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快报

　　【新华社消息】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新闻发言人姜恩柱邀请同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招待会开始时，温家宝说，各位记者，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据我知道，参加两会采访的中外记者有2000多名。因为今天会场的限制，到会采访的只有700多名。借此机会，我对记者们对中国改革、建设的关心和客观公正的报道，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还要说一下，最关心两会的是全中国人民。昨天我浏览了一下新华网，他们知道我今天开记者招待会，给我提出了几百个问题。他们对国事的关心，深深感动了我。他们许多建议和意见是值得我和我们政府认真考虑的。大会顺利结束了，但是我们面前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要保持头脑的冷静，形势稍好，尤须兢慎。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上灾难太深重了，这就培育了我们的忧患意识、生存意志和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我们这个国家太大，问题太多、太复杂，这就要求我们这个民族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坚定信心、永远奋斗。我愿意借此机会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我是用心来回答大家的提问。因此，我不紧张，也不害怕。

　　宏观调控

　　问：今年宏观调控有什么特点
　　答：更注重用市场和经济手段

　　新华社记者：总理您好！我是新华社记者，也是新华网记者。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全体新华社记者，感谢总理在百忙之中登录新华网。去年您讲过，宏观调控对政府是一个新的重大考验，这个考验不亚于SARS（非典）的考验。现在一年多过去了，请问总理对去年的宏观调控有怎样的评价？今年宏观调控有什么特点？力度会不会进一步加大？

　　温家宝：过去两年，我们抗击SARS打了一场遭遇战，我们及时、果断地采取了宏观调控的措施，打了一套“组合拳”。现在可以说，宏观调控取得了明显成效。我们成功地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避免了物价的过度上涨，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地运行，保持了物价的基本稳定。但是，我们丝毫不可松懈，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第一，宏观调控成果的基础还不稳固，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困难加大，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固定资产投资极有可能反弹；煤、电、油、运依然紧张。一、二月份，电力增长12％，却有25个省、市、区发生拉闸限电的现象，这就反映出经济运行这根弦绷得还很紧。第二，我们面临一系列两难问题。经济发展慢了不行，那样就业压力就会更大，财政收入就会减少，许多应该办的事业就会缺乏资金。经济发展过快也不行，那样经济运行紧张，难以为继。第三，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说到底是经济结构问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和经济体制问题。而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时间。综上所述，我想明确告诉大家，摆在政府面前的第一位任务，是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行百里者半九十”，绝不能半途而废。当然，我们将更加注重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注重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调节。

　　土地产权

　　问：土地产权还给农民可能吗
　　答：生产经营自主权永远不变

　　美国彭博新闻社记者：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中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解决“三农”问题是您最大的愿望，可是有专家说，除非加强农民土地使用权或者还给农民土地产权，“三农”问题可能很难得到解决。您认为把土地产权还给农民是可能的吗？

　　温家宝：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解决农民对土地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开始的。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我们在改革开始的时候就实行了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说，农民拥有对土地的生产和经营自主权，此后土地承包期不断延长。现在我可以直接回答你，农民对土地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将长期不变，也就是永远不变。

　　台湾问题

　　问：如何促进两岸持续交流
　　答：包机由节日化转常态化

　　台湾年代电视台记者：在刚刚结束的人大会议上，我知道以非常高的票数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这部法律因为是刚刚出台的，内容引起相当大的关注。不过我个人比较关注的是，这里面有相当重要的篇幅是强调未来两岸持续交流的。不知道国务院各机关在这部法律的架构之下，将要如何提出具体的措施，来进一步促进两岸的持续交流？另外，我们知道在大陆各个城市有很多很多的台商在这里做生意，甚至是安身立命，不晓得这个新的法律对于这些广大台商的权益是不是会造成任何影响；或者相反，是对他们的权益有进一步保障。

　　温家宝：你看到这部法律没有？台湾年代电视台记者：看过相关的法条。

　　温家宝：我在这里首先要向2300万台湾同胞表示问候。你的问题抓住了我们这个法律的一个要害，就是说，这个法是一部加强和推进两岸关系的法，是一部和平统一的法，而不是针对台湾人民的，也不是一部“战争法”。在这部法律里明确地规定了要鼓励和推进两岸人员的交往，鼓励和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和直接“三通”，鼓励和推进教育、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在这部法律里规定了要保护台商的合法权益。这部法律是遏制和反对“台独”势力的。只有遏制和反对“台独”势力，台海才有和平，台海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台商到大陆投资，也有利于外国到中国投资。你问到我采取什么措施，胡锦涛总书记在前不久就台湾问题的重要谈话已经讲到了。我们要保护台商在大陆的合法权益。只要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去做。第一，要尽快将海峡两岸的客运包机由“节日化”转向常态化。第二，要采取措施，解决台湾特别是台湾中南部地区农产品到大陆的销售问题。第三，要尽快恢复和解决大陆渔工到台湾劳务合作的问题。我们还准备出台一系列有利于台湾同胞的优惠政策和方便措施。

　　汇率机制

　　问：人民币汇率有无改革计划
　　答：将使汇率对市场更富弹性

　　路透社记者：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一直是国际上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中国很多重要的贸易伙伴要求中国采取更为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但是中国说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们有没有什么新的改革计划？第一个变化会是什么？

　　温家宝：中国的汇率改革从1994年开始，到现在从没有停止。我们确立的目标是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度。现在我们正在进一步研究汇率改革的方案，使汇率对于市场更富有弹性。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为汇率改革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一，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第二，保持金融的健康运行。与此同时，我们在外汇管制方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放宽的措施。至于中国汇率的改变或者说人民币的升值，究竟会给中国经济、中国的企业带来什么影响，究竟给周边国家以至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什么影响，争议很大。坦率地说，有些人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但并没有完全弄懂人民币升值以后会出现的问题。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对于人民币升值和汇率机制的改革，我们不仅要考虑本国的利益，而且要考虑对周边国家和世界的影响。我可以告诉大家，这项工作我们正在制定方案，何时出台、采取什么方案，可能是一个出其不意的事情。

　　深化改革

　　问：如何理解“今年是改革年”
　　答：今年改革攻坚有五大任务

　　中央电视台记者：您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2005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是推进各项改革，是改革年。在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进一步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消除阻碍经济增长和造成经济不稳定的体制性根源。您认为这些体制性根源，哪些是最需要迫切解决的？

　　温家宝：我曾经在多个场合说过今年是改革年，理由有三个：消除经济运行中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巩固宏观调控成果，要靠改革；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靠改革；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构建和谐社会，也要靠改革。改革不是一年的事情，而是长期的任务。有些问题早改比晚改好，否则积重难返。对于今年的改革，主要有五项任务：第一，推进政府自身的建设与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第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快股份制改革。第三，推进金融改革。这是十分重要的任务，要下大力气。第四，推进以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主要是解决农村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某些环节。第五，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快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确切说，今年是改革攻坚年。

