治疗、预防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的调查报告》送达广东省卫生厅。
卫生厅马上部署相应工作，钟南山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
2月中旬再破谣言
“‘达菲’只是甲型、乙型流感的特效药，对禽流感没效，对治疗非典型肺炎也无明显效果”
2月的广州真是一个孳生谣言的温床。虽然政府的信息透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们的恐慌，虽然钟南山一席话的温暖还留在人们心头，但口口相传的小道消息还是蛊惑人心。
从2月12日晚至13日，又流传出一个广为传播的传言：“中山三院已经分离出此次非典型肺炎的病毒，结果确定是禽流感Ｂ—2变异病毒。”酷爱吃鸡的广州人仿佛一夜之间扭转了饮食口味，不买鸡只，不吃鸡肉，市场秩序受到震动，家禽档档主和酒楼老板叫苦连天。尤为恶劣的是，这一谣言还流传着另一“消息”：“一种名为‘达菲’的药品是治疗禽流感Ｂ—2的特效药”。
忙着收治病人的钟南山这时不得不再次站出来辟谣。本着尊重事实、尊重科学的精神，他通过媒体澄清了事实：到目前为止绝对没有分离出禽流感病毒。
而针对所谓“达菲”是禽流感特效药的说法，钟南山说：“达菲”只是甲型、乙型流感的特效药，对禽流感没效。在他治疗的非典型肺炎病例中，使用“达菲”无明显效果。他的助手黄文杰博士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一边是谣言，一边是病人，两头牵扯着钟南山的神经。即使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恐怕也顶不住，何况是66岁的老人。连续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钟南山明显消瘦了。
“春节以来，钟院士几乎没有好好休息过一天，除夕晚上，他还与医生们共同研究非典型肺炎的抢救治疗方案。元宵节，他仍坚守在抢救一线上。”广医一院的一位医生说，作为全省非典救治工作专家组组长，他承受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和工作压力。
毕竟已是66岁的老人了，他为抢救一位晚期肺癌感染“非典”的病人连续38小时没合眼，由于过度劳累，他病倒了。2月的一天傍晚6时，钟南山检查完病房，看望了一位住院的同事之后，突然感到头晕眼花，身上发烫，医院强制他回家休息。但休息不到两天，一退烧，他又强撑着回到了工作岗位。
2月18日质疑衣原体
“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
尊重事实、尊重科学，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在此次抗击非典的战斗中，钟南山将这两点表现到了极至，即使在权威面前，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思考。
如果说2月18日之前的钟南山在公众面前表现的只是一个值得尊重的长者、值得信任的医生的话，那么2月18日这一天的钟南山，表现出的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科学家、值得敬畏的斗士。他，一个地方呼吸病研究所的所长竟然公开挑战国家疾控中心官员的权威。
那天，从北京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来消息，在广东送去的两例死亡病例肺组织切片标本中，发现了典型的衣原体。新华社随即发出通稿宣布：“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共同努力，引起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消息给出权威性结论：衣原体是一种在真核细胞内寄生的原核微生物。衣原体引起的肺炎采用针对性强的抗生素治疗非常有效。该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当天下午，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紧急会议，对这一“结论”进行讨论。钟南山沉默了很久，终于表态了。他说：“我不同意典型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观点。典型的衣原体可能是致死的原因之一，但不是致病原因。”他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所发现的衣原体病原仅能作为两名被解剖者的佐证之一，并不能证明衣原体病原就是导致这两名死者死亡的惟一病因，更不能简单地认定衣原体就是惟一的病原。他认为，不能按衣原体的结论来制定治疗方案，“否则可能造成可怕后果”。在他有理有据的论证下，会议最后采纳了钟南山的意见。
第二天，新华社报道非典型肺炎之元凶为衣原体的消息，在广东甚至全国各地报刊广泛转载。南方都市报、南方日报则同时将以钟南山为首的广东专家对“衣原体”的质疑，进行了客观如实的报道。
3月6日，钟南山再次通过南方都市报对“衣原体”之说提出质疑，他明确表示在临床治疗过程中按衣原体思路进行治疗是无效的。