　　香港问题

　　问：中央为何接受董建华辞职
　　答：因健康而请辞是诚心诚意

　　香港明报记者：中央一直希望香港稳定、繁荣，当前香港的经济已经转好了，社会已经稳定了，为什么中央现在会接受董建华先生的辞职呢？你对代理行政长官曾荫权有什么期望？

　　温家宝：董建华先生辞职是香港同胞十分关注的一件事情。正如你所说的，香港回归7年多，“一国两制”的方针在香港得到了切实贯彻。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改变，香港原有的法律基本没变，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也没有改变。特别是香港克服了亚洲金融风波带来的困难，经济复苏，民生得到改善。在这种情况下，董先生出于健康的原因提出辞职，我认为是诚心诚意的，会得到香港同胞的理解和中央政府的尊重。董先生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7年多来，为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董先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敢于承担，表现出对国家、对香港高度负责的精神。他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是不会忘记的。至于董先生辞职以后，新的行政长官的产生，那将完全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有关法律办事。我相信，香港人是有能力治理好香港的。中央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是会严格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办事的。在这个时候，我希望香港同胞和衷共济、共谋发展，把香港的各项工作做好，使香港更加繁荣和稳定。

　　中俄合作

　　问：两国能源合作前景如何
　　答：俄将加大对我石油出口

　　俄通社－塔斯社记者：听说今年下半年你要和俄罗斯总理会晤。中俄经贸合作，特别是能源合作前景如何？

　　温家宝：中俄两国是有4000多公里共同边境线的友好邻邦。这些年来，中俄两国的关系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去年，我们确立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本原则，制定了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的实施规划，提出了中俄贸易额2004年突破200亿美元，到2010年达600亿到800亿美元的目标。中俄还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这些为中俄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年下半年，我要同俄罗斯总理进行两国总理间第十次会晤。我们将进一步研究中俄两国经贸合作，特别是能源合作问题。关于能源合作，我想着重谈三点：第一，中俄能源合作是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中俄的能源合作是平等互利的。第三，在能源合作问题上，我们已经达成了重要共识：一是通过铁路加大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出口。2004年是900万吨，2005年要达到1000万吨，明年将达到1500万吨。二是俄罗斯政府和普京总统本人明确提出，修建西伯利亚油气管道，首先考虑通往中国。三是两国将在油气勘探与开发上加强合作。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在其他方面加强经济贸易合作。

　　中日关系

　　问：中方对日方有什么期待
　　答：障碍主要是在政治方面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虽然中日两国之间人员交流、贸易量不断扩大，但有人说，中日关系先是“政治冷，经济热”，现在是“政治冷，经济也凉”，温总理怎么看？中方对日方有什么期待？

　　温家宝：中日关系是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高兴地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去年双边贸易额接近1700亿美元，双方人员往来超过400万人。

　　中日关系也存在着障碍，这种障碍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其根本是日本如何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加强和改善中日关系，要在恪守中日间三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这段历史，可以使我们回忆起战争给中国人民、亚洲人民以至日本人民带来的苦难，让历史的悲剧永远不再发生。我们希望日本方面也要把握这个机遇，促进中日友好。

　　第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日美安全同盟是日美双方的事情，中国之所以关心是因为它涉及了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允许任何国家直接地或间接地干预。

　　第三，加强合作，共同发展。中日友好合作有很大的潜力，特别是在经贸方面，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两国的共同发展。

　　我还想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中日高层的互访。二是由双方的外交部门共同着手对加强中日友好进行战略性研究。三是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三农”问题

　　问：怎样根本解决“三农”问题
　　答：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

　　《人民日报》记者：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解决“三农”问题，仍然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提出了明年全部免征农业税等具体措施。您认为怎样才能根本解决“三农”问题？有什么长远的打算？

　　温家宝：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深知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全国的现代化。

　　我们对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是有长远考虑的，这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经济制度，给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第二个阶段，就是实行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

　　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我们要做好四件事：

　　第一，推进以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各项改革。第二，加强以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推广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综合生产力建设。第三，发展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第四，推进以村民自治、村级直接选举和村务公开、县乡政务公开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反分裂法

　　问：若美国介入会否引发战争
　　答：将尽最大的努力和平统一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根据《反分裂国家法》，中国有权采取非和平的方式，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样的方式算是非和平的方式？如果中国遇到了一个范围更大的冲突，美国也参与进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不是要建设一支能够打得赢的军队？就像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那样。

　　温家宝：首先，我还是想说明《反分裂国家法》是一部什么样的法律。这不是一部针对台湾人民的法律，而是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的法律；不是一部战争的法律，而是和平统一国家的法律；不是一部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现状的法律，而是有利于台海地区和平和稳定的法律。

　　其次，我要讲一讲台海的现状是什么，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尽管大陆与台湾还没有实现统一，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个事实。这就是当前台海的现状。

　　第三，你所说的采用非和平方式的情况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会尽最大的努力推进国家的和平统一。

　　我们制定这部法律，体现了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意志。记者先生，你可以翻开1861年贵国制定的两部反分裂法，不也是同样的内容吗？

　　中国有一句古话：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同胞兄弟何不容？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我们希望全体台湾同胞能够理解我们的立法用意，也希望关心台海局势和平与稳定的国家和人民能够理解和支持这部法律。

　　至于你谈到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加强，我想在这里多讲两句。中国实行的是防御性的国防方针，中国的军事力量如果和贵国比起来，特别是就军费比起来，相差很远，这里不需要我列举数字。

　　我只想说明一个事实，就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总是受人欺侮的。至今，中国没有派过一兵一卒去占领任何国家一寸土地。台湾问题纯属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我们不希望外国干涉，但也不怕外国干涉！

　　中印关系

　　问：中印能不能成为好邻居
　　答：两国不是对手而是朋友

　　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下个月印度和中国将要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你如何看待印中关系的前景？印度和中国能不能成为好朋友、好邻居？

　　温家宝：我希望庆祝中印建交55周年成为中印友好合作的新起点。近年来，中印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久我将去印度访问，双方着重要在三个问题上达成共识。

　　第一，要从战略和全局上充分认识中印友好的重大意义。两国人口加在一起23亿多，占世界人口近40％。中印友好对亚洲乃至世界的意义不可估量。

　　第二，挖掘潜力，扩大合作，共同发展。目前，中印贸易额虽然只有136亿美元，但是两国经贸合作的潜力巨大。

　　第三，我们要确立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的原则，坚持平等协商、互谅互让，既尊重历史，又照顾现实，找到公平、合理、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