后来，有朋友悄悄问钟南山：“你就不怕判断失误吗？有一点点不妥，都会影响院士的声誉。”钟南山平静地说：“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
两个多月之后的4月25日，钟南山坐在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记者王志面前，说起当时的情景仍然那样平静———
王志：2月中旬有关方面宣布这个病的病原有可能是衣原体的时候，你（为何）站起来表示反对？
钟南山：我想一开始宣布这个衣原体的时候，他不是说有可能是衣原体，而是很明确地说，现在已经明确非典型肺炎基本诊断为衣原体的病因，而且治疗采用抗衣原体的药物足够的疗程，比如说两周就可以解决问题。我想这个看法是不是缺乏调查研究，没有认真地从临床的角度来认识。从我们临床感觉有两个大的不同，很难用衣原体的肺炎来解释，第一个就是衣原体引起的肺炎很少引起这么重的肺炎，第二个我们采取了足够剂量的治疗衣原体、支原体的药物，但是一点效都没有。当时我考虑，除非这个衣原体是一种特殊的变种，否则的话是很难用衣原体来解释的。
王志：在当时来说，衣原体是一个很权威的声音。
钟南山：学术上就是真理，就是事实，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事实跟权威的是不一样的话，我们当然首先尊重事实，而不是尊重权威。
王志：但是你作为人际关系来说，作为从其他方面来考虑来说，你可以不说话，你可以我行我素。
钟南山：我完全可以，但这不是一般的学术讨论，是救命的问题。假如我们采取错误的治疗方法，我们的死人会更多，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没有什么选择的，必须要按照我们自己看到的事实、我们总结的经验来进行治疗。
后来的事实证明，钟南山的意见是对的，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因不是衣原体，而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3月5日提议国际合作
“一些重大疫情和不知名的病毒单凭一个国家的医疗科学力量是难以解决的，可以考虑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寻求国际援助。”
那一次，敢于碰硬、敢于挑战权威的钟南山或许使一些人感到并不是太舒服。
而接下来的一次，却使钟南山感到了些许压力。
时间到了3月，全国“两会”正在北京隆重举行。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议案、提案指向了正在南国这块土地上肆虐的非典型肺炎，多名人大代表提交议案，建议国家建立疫情预警机制。
虽然忙于广州的非典治疗，作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的钟南山没有到北京参加“两会”，但他积极回应了这些议案———
3月5日，钟南山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的采访，发出了寻求国际合作的声音，3月6日，南方都市报率先将这一声音及时传播出去。
他说，从医学角度考虑，出现新的病毒和重大疫情是个科学问题。有些疫情和不知名病毒的出现和发生，并不是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独有的，而是全人类共有的，对它们进行有效的防治也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事，而是关系到全人类共同的安全和利益。当一些重大疫情和不知名的病毒出现和发生时，单凭一个国家的医疗科学力量是难以解决的。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也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个人很赞成在建立重大疫情预警机制时，可以考虑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前提下，通过相关合法渠道，寻求国际援助。”
现在看来，当时钟南山的回应有点“大胆”，甚至惹来了非议。至于非议在哪里，为什么会有非议，人们不得而知。反正1个多月之后的钟南山在面对央视记者王志时从容依旧。
王志：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出要协作？
钟南山：这个病，本身的病原搞不清楚，它的传播途径搞不清楚，到现在它也没有一个更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么多环节搞不清楚，我们需要两个层面的一个协作，第一个层面是什么呢？是流行病学的、病原学的和临床方面的密切协作，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找到它的病原。第二个层面的协作是什么？是国际上的大协作，因为这个病是人类的疾病，这个病是致命的，需要综合各国的优秀的科技的成果和技术，共同来攻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王志：现在看起来你说的协作是对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你提出来是很有压力的，而且对你个人来说有非议，你知道吗？