　　请记者先生告诉伟大的印度人民，中印两国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朋友。我想用一段印度的古诗来结束我的话，三千年前，印度有一部著名的典籍叫《奥义书》，可能是梵文，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我把它演绎了一下：愿我们同受庇佑，愿我们同受保护，愿我们共同努力，愿我们文化辉煌，永远不要仇恨，永远和平、和平、和平！

　　死刑问题

　　问：中国是否计划取消死刑
　　答：国情决定不能取消死刑

　　《德国商报》记者：上周人大开会时曾就死刑问题进行过讨论，请问中国政府是不是有计划取消死刑？如果是的话，打算在什么时候取消？

　　温家宝：中国正在着手进行司法体制的改革，包括上收死刑复核权到最高人民法院。出于我们的国情，我们不能够取消死刑。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还都有死刑制度，但是我们将用制度来保证死刑判决的慎重和公正。

　　股价下跌

　　问：股民该对股市作何期待
　　答：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经济日报》记者：去年国务院发布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也就是“国九条”以来，有关部门采取了很多措施，但股市反应比较冷淡，股价下跌得比较厉害。您认为广大股民对今年的股市应该有什么样的期待？

　　温家宝：你这个问题可能是互联网点击率最高的问题，也是社会上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中国的股市是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起发展的。证券市场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应当承认，由于我们的知识和经验不足，制度等基础建设薄弱，市场不完善，因而造成了近些年来股市持续下跌。

　　我虽然很少就股市发表意见，但我却每天关心股市的行情。我可以向大家讲的是，中国将坚持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对于证券市场，我们将继续落实“国九条”，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工作：

　　第一，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这是根本。第二，要建立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证券市场秩序。第三，要加强监管，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第四，要加强以制度建设为主的证券市场基础建设。第五，要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利益。第六，妥善解决股市发展中积累的历史遗留问题。

　　谢谢大家！

　　记者招待会历时近两小时，700多名中外记者参加。

　　
　　（2005年3月12日首播）
　　本期主讲：任剑涛，中山大学政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8-1999年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中国思想史、当代中国政治分析。主要著作有《从自生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走向开放的道德》、《伦理政治研究-从先秦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曾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中国人一向都很重视“和”这个字，所以我们会说“以和为贵”。而在我们的先人当中，像孔子就曾经说过“君子和而不同”；而像孟子也曾经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见这个“和”字，对于中国人有着什么样特殊的意义。的确民主法制，公平正义，人和自然能够和谐相处的这样一个和谐社会，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所向往的，那么什么样的社会才能够称得上是和谐社会，而我们又应该如何来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任剑涛先生，欢迎您！

　　任剑涛简历

　　他出生在天府之国，有着川人的坚韧和执着。而年过不惑的他，却看不出岁月的沧桑。他言谈举止透出思维的缜密、语言的严谨，但不失幽默。他就是执教于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任剑涛教授。
　　作为一名政治学的教授，他说，我倾向于从利益、从冲突的视角去看待现代社会，并认为可以归纳到“底线伦理”的公共规则即法律规范，比起人际伦理种种高尚的私德规范来说，具有更重要的现实价值。

　　主持人：任教授我想首先就您的成长的经历、求学的经历，和我们一起来简单回顾一下好吗？

　　任剑涛：简单讲，我就是从学校到学校。1968年我进入小学，1978年进入大学，1980年毕业，1987年再考研究生，1994年再考博士，都是在学校里度过。但是正好这个求学过程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最重要的过程，所以我把我这个求学的二十来年的时间，用三种角色来做一个简单的归纳：
　　第一，我是一个中国社会变迁的参与者，从传统到现代重大的变迁，我很荣幸参与其中。因为1978年我进入大学，正好是我们的改革开放开始了自己第一步，蹒跚着前进，到1996年改革开放基本上已经进入一个非常深广的阶段，而这个时候正好我作为一个观察者，对整个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历程，用我自己的眼光，用我自己的学术背景，我做了一个观察；而到1996年我博士毕业之后，我就是一个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个人，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作为一个分析者，我来分析整个中国社会，如何可以实现一个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到都市社会，从计划社会到市场经济，也即是从传统到现代的一个最伟大的变迁。一个人体会历史是非常难得的，那我们能够体会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感到特别欣逢其盛。

　　主持人：除了研究您的哲学，研究您的政治，还会关注什么其它的东西吗，在生活里？

　　任剑涛：那当然，我关注的可多了，比如说十年前，我带的中大辩论队队员告诉我，我没有发现一个教授像你那么对卡拉OK这么低级的艺术，那么着迷的。

　　主持人：着迷到什么地步？

　　任剑涛：也许我一唱，一个晚上可以是自己独唱表演。

　　主持人：那就属于我们说的那种“麦霸”。最喜欢唱的歌是什么？

　　任剑涛：最喜欢唱的……那现在不好说。

　　主持人：为什么那么喜欢人家学生所说的，这种低俗的艺术里面的低俗的歌曲？

　　任剑涛：因为我想，在你所在大学的象牙塔的生活里头，它确实是比较枯燥的，平常我是对着书本，它联想的余地没那么广泛。当我离开书本，进入一个我自娱自乐或者与他人同乐的空间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尽情放松，理由非常简单。越低俗的东西让你越放松，越高雅的东西，让你越紧张。

　　主持人：刚才您还提到说，您曾经带领过中大的辩论队，是吧？

　　任剑涛：对，长达十五年之久。

　　主持人：当教练？

　　任剑涛：从队员到陪练到教练，都干过。

　　主持人：酸甜苦辣简单和我们讲述一下？

　　任剑涛：那就是屡败屡战。

　　主持人：屡战屡败？

　　任剑涛：屡败屡战，屡战屡败也曾经有这样一个过程，但最后都得偿所愿，我们获得过全国的冠军，也获得过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冠军。

　　主持人：卡拉OK带给您精神的放松，辩论呢，带给您什么？

　　任剑涛：辩论带给我青春的气息啊，使我十五年逐渐走上中年暮气沉沉的时候，有一批这么蓬勃向上的年轻队员，告诉我你不能暮气沉沉，所以这是我十五年一贯制地参与辩论最重要的理由之一。

　　主持人：看得出，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学生和您之间是有一种息息相通的感觉，进来的时候，有一种类似于追捧明星式的热烈的掌声。好，那现在还是请我们的同学，再给我们的任教授一次热烈的掌声，请他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演讲“和谐社会的理想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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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我相信也许大家会像我做自我简介时候说的那样，比较俗。因为和谐社会是最近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如果你在网上一点击，可能会有几十万个网页，都有和谐/和谐社会这两个词。尤其是最近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议上，讲了和谐社会之后呢，和谐社会的点击率会更高，而出现频率也会更高。但是我想，和谐社会不仅仅说是一个政策，一个领袖的一个说法，刚才我们的主持人已经介绍了，实际上作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讲，中国古代社会，绵延五千年之久的文明文化，都在讲和谐。但事实上，和谐社会要建构谈何容易。
　　因为和谐社会从最理想的角度来说，它是社会各个要素、各个构成群体、各个构成个体，都相互能够匹配，都相互能够理解，都相互能够兼容。这样的和谐社会呢，逼近于理想社会的说法。但事实上，我们提出建构和谐社会，是面对我们社会发展的现实而提出来的，恰恰是要在社会急遽变化，甚至社会非常有冲突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来建构和谐社会。因此，和谐社会并不是要表达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倒相反，是要在一个冲突的社会里头，矛盾丛生的社会里头，如何来解决矛盾，使矛盾得到化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使得我们的社会冲突不至于走到社会崩溃或者国家危机的状态，而逐渐会使我们的转机，成为我们发展的生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和谐社会是一个具有现实性品格的社会建构形态，在这一个背景下，我想可以分析三个方面的内涵，来凸显一个和谐社会建构的理想和现实，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首先，就是我们中国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或者说现代变迁25年以后，整个社会氛围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后革命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五十五年，五十五年之后国家如何建设，革命本身能不能够解决问题，革命自身给我们许诺过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富强，给我们许诺过人民群众能够过上丰足而满意的幸福生活。五十五年之后，革命历程使我们反省，革命只能解决建立国家政权的问题，它并不能够解决，一个国家如何可持续地、稳定地、协调地发展。因此，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后革命的状态，就意味着我们对革命的那种狂热冲动，和革命、尤其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那种欣赏的态度，要发生改变了。
　　但问题在于，从革命到后革命，我们这样一种转变，究竟要转变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考虑的具体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社会背景又有一个因素，要做重要考量，那就是我们处于一个大转型的局面。所谓大转型的意思指的，是我们整个中国人从我们的文化根性上，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一套东西，正逐渐地在斩断我们的血脉。我们要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型为一个工业社会，我们不是靠我们民族传统的那种勤劳、勇敢就行了。我现在一天流汗，非常勤劳，也非常勇敢，但一个月收入可能只有500块。而比尔•盖茨可能在那儿一点击，XP可能一推向市场，哎哟，他就一千亿美金，搞得我们很郁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应当有头脑，我们应当努力。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由原来技术上的那样一种勤奋，那样一种创造，转移为科学研究而对技术发展本身的一个大推进。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转化，被人称为“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三个要素呢，我们就考虑到，今天我们之所以提出和谐社会，就是因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巨大的一个结构转型当中，社会各个要素、各个集团、各个组织、各个个人，它都在产生广泛的冲突，以至于有时候在局部的情况下，这种冲突还非常剧烈。从社会上来讲，我们的法治状态还不够；从分配上来讲，我们的公平性也还不够；而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组织上的匹配也还不够，而我们要索取财富的时候，人与自然也非常难以和谐。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发现，缺什么我们就会呼唤什么。而这个时候，我们呼唤什么呢？最关键我们的想像就是，我们应当使这个社会更和谐，各个方面的东西一匹配，我们长时间能够发展，长时间能够获得我们所需要的物质利益，又长时间的在物质利益基础之上，能够获得我们国家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感，所以这个时候，从官方到民间，从学者到一般的大众，都认为和谐社会是中国现代转型应当努力达成的一个目标。
但是和谐社会如何建构呢？那这是我们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逻辑关联使我们下面要考虑第二个问题：和谐社会的支点呢？我以为这起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我们要强调，基于社会结构的大转型，社会结构的转变，三个要点必须要加以强调。一个要点是我们要从革命到建设，这样一个重大思维转变。对于官方来讲，执政党他所要强调的就是要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也许就是革命党，我们强调它的转变了，非常复杂。但是简单地说来，就是原来革命英烈夏明瀚朗诵的那首诗，那就很显然地表明了革命党，那种高歌猛进、意气风发、昂扬的斗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瀚，自有后来人”。那种信念的自我信任，那是非常强烈的。那到今天可能我会想，这砍了头之后我就没命了，那我原来积累的财富，就没办法享受了。那在这个时候，如果人人都砍头，人人都杀人，那这个社会没有秩序了嘛。而作为整个职能来讲，我们现在要把革命的理想，落定在一个政治的秩序上面，要把一个追求幸福生活的那样一种昂扬的斗志，兑现为建设成就积累的清峻理性，这样的时候，从革命到建设，就要在尘埃落定之后，不要那么昂扬的斗志，不要那么以口号来治理国家。建设需要的是：　　第一，我们要谈资本，要有人给你投资；第二，我们要有积累，要有产出，要追求利润。以至于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我们才能体会得到，什么叫做幸福生活。
　　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就要使我们治理国家，发生第二个重大转变，那就从政治到经济。原来我们中国人满门心思考虑的，我们都是从政治出发，计算我们的政治收益，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要资本主义的苗，方向不对头，一步一跟头，方向对了头，一步一层楼”。这是文革流行的说法。那到现在我们不是这样了，我们要强调说，经济计算优先。我们今天的国家领导人讲话，区域、地方的领导人讲话，有一个词，出现的频率也非常高，我们要计算我们的收益，要计算我们的利益。也许我们在革命时期，所高度强调的国际主义精神，现在被另外一个词在替代，什么词呢？中国利益，国家利益。
　　我们又有了第三个最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从国家到社会。因为我们考虑什么问题都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谈。我们对国家来说，公民对国家我们就是奉献，而国家对社会来说，就是国家包办你的一切。国家已经替你考虑了，你何必要自己考虑呢？国家已经替你安排了，你自己何必要努力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呢，国家本身的包办，造成了一个全能政府的状态，政府包打天下，包办一切。
　　现在我们的大学生，特别羡慕像我这样的国家的包办的大学分配。说任老师，我太羡慕你了，你大学毕业的时候，国家一下给你分配工作，不像我们现在已经到第四年级的时候，我就着急，我课不能上了，老师，我请个假，我要去见工，于是我也觉得萎靡，你要去见工，那就见吧，我的课你也不用听了。实际上我心里也不太高兴。但是要出现这样的一种局面，原因在哪里？就是国家确确实实已经不能够保证它，能够把所有资源垄断起来，而对所有公民的发展，能够大包大揽，这就需要在国家之外，有一个社会自治空间，有一个公民自治空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国家与社会的分化领域而治，它是一种健全结构，而不是一种垄断结构。所以正是这样，国家本身如何支持社会的成长，让公民们个人，让公民们的组织能够健全成长。使公民内部能够解决的问题，不要单纯依赖国家。
　　所以正是因为如此呢，我们说，这三个重大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是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支点。在这样一个建立和谐社会结构支点上我们要强调建设的精神、经济计算、理性计算的精神，社会健全成长的这样一种制度安排。
　　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变化的背景下，第二个，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分享机制的建立。和谐怎么可能和谐？和而不同。我“和而不同”，跟你不同的原因，是因为我有自己跟你和的资本，假设我跟你没有和的资本，我只有同的资本，你告诉我第一，我就说第一，这叫和谐吗？这叫同。同本身叫“以它并它”，没有意思了，“以它平它，谓之和”。表明什么？古代社会强调的，就是我和你。虽然我们有分歧，我们是两个主体，我们是两个组织，我们是两个政党。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认同的目标。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有没有共同认同的目标？有。整个中国是我们认同的目标。国家认同的基本问题得到解决滞后，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起分享机制。
　　那就第一，我们这个社会必须要分享权力。在中国从古至今的社会里头，从国家权力到地方权力，到社会权力，都没有分享的习性。基本上我们的古代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传统，叫做四个字形容，赢家通吃，全输全赢。我只要赢了，我打败你，你不服啊，你不服我灭你。那到这个和谐社会，不是强势的一方对弱势的一方，采取一个吃掉他的态度。干啥？虽然你没有掌握权力，你是弱势的一方，我掌握着权力，尤其掌握着国家的暴力机器，我是强势的一方，但是我们分享权力。怎么样分享权力呢？就是社会权力、国家权力、政党权力、组织权力要分散。该是某组织的权力，另一个组织不要去侵占它，该是某个人的权力，国家不要去褫夺它。该是某组织的权力，另外一个组织不要去霸占它。这样各个组织，在社会当中发挥的机构功能，各个个人在国家生活当中发挥的公民权力，它相互匹配，相互需要，就有一个理性精神。