钟南山：当时我们首先跟香港大学协作，协作的时候有一些人是反对的，当然并没有直接地责备我。
王志：那这种批评和压力对你没有影响吗？
钟南山：有影响，但我不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些学术上的互相支持，同时我们希望把这个病更快地搞清，这没有什么错。
在4月底随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中国—东盟非典特别会议时，钟南山在泰国曼谷再次提到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虽然后来人们发现钟南山是对的，但在当时，寻求国际合作的说法并不那么受欢迎。钟南山不说，我们也就无法知道3月份他到底承受了些什么。据记者了解和从媒体的公开报道来看，这个月，钟南山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了。有一种猜测是钟南山的勇气受挫了；另一种猜测是，当时广东非典疫情严重，钟南山一门心思扑在病房里，无法抽身面对记者和公众。
4月3日征服ＷＨＯ官员
“ＷＨＯ对广东是怎么诊断和治疗的，非常感兴趣，我们做了很好的交流。短短的5天，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4月，全国防治非典的形势气象一新，钟南山的身影又活跃起来了。这时的钟南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专注于广东地区非典救治的专家，其影响已经大大越出广东，向全国甚至全世界渗透。他像空中飞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架起广东与全国、中国与世界沟通非典防治信息的桥梁。此刻他在广州，彼刻或许他就出现在北京的电视节目里；今天他还在国内，明天或许他就在日本或者曼谷发出他的声音。
4月3日，世界卫生组织（英文简称ＷＨＯ）专家小组一行7人一来到广东就要求第一时间与钟南山见面。
那是一个空气潮湿的星期四，天空阴沉沉的，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刚从日本参加完学术会议并在香港作关于非典治疗讲座回到广州的钟南山，还没来得及卸下一路风尘，就准时出现在广东迎宾馆的一间会议厅里。
落座后，钟南山代表广东省非典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进行了40分钟的汇报，他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广东防治非典主要有3点经验：一是重视流行病学、病原学、临床医学的信息交流，最早提出了非典型肺炎的传染性与家庭、医院聚集性两大特征；二是总结出4项有效的临床治疗经验，中西医结合治疗、按需适当的大剂量皮质激素、无创通气与重视继发感染；三是及时将危重非典型肺炎患者集中到专科医院，从而减少传染机会，并增强了抢救成功率。
钟南山的发言旁征博引，有理有据，实事求是，令ＷＨＯ专家连连称道！他们认为，ＷＨＯ希望得到的治疗非典的经验在广东找到了，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广东非典治愈出院人数已占总报告病例数的86·3％，死亡率仅3·5％，是世界范围内对非典治疗成绩最好的地区之一。
1个星期后，即4月10日上午10时30分，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钟南山回顾起与ＷＨＯ专家小组成员短短数天的交流时，是这样评说的：
“我想，作为一个医生，我觉得这次跟ＷＨＯ合作以及交流是很愉快的。我们实际上是共同交流了3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对病人的诊断和治疗问题；第二是有关流行病学的一些规律；第三，病原学的探讨。非典型肺炎到目前为止，50％以上的病人都发生在广东。ＷＨＯ对广东是怎么诊断和治疗的，特别是早期治疗，降低死亡率方面，非常感兴趣，我们做了很好的交流。短短的5天，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我们跟几位ＷＨＯ的同事们希望以后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面对人类的疾病，我们能够共同找出解决早期诊断和治疗的方法。”
4月10日提出遏制论
“我们应该用比较客观的‘遏制’这个词，因为这个病本身病源都没搞清，你怎么能控制它”
4月10日，钟南山在上午出席国务院新闻办的记者招待会之后，又于下午赶到北京钓鱼台大酒店赴另一个“约会”———就海峡两岸合作防治非典问题，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钟南山参加。
前来采访的记者们也许没有料到，这一次，他们会听到对当时占主流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的说法质疑的声音，会遭遇钟南山那后来被广为流传的“遏制论”。
在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首先表示希望通过台湾的媒体，向他在台湾的好朋友，而且也是在ＳＡＲＳ的防治工作中起到很重要作用的彭医生、杨医生、陆医生等的致意，并表达了希望台湾的专家、香港的专家和大陆的专家一起合作，共同研究疫情，寻找病原的愿望。