　　所以第一个分享权力，要把握住两个原则，第一，不要赢家通吃；第二，在社会政治生活当中，国家生活当中，各自具有自己的权力领地，只能相互和谐，相互妥协，相互地理性地协商，而不可能谁吃掉谁。
　　第二个就是分享利益，分享利益的机制也非常重要。也许在一个穷困国家的时候，就在我们革命时期，高歌猛进，文革时期，没什么好分，一个月只有二两油，半斤猪肉，你说你怎么分呢？那到现在，通过中国二十五年的现代化的进程，我们确实初步积累了数量不可谓不大的国民财富。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人如何获得他生存发展的那一个份额，而没有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就重要了。
　　比如下岗、转岗工人，一个月领三百，然后我们一分钱税收不缴的大富翁，极尽豪奢之人士，动辄一掷千金，那时我见着，我的心态不平衡了。你有、我有、大家有。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国家就应当像那些高收入的阶层，相对地征重税，当然也不说把他搞垮。你有重税，我犯红眼病，我小农意识，我搞垮你，大家一分，吃完了拉倒，也不是那种分享利益。这种分享利益是指的面对一个做大的蛋糕，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公平的分利机制，在法治机制下，既避免权钱勾结，在一个市场理性的机制下，又避免仇富心理。但同时又要对整个社会的下层，满怀着同情，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既有道义感，又有分利精神。这个时候，又是那句老话，你有、我有、大家有，大家都喜悦了。在这样一种分利机制建立起来之后，整个社会觉得，我的发展空间，我的生存空间，没有被国家，没有被社会，没有被他人逼到一个死角，以至于我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我就不会有一种造反，我就不会有一种革命要求，秩序就会落实。我们在社会生活当中的秩序，我们对于秩序和权威的服从就是发自内心的。
　　在这样的意义上，它就解决了社会的一个不和谐问题，社会的冲突问题。逐渐使整个社会能够有一种，我们强调的第三个建设和谐社会的支点，那就化解冲突的空间。
　　分权机制和分利机制建立起来之后，我们怎么样化解冲突呢？对于现代社会来讲，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社会叫组织化社会。我们随便一个打工仔，我们有打工仔俱乐部、打工仔协会，也有工会，而在座各位，你作为学生组织，或者社会组织一员，你参与进去之后，组织与组织之间怎么样处理关系，变得非常关键，而这里尤其就要强调，组织间的理解非常关键。我们应当理解，任何组织在社会生活当中，都有它的必要性，都有它的存在空间，也都有它的存在价值。这个时候，政府组织也好，执政党组织也好，对非执政党组织，参政党组织，社会建构组织，也叫NGO，NPO这些组织机构，我们都有一种理解，都有一种尊重。组织之间才能围绕着我们共同的国家，这个庞大组织来协商、来妥协、来共同使得我们这个国家，逼近一个发达的状态。
　　与这一点相关的，第二个我们要建立个体间的信任。因为个体间的信任，是这个社会能够和谐的元因素，就是最初的因素的那个原点。因为每个个体之间互不信任，这面大家在市场社会都已经习惯了，第一次见面，分手的时候，大家是朋友了，多联系联系，我们大家“骗一骗”，给名片，写手机，热情万丈，不一会儿，这个小子，有什么利益可以计算他一下，他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把他搞一把，那这样每个人都相互设防。相互设防所带来的一种提防心理，并不是这个社会能够很好合作的社会心理基础。相反他瓦解这个社会的相互信任基础。所以个体间的信任关系，使这个社会能够平和、能够理性、能够协商，而避免粗暴、避免狂躁、避免走向极端、避免违法，更避免犯罪的一个社会心理基础。
　　那么第三个，化解冲突空间的营造，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程序性的东西。我们中国人一般不太讲程序，觉得麻烦。一二三，甲乙丙，我从一就跳到三，三就跳到七，我干嘛一定要一二三四五六七。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很简单，我们说我们要强调的核心问题。那就是一定要按照程序，走一完了就是二，二走完了就是三。这样有个什么好处呢？我们人人都知道，每一个人不在程序之外，他严格按照程序来化解冲突，也严格按照一二三的程序来获得利益，这样所带来的好处，那就是我们人人知道，我们在法治保护之内，我们在法治程序之内，我们没有一个特权人物，我们没有一个特权组织，是在法律之外，是在程序之外的。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说程序性的导向，也就是一种法治性的导向。
　　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说如果把握住了整个和谐社会建构的这样一种基本的程序要求，我们可以分析，第三个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对和谐社会建构的现实前提。那这样的和谐社会，我们说有两个前景值得分析。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为和谐而和谐。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不和谐，我们有冲突，我们要去化解冲突。那我们化解冲突不是说渐进地、理性地去解决冲突，去化解冲突。在为和谐而和谐的和谐社会建构的这样一个路径里头，这样一个目标里头或者这样一个前景里头，可能就会导致三种对和谐社会建构不利的一种现象的出现。
　　第一种现象可能就是和谐社会的建构，仅仅是基于政治压力。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国家部委，制定了政府评估体系，其中有个指标就强调，你这个政府是不是获得了当地公民满意的政府，因为你要满足一个指标，什么指标？就是报案率比较低。那传媒在采访我的时候，我马上说，这个很简单，即使案子大量的爆发，我禁止你报案。你来报案，我说这不小菜一碟，还报什么案，自己解决。这样就是政治压力了。我们会把冲突掩盖起来，我们不是去化解冲突，我们用政治压力把盖子捂住。而事实上，我们说和谐社会的建构，不应该是捂盖子，不应当来自于上级领导对下级领导给定的和谐社会建构的刚性指标，让你不得不和谐，让你不得不来表现和谐，让你不得不向社会显示你表象上的和谐，而这个时候可能更关键地显示为一种什么？地火的运行，矛盾的瞬间爆发，社会的脆裂性结构。而这个恰恰是我们和谐社会建构的可能的一个悲剧性收场，我们一定要避免。
　　第二个我们要特别强调和谐社会的建构，并不是思想的一个催促，思想的一个驱迫。换一句话说，我们社会明明不和谐，我就天天跟你讲，我们社会很和谐，我教育你为什么和谐？和谐在哪里？和谐的理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你一听多了，哎哟，和谐得不得了，真是。但是一出去，你东西就被偷了，再一出去你就被抢了，你就觉得很不和谐，它为什么要抢啊？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嘛。我可不可以抢你啊？我可不可以偷你啊？但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是在思想上简单地说，是和谐就是和谐。和谐一定来自于思想上的我们一个互动。
　　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更要强调的，和谐不是国家包办。如果按照国家包办的话，那就是我要你这个社会组织和谐，你和不和谐，你和不和谐，威胁性的，你不和谐你也得和谐，那我这个社会组织说，那就我们和谐吧。那这样一种和谐，事实上，它使本来应当暴露的社会矛盾没有暴露出来，本来应当可以解决的冲突没有解决掉。冲突可能日积月累，越来越剧烈，而爆发可能也就越来越猛烈，这是苏东国家的教训，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典范个案。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要敢于正视冲突，敢于正视矛盾，敢于正视国家和社会，各有自己的领域，在自治领域里头，国家不要去干预。而在国家权力里头，社会要提供理性精神，使国家权力能够得到有效地引导，得到有效地规范，得到有效地约束。从而使得为和谐而和谐的压力机制，变为第二种，叫为和谐而冲突。
　　为和谐而冲突，第一个值得重要地提出来讨论的问题，就是政治理性。以往我们强调的是道德理想。像夏明瀚先生那样，为了革命的目标，不惜牺牲性命，然后我们还夸奖他，我们还把他当做典范，然后再前赴后继，英勇无畏，用我们的鲜血换来一个新的国家，那是道德理想。那在和平建设的背景下，我们要求的是政治理性，政治理性是种妥协理性，我们不要动辄就杀人，我们不要动辄就放火，我们不要动辄就有组织抗暴，有组织抗法，我们干啥，我们坐下来协商，这个就叫政治理性。而这种和谐，是和平社会里头最稀缺的而又最重要的资源。而对我们中国来说，这是一种最重要的练习。我们的政治理性成长到什么样的程度，就使我们这个社会化解冲突的能力，成长到什么样的程度。
　　第二方面，要特别强调，在建构和谐社会的时候，思想上要能够互动。不要给定一个国家意识形态，你就非接受不可；不要给定一个行动方案，你就非赞美不可；不要给定一种行动后果，你就非按这个去逼近它。因为事实上，对这个社会来讲，对这个国家来讲，我们中国是如此庞大，而社会发展是如此复杂，而历史又是如此悠久，而我们思想的资源又是如此丰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那你喜欢这个意识形态，他喜欢那个意识形态，我们来谈一谈，各自的意识形态，是不是都有对国家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各自应当有的贡献。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才可能吸纳更多的资源，想象力更丰富，方案设计更合理，而我们行为成本也就可能更降低。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第三个我们要提倡的，就是社会自治。没有一个社会自治的空间，其实一个巨无霸式的政府，它是缺少自我约束的理性精神。因为什么权力都在我手里，像我现在，所有支配你们生命资源的权力，都在我手里，我一拍板，保证你们流汗，而不是我在台上流汗，我很冷静的，我想到我支配你们的生命，我怕谁啊？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说国家通吃的情况下，对国家的发展并不是有利的，国家通吃的情况下，常常会酝酿一个社会暴乱的前景。社会本身一定要有自己的自治空间，社会组织按照自己的利益归属，来结成不同的机构。而社会组织之间，按照大家的共同利益，来结成非赢利性的机构。产生了由社会公民间和组织间的一种自治，和一种自强，和一种自己能够互益的一种状态，那么社会本身呢，它可以按照自己的运行逻辑，而不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成为一个国家自立当中，最重要、最有机的一个组成部分。缺乏了社会自治的国家，想有一个和谐社会的建构，是不可能的。那也许我们的口号就已经变成，为建立和谐国家而努力。而不是为建立和谐社会而努力。
　　所以正是因为如此呢，在和谐社会的理想的乌托邦目标感召之下，我们给予社会行为的现实期待，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现实的和谐社会。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我们怎么样去摆平，而使得中国社会处于现代化转型最关键的十字路口，要建立一种什么社会的结构的答案，油然浮现在我们的面前。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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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谢谢任先生的演讲，我们首先是有一些网友的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第一位网友他的名字，和您刚才说的，文化大革命当中的歌有一点相像，他叫“社会主义墙角的一根草”。他说，善良的贫民，没有办法和贪官污吏和谐；缺乏监督权力的贫民没有办法和剥削百姓的土政策和谐；要求基本民主，和平权力的人们没办法和要求他们当螺丝钉的意识形态和谐；希望按照美丽的理想自由发展的学生，没有办法和当前的科举制度和谐；年收入不到一千的贫民，也没有办法和一顿饭吃十几万的款爷和谐，我觉得咱们的总书记和总理都太难了，您觉得呢？

　　任剑涛：我也觉得很难。但是我想，“社会主义墙角的这根草”有些愿望，可能是把和谐社会的愿望表达得过于强势。作为一个和谐社会的建构来说，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拉平所有的富翁跟贫民的距离，拉平所有权势者和无权者的距离。和谐一定是有差异的，无差异则无和谐。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一个面孔，都是一种行为，也都是一种范式，也都是一种生活状态，那文革晚期，让我们都穿着江青服或者穿着天津老蓝布，那个不用提出什么和谐的问题，已经很和谐，这是国家给定的和谐。
　　但是我们要建构和谐社会，确实有相互的让步。我们作为一个贫困者来讲，也许我们需要他跟谁和谐，是过分的。但是我们社会确实要传递给他一个信息，国家是在乎你们的，社会是关注你们的，你们的生存利益不是受到忽略的。使他们觉得在这个社会里头，最底线的生存空间是有所保证的。如果这样一个底线的空间都没有保证，那确确实实，就像“社会主义墙角的一根草”所说的，那是绝对的不和谐。那社会还关注着他，国家还关爱着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底线的社会保障，还是可能的情况下，起码我相信，他不至于走到极端。而不会溢出这个和谐的边界，进入一种冲突的状态。只要正面抗衡、暴力冲突没有发生，和谐的可能就是具备的。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就是我们的胡主席和温总理如何为难，这个作为空间还是不小的。