然后，他话锋一转：“在医学方面的角度来看，这个病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我们不要用‘控制’这个词，应该用比较客观的‘遏制’这个词，因为这个病本身病源都没搞清，你怎么能控制它？”
还是那个平稳的语调，还是那么坦率的表情。
后来，在接受央视记者王志采访时，钟南山对他的“遏制论”作了进一步阐释———
王志：有效控制跟有效遏制在你看到底有什么区别？
钟南山：我觉得有很大区别，我到现在为止也不认为我们现在是有效的控制，控制的前提是什么，是要发现这个病原，同时找到了对这个病原的处理的方法，发现了它的传播途径，这个时候在有些国家可以有效控制它。但是现在的非典型肺炎，病原刚刚知道一部分，（只是）初步了解，它的传播途径还不知道，它的源头是什么，从哪儿来的？还不知道。那么，我们现在只不过有一些办法能够减轻它的症状，缩短它的病情，减少死亡率，减少它的发病的情况。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遏制，所以这个遏制似乎是更科学一些。
王志：但是说有效控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没有恶意，也只是稳定大家的情绪。
钟南山：可以这么说，这个东西总的来说对我们整个老百姓的心理，整个稳定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王志：那你为什么要站出来纠正呢？
钟南山：这个病不但影响我们国家，已经影响了将近20个国家和地区，而且看这个样子还有可能在有些地区进一步扩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控制那是很不科学的，所以我们提出要修改。这是要我们加倍地警惕，要注意这个问题，如何更好地让所有的国家配合起来，在这一方面投更大的力量来进行防、治等各方面的研究，所以不要轻易地讲有效控制，我认为这样是比较科学的。
“遏制论”一出，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防治非典的松懈情绪，是一次及时的警醒，它让人们意识到，虽然大部分非典病人康复出院了，但是抗非之路还很漫长……
5月1日前夕荣获奖章
“我们像战场上的扫雷班，在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的医务人员需要义不容辞地冲上去，这是我们的职责”
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医生，钟南山救死扶伤的仁厚品性让人感动，作为一位严谨认真的学者，他追求科学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执拗精神令人尊敬。
鉴于钟南山在抗击非典战役中所作出的贡献，在5月1日国际劳动节即将到来时，全国总工会授予他五一劳动奖章。这是他应得的荣誉，在2003年的广东，没有谁比他更配得上这份荣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在一个座谈会上这样评价钟南山：他是广东省防治非典医疗专家组组长，他和他的同事们在与非典病魔斗争中，有“四个率先”，就是：第一，率先行动，收治了我国大陆地区第一例（报告）非典型肺炎患者；第二，率先提出“将最危险的病人集中收治到我们这里”；第三，率先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第四，率先倡导科学合作的观念。当有记者问钟南山：“这个病你们怕不怕？”他说：“怕，当然怕。但我们像战场上的扫雷班，你不扫雷，谁去扫？在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的医务人员需要义不容辞地冲上去，这是我们的职责。”这是多么高尚的思想境界！这是何等感人肺腑的奉献精神！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智琼说：广东抗击非典型肺炎能取得阶段性成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钟南山在医疗技术方面独到正确的见解。
广州呼吸病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说：他是一个象征，是一面旗帜，是一个精神，是一种无私奉献的白求恩精神与高超医术相结合的一个楷模。
而钟南山自己说：我想我们搞好我们的业务工作，以及做好防治疾病，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
旁白——将职业道德付诸实践
他是权威，是专家，荣誉加身；在他的名字前，总被冠以“著名”两个字；他是高大的，让人肃然起敬。
他是钟南山。他当然无愧于这一切。
但是，我更喜欢他的一个最普通的名号：医生。他也一样。他这样对央视的记者说：“我们是搞呼吸的、搞胸肺科的医生，（治疗非典）是我们的本行、我们本身的责任。”
“医生”，一个毫不张扬的名号，但是钟南山却使医生这个名号得到张扬。他让人重新深刻地认识到，在饭碗的意义之外，与医生相关的原来还有“天职”、“医者父母心”、“悬壶济世”、“大医精诚”等等这样的字眼。
他通过做好一名医生就做到了这一点，而不是其它。