　　主持人：所以尽管道路是长远的，但是前途还是光明的。

　　任剑涛：对。

　　主持人：谢谢。这边还有一位网友的提问，他名字叫做“一个都不能少”。他说，我觉得和谐就是要公平。首要的公平就是起点的公平，我认为就是孩子受教育的机会应该公平，但是现在国家财政只负担城市的义务教育，像我们农村的孩子上学，还是自己花钱，我今天能够在大学里面念书，就是爸爸、妈妈和姐姐辛苦钱换来的，我觉得没有这一点，就永远谈不到和谐，您说呢？

　　任剑涛：这样一个从结果诉求上来说，是可以的。两会召开在即时，有传媒来采访我说，公民、网民们关心有十大热点。第一大热点问题就是社会公平问题，第二大热点就是法治政府问题。那我当时有一个分析，我说这是中国公民，也许对你的公共生活的状态，究竟最根本的寄托点和支点在哪里还不太了解。因为事实上，社会公平是我们一个现实感受，我们每个人也许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我们对公平的渴求特别强烈。也许我们对农村的小孩那种理解、那种关爱、那种同情、那种保护，尤其大眼睛妹，使我们对希望工程的那种热望，都来自于这种同情心。但是，我当时有一个分析，我说最强调的，我们恰恰现在应该关心我们的法治政府建设。
　　公平，可能在时间序列上由起点、到过程、到结果，从空间角度上来说，由局部的到全局的。但是依据上首先在公共权力能够公共利用。这样它分配权力和分配资源才比较公平。如果一个政府还不是一个法治政府，它公共权力的形式还带有强烈的随意性，也许这个教育资源分配得不公平，也许这个社会资源分配得不公平，也许我获得资本来做生意的这个机会也不公平。也许就是我们提到的，起点上不公平，而结果上更不公平，它会长期存在。所以我想应该更多地关注，我们如何可以有一个法治政府，所谓公共权力，来进行公共资源日常配置的时候，应当更理性，应当更向那些先天不利以及后天不利的人倾斜。才使我们这个社会有一种安定的环境，公平的环境，才使我们哪怕发展不利，我们也觉得我们是无怨言可发，是因为国家社会给了我机会，而我可能自己的努力还尚且不够。在这样的背景下呢，这个社会的公平感，它就成为一种社会的普遍感受。所以关注的热点，我相信还应当有一个小小的调整。

　　主持人：好，谢谢您的答案！下面我想把提问的机会，留给我们在座的同学们。

　　同学：任教授好，主持人好！我想问您的问题就是，据我国的统计，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的两倍多。然而，在这儿很多贫困的人，都是我国的农民。农民在中国的历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说太平天国、辛亥革命，陈胜、吴广起义等等之类的。而我国现在也重视到了这种农业的问题，所以在不断地调整，使农业的价格上涨。我想请问，您认为这种农业的上涨，会一直持续下去吗？还有就是您是怎么看待三农问题的？谢谢。

　　任剑涛：谢谢你的问题。我相信你刚才所说的超过世界平均的两倍，是指基尼系数。一般讲这个基尼系数，达到一定水平线，就是超过0.4的话，社会的对抗就会达到一种因为分裂而带来的冲突。事实上，基尼系数虽然说我们还没达到一种崩溃的状态，但是在现实处境上，确实是比较危险的。所以近数年来，中共中央作为执政党的最高机构，每年的第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的文件。农民问题确确实实是一个关键问题，但是这里我要强调的一个原则是我们对农民的同情，以至于我们对农民的敬意，并不表现在呼吁国家，用非生产性投入，大规模地向农村倾斜。我认为目前谈三农问题的很多学者，在这一方面缺乏历史理性。那历史转变就是要从乡村社会到都市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而我们有的人避而不谈这样一个历史转变，说，农民现在很苦啊，农业真穷啊，农村真危险哪，吼这个口号，吼得大家都胆战心惊。我相信让我们胡主席，温总理听到，都有点紧张。然后就说，我们要给农民，让他们免税，让他们赶紧进入市场来买城市买不完的东西，因为城市已经消费过剩了，现在产品已经过剩了，只有农民进来，我们才能解决这个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了，这是一个功利的说法和一个丧失历史理性的说法。
　　对于三农问题来讲，对于农民的同情来讲，乃至对于农民的敬意来讲，在转型社会最为重要而最不能忽视的首先是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和国民待遇。不是说我们仅仅给农民、农村、农业小恩小惠，小举小措，更关键的是我们站在一个历史重大转型的这个高度上，来对农业的工业化，农村的城市化，农民的城市居民化问题，做出整体筹划。最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农民身份的转换到现代角色的建立，比如说我们的户籍制度，这是很关键的。第二，农民进入城来之后，它要打工，他要创业，我们给他国民待遇，他怎么获取贷款，他跟你的城市居民，有没有相等的一个处境。第三，农民进城之后，居住多长时间，因为他是平等国民，他就可以获得你这个城市居民的平等待遇，享受你这个城市的基本福利，这是最为重要的。而不仅仅是呼吁，那你就要在城市里打工，你处境不好，你有五年没有涨工资了，你安心回农村去吧，你还是去种地吧。那九亿农民，农村不需要这么多劳动力，农业也不需要这么多劳动力，咋办？没有这样站在历史高度的大智慧的筹划，我相信三农问题的解决，是难以期待的。