职业道德，是公民道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职业道德不仅指非常时期有关人员表现出来的牺牲精神，更重要的是日常工作中的行为规范。有了日常养成的职业道德，遇到关键时刻，人们就不会敷衍塞责、不会退缩不前，而是自觉投身于属于自己负责的工作中。
事实是最有力的说明和依据。在评选劳模或者先进工作者上，事实是惟一条件，也是惟一令百姓信服的依据，可以说，通过钟南山的言传身教，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职业道德的参考标准。
通过他的科学精神————强调首先尊重事实，而不是尊重权威；
通过他的工作作风————想让人家干一个事儿，领导要先去干——— 身先士卒；
通过他的耐心细致————在战斗间隙，他没有忘记向同事送上生日的祝福。出差在外，他不断地发手机短信向同事传递关心和问候；
……
作为一个工作者，明确了职业道德素质的目标很重要。但如果仅将这些写在纸上、挂在嘴边就没有实际意义了，重要的问题是付之于实践。
钟南山的权威，在于他将职业道德精神与对追求科学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人生精神完美融合，他将事业心、责任心“分解”到个人言行的每一个细节中，在无形中也影响着周围的人，都来做一个从本职工作做起、坚持把敬业当成人生守则的前行者。
理想是人生和事业的制高点，但起点就在每个人的脚下，我们必须脚踏实地从自己的本职工作做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积小善，而成大德，集小功，而成大业。
所有朴素的真理，都是值得我们去咀嚼回味的。这一次，是钟南山的职业道德观。
吴仪——临危受命不辱使命
主角：吴仪，1938年11月生，湖北武汉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炼油系后，先后在兰州炼油厂和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工作，1983年出任燕山石油化工公司副经理、党委书记。1988年，50岁的吴仪被提升为北京市副市长，主管工业经济。1991年开始出任外经贸部副部长、部长、党组书记；1998年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国务委员；2003年3月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
4月23日，吴仪出任新成立的国务院防治非典指挥部总指挥；4月2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三号主席令，任命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
在一场猛烈来袭的公共危机面前，他们在非典这个舞台上相遇。在公众的注目下，他们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身影：“小女子”吴仪临危受命不辱使命，斗士钟南山抗非不已，“毒王”周作芬康复出院后仍不得不选择躲避，诚实军医蒋彦永写匿名信揭露被隐瞒疫情，部长张文康落马，市长王岐山火线上任，烈士邓练贤殉职抗非一线，非典乘客王女士从内蒙古带病南飞引发广东第一份非典公告，非常主持人王志与一系列非典时期的热点人物面对面，北交大学生自拍被隔离生活上了焦点访谈
总是那么风度翩翩，总是“胜似闲庭信步”，总是和着浅浅的笑容。
这就是人称“铁娘子”、自称“小女子”的共和国副总理吴仪。
4月26日，根据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三号主席令，任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这离她出任新成立的国务院防治非典指挥部总指挥仅3天之隔。从此，吴仪的一言一行，都让人们投去关注的目光，不过吴仪并没有使国人失望。
伴随总理东奔西走考察疫情传递信心
4月26日出任卫生部部长当天，吴仪即跟随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北京非典防疫情况。
上午，北京财富中心一期工程施工现场、物美大卖场惠新西街店、安苑北里小区，他们马不停蹄，下工地、跑商场、察民居，边走、边看、边问。百姓生活，桩桩件件放不下。
临近中午时分，北大农园食堂快餐台前，夹在络绎不绝的买饭队伍中，吴仪随温家宝一起，自己点菜、买饭，然后，与同学们一起用餐，边吃边谈，问寒问暖，似乎毫不顾忌当下传得满城风雨的非典。一位北大学生的母亲在电视上目睹此情此景后，奋笔疾书：“我的心一下子释然了，泪水几乎夺眶而出。”国家领导在北大和学生们一起吃饭———“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5月10日，吴仪再度陪同温家宝深入基层视察。这次的目的地是：山西。
上午9时许，他们直飞山西，再驱车奔往山西寿阳县人民医院、尹灵芝镇卫生院和芹泉村。在与村民们的拉家常中，他们表示了对非典向农村扩散的隐忧，同时要求随行干部一定要将免费治疗农民非典患者的政策落到实处。
乡下、城里，手心手背都是肉；学校、工厂、医院，个个牵扯领导心。
当天下午，吴仪又和温家宝先后来到太原理工大学东社区、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冷轧厂和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一线医务人员，他们用了一句非常朴素的话语来致谢：“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晚上，华灯初上，温家宝、吴仪一行依然没有歇息下来。山西省委会议室里，全省防治非典工作情况汇报正在进行。
……
自新一届政府成立后，人们不难发现，刚刚出任总理的温家宝近期多数的政务活动，都牵涉着同一个主题————抗非典。而温家宝与非典有关的每一次公开露面，则都能见到吴仪紧随左右的身影。
4月12日，温家宝、吴仪专程赶往北京佑安医院看望医务人员。在北京，这是一家救治非典病人最多的医院；
4月13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全国非典防治工作会，吴仪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具体部署了下一步防治非典的措施；
5月13日，温家宝、吴仪来到北京小汤山医院，亲切接见军队医务人员。小汤山医院，位于北京郊区小汤山温泉附近，是一家非典定点医院，始建于4月23日，5月1日正式启用……
其实，吴仪随温家宝等中央领导东奔西走，不光是表达了对一线人员与百姓状况的关切，更重要的是，给百姓传输了抗非典中必不可少的信心，而对于ＳＡＲＳ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大概谁也不能否认百姓信心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铁娘子”到任雷厉风行 扭转被动重塑形象
面对肆虐全国的非典疫情，素有“铁娘子”之称的吴仪一出场，即显示出她一贯的雷厉风行、干练明快。
4月4日，吴仪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她坦言，对刚刚组建的新一届政府来说，非典是个“天大的事情”，是对我国卫生工作的一次考验。她批评了政府机构应变能力的薄弱，要求抓紧建立和完善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
4月5日，吴仪打破以往“疫情互通须通过中央”的惯例，批准香港与广东省建立疫情互通机制，以便及时交换发病数字及治疗经验等资料；
4月9日，中南海，吴仪会见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时说，中国政府正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保证在华外国人的健康安全；
4月27日，第四批非典防治工作督查组分赴上海、江苏等13省市。临行前，吴仪严令：任何地区、任何单位，无论是否发生疫情，都要立即行动起来，决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文字上、汇报上，绝不允许做表面文章；
5月6日，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汤米·汤普森通电话。电话里，吴仪说，非典是人类共同的敌人，要在全球范围内打败它，需要各国加强交流与合作，中美当然也不例外；
5月9日上午，世界卫生组织候任总干事李钟郁博士直言不讳地提问吴仪：一些中国机构可能隐瞒疫情。吴仪给了一个同样干练和不迟疑的回答：已派人前往一些省份，将予以彻查，并承诺将改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信息。吴仪说：“我对非典疫情很担心，以至于很多个晚上无法入睡，不得不服用安眠药。”
5月12日，适逢国际护士节，吴仪致信全国124·65万名护士，对她们履行关爱生命、维护健康的专业职责，弘扬南丁格尔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
短短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得益于包括吴仪在内的中央领导的英明、果断决策和切实措施，我国抗非典行动及时走出了当初大打官腔、回避疫情的官僚主义状态，积极扭转了前一时期政府在处理非典事件上的被动局面，重塑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让国际社会吃下一颗“定心丸”。
“小女子”数度表现不凡临危受命不辱使命
非典，对中华民族来说，谓之为一场灾难和危机应该不为过。而就在这场灾难和危机的当口，吴仪临危受命。接过重任之后，吴仪说了句她常说的话：“小女子受命于危难之中。”“小女子”，是吴仪常常喜欢自称的词。
不过，对吴仪这位自1982年以来我国首位女副总理来说，临危受命已不是头一回。
早在1991年底，就任4个多月的经贸部副部长吴仪，即面对中美之间因知识产权而可能爆发的一场贸易大战，她临时上阵，在32个月里，或直接参与，或幕后督战，最终完成了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显示了极强的危机处理和随机应变能力。除了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外，她更是多次参与、领导了中国加入ＷＴＯ的谈判。
坊间还流传着有关吴仪的一个“经典”故事：在与美国的知识产权谈判中，双方相持不下，美方谈判代表开口就说：“我是在跟小偷谈判。”没想到话音未落，吴仪即接上了“火”：“我是在跟强盗谈判，看看你们美国的博物馆，有多少东西是从中国抢去的。”美方代表当即语塞。
这次抗非典，吴仪再度临危受命，当然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基于吴仪多年来在经济战线和从政生涯中的不凡表现和能力。下列这件事可作为吴仪能力的佐证：
1999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为说服美国支持中国加入ＷＴＯ而访美，吴仪以国务委员的身份随行。朱镕基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演讲时说：“各位可以看到，在中国政府代表团中，就有一位杰出的女性、国务委员吴仪女士。她在中美两国关于中国加入ＷＴＯ的谈判中，起了关键作用。……我知道，美国人总是搞不清楚，国务委员是什么职务？其实那就是副总理。但是，在这次的入世谈判中，她是总理，我是副总理。”
坊间民谣美好祝愿“有了吴仪，定能无疫”
“ＳＡＲＳ病起，粤港传疾；处置失当，全国危及；主席揪心，总理着急；危难之时，授命吴仪；号令九州，集资百亿；全国齐心，全民协力；有疑就隔，确诊就医；人人行动，奋战五一；吴仪吴仪，无疫无疫；有了吴仪，定能无疫；吴仪吴仪，无疫无疫；无疫无疑，无疑无疫。”
这是吴仪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兼）以后，在国内各大网站ＢＢＳ上广泛传播的一首民谣。这首民谣的作者在网上说：“写这个民歌，我是含着热泪、带着一份美好祝愿，用真实感情写的！不要用‘封建与愚昧＇来批评这首新民歌，这只是感情的一种自然迸发。”
“吴仪、无疑、五一、无疫”几个谐音词，组成了一首咏叹调。人们在传播中修改，在修改中传播，不同版本的“有了吴仪，定能无疫！”广泛传播，这不是对付“瘟神”的“咒语”，而是反映出人们在抗击非典战斗中，对党和政府的无比信任。“支持你，吴仪！全国无疫！打一场全国的‘五一无疫歼灭战＇！”许多网友看到这个民谣，都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旁白——重铸共和国的自信力
2003年的春夏之季，一场前所未有的ＳＡＲＳ危机正侵害着共和国的肌体。
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位叫吴仪的“小女子”临危受命，被推到历史的前台。她挂帅卫生部，出任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总指挥；她要力挽狂澜扭转防非抗非的被动局面，重塑中国的国际形象。
吴仪常说：“小女子有泪不轻弹。”在她平静的面容上，却显示出坚韧、强硬、果敢，而又不失机敏、开放、透明的新政府个性，这种个性就是自信力。
没有自信力就不能克服危机。吴仪知道，自信来自务实。
务实就是实事求是的作风，就是勇于承担责任的信心。4月9日，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时，吴仪一改前任的“有效控制”的措辞，而是用了“有效遏制”，虽是一字之差，却是务实的表白。
自信也来自信息的公开和透明。
针对前一阶段某些政府机构对于非典危机的应变无力、对重大疫情透明度不高等习弊，吴仪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她强调，应允许宣传机构如实和客观地报道非典型肺炎疫情，并对前一段时间政府与传媒沟通不够作出道歉。从此，非典疫情实行“日报制”和“零报告制”。非典信息从未有过地被公开。
因为公开，政府就不需要花心思去掩饰；因为自信，才会有勇气接受监督和挑战。
公开和透明是现代政府的执政原则，吴仪冲破旧思维，革除旧习惯，在非典的战争中，打造出了共和国政府的新形象。
自信需要政策的科学决策和无条件地执行。
吴仪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参与卫生部专家座谈，要求尽快建立和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特别是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和预警报告机制。
现在非典疫情有了向好的方向转变的趋势，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非典这个恶魔终将被彻底战胜。
是的，非典考验着我们共和国的健康体魄，也考验了我们政府战胜非典的信心和能力。
也许，非典给我们共和国提供了一次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机会；
也许，非典给我们政府提供了一次革新自我、完善自我的契机。
而“天降大任”的吴仪，勇敢而自信地走在了时代队伍的前列…… 本报评论员 束学山图：
5月4日，吴仪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清华大学视察时，和同学们一起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号召同学们发扬五四精神，团结一致，抗击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