　　主持人：好，谢谢。

　　主持人：最后呢，我想请教授用一句话来结束您今天的演讲。

　　任剑涛：在期待中活着，总是比没有期待要好。

　　主持人：我想今天通过任教授的演讲，我们理解了“和谐”这两个字，但愿有一天，这个和谐不是说像刚才任教授所说的这样，只是我们心中美好的愿望，美好的期待。但愿有一天，它能够成为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所拥有的真切的现实。好了，非常感谢今天任教授来到我们大讲堂为我们做的精彩演讲。同时呢，也很感谢我们今天在座的中山大学的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

　　[新闻背景]重庆开县一个普通农民金有树，去年10月跳进冻水中从一辆坠入4米深堰塘的中巴车里救出19名乘客，自己却染上恶疾一病不起，无钱就医。面对日趋严重的疾病与无法负担的医药费，金有树委托朋友给开县一位领导写信：“我救了19人的生命，现在求领导救我的命。”这是他第一次向外界讲述他救人之事。然而，不论是送到县政府还是有关部门的求助信均无回音。3月1日，在实在无钱给付医药费的情况下，重病在身的金有树出院回家，至10日辞世。期间，在3月7日，金有树的事迹以及身染重病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开县县委领导以及相关部门领导才赶到金有树家慰问，9日做出次日接金有树到医院做免费治疗的决定，并准备发动机关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捐款献爱心，帮助金家渡过难关。

　　[From 燕赵都市报]于去年10月23日救了19条人命的重庆开县好汉金有树，因在救人过程中身染重病无钱医治，于今年3月10日去世。与不久前发生的李学生英勇献身事迹一样，金有树之死同样演绎着淳朴与壮烈。但他们又有不同之处，那就是金有树没有像李学生那样献身于事发现场。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死神为金有树的生命留出了这五个多月的时间，让金有树去体味一种人生况味，最终用他的死，向我们揭示了一种社会道德生态。

　　“我救了19人的生命，现在求领导救我的命。”如果说，道德是一种交换，是个人与全社会的交换。那么事实证明，金有树并没有从“全社会”那里兑现到对等哪怕是些微的道德回报，所以他只能拿命换来这样一件社会丑闻。
　　我将金有树之死视为一件重大社会丑闻，不仅因为一个英雄的末日，更由于“全社会”的冷漠；英雄也许是开县人民的荣光，但相关社会组织令人齿寒的冷漠却又赋予开县以耻辱；即便是对一个普通的生命，社会或者是承担着社会道义这种公共服务职能的政府领导和相关部门也不应无动于衷，何况是这样一个英雄；同时，我也不愿叙述当地政府部门在金有树辞世前三天媒体介入后采取的行动，因为在一些我们早已习惯的游戏规则中，我明知那只是迫于媒体的影响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道义承担，而这只能更加强化一种关于丑闻的印象。
　　或许我更该专注于金有树这样一个生命，专注于他贫穷的家庭及其悲伤的家人。但在另一方面，我也无法不因此去关注这样一件重大丑闻之后我们社会所面临的道德威胁。按照一位知名学者的说法，重大的社会丑闻将对社会道德构成威胁。这其实很简单：金有树的行为使他成为道德楷模，但因为丑闻的出现，他的死又成为了一种活的道德传播读本，它告诉人们：喏，这就是道德的下场。在一个道德下行的时代，我们多么渴望一根道德的高标，但是我们的社会组织却一再无视甚至亲手摧毁了它们，也一再向我们暗示道德的严重贬值。这将制造一种怎样的坍塌与崩溃。
　　这也正是茅于轼先生在他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中所说的：当一个社会道德水平低下时，少数人坚持道德操守，反倒成了“傻瓜”。由于对道德行为的逆向鼓励，这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迅速下滑，这是十分危险的。而今我们面临的问题便是：金有树之死将预示怎样的道德前景？那么我们又如何才能消除由“开县丑闻”派生的对道德走向的逆向鼓励？我们社会、尤其是政府机构将怎样反思并承担社会道德重建的义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之下，金有树之死便是一个重重的问号，我们必须做出解答。

　　[本报短评]由2004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女歌手初次合作之作品，且涵义丰富，特此推荐。

曲：伍乐城 | 词：黄伟文 | 编：伍乐城

Hacken：从来亦无自信 人云亦云 庸庸碌碌半生 连自己的恋爱运 也欠一点决心
Joey：为何望来望去 仍无下文 明明彼此有同感 难道等一天变做熟人 发现原来相衬

Hacken：可否冷静看一阵 Joey：都有几个人靠近
合：现在还未说 缠绵情节会 逐渐降温

* Hacken：迟来一秒钟 迟疑一秒钟 从迎接你变做目送
Joey：迟来一秒钟 沿途经过和结局 其实太不同
Hacken：迟迟未预备 第一句爱你 已经足够蕴酿暗涌
Joey：盼望犹豫未决的情人回信 犹如行刑悬在半空

合：拖一拖 等一等 怕得到 得来 已是无用
拖一拖 等一等 这刻的感动 变做裂缝 *

Hacken：良辰就如白费 明明动情 怎会不敢作声
Joey：提示很不足 但你的态度 永远不得要领

Hacken：相恋要是有天命 Joey：都要等你来确认
合：现在还未说 缠绵情节会 逐渐结冰

Repeat *

Hacken：相恋要是有天命 Joey：都要等你来确认
Joey：现在还未说 Hacken：还未认
合：缠绵情节会 逐渐结冰

Hacken：迟来一秒钟 迟疑一秒钟 良缘永远这样断送
Joey：迟来一秒钟 仍然等你来告白 何事你都未动容
Hacken：明明在附近 又不告诉你 太多恋爱这样告终
Joey：怕在离场后接到迟来情信 其时和旁人在抱拥

合：拖一拖 等一等 怕这点 激情 最后和缓
拖一拖 等一等 终于知 表白 刻不容缓

　　
　　就和谐社会的构建而言，起码有两个方面属于相辅相成的基础性内容，一个是发达的经济，另一个是起码的社会公正。毋庸讳言，目前中国的具体情形是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公正已经成为各个阶层所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一些观念或者说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在妨碍着我们促进社会公正问题。这些观念主要包括：“原始积累不可避免”、“国家财力不足”、“重视公正便会妨碍效率”。所以，要有效地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就必须对于这些观念进行一番必要的反思。

　　“原始积累不可避免”之说

　　这种观念尽管在正式媒体上所谈论的不多，但是不少人在一些小型会议或在私下场所当中谈得比较多，实际的影响面比较大。这种观念认为，欧洲早期的现代化进程是通过“火与血”的原始积累来实现的，而且这种原始积累的过程是任何一个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都不可避免的；中国既然要搞现代化建设，就免不了出现一个残酷的、牺牲多数人利益的原始积累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少数人迅速积累财富和多数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是必然的事情。
　　“原始积累不可避免”之说的误区在于，其一，同欧洲早期现代化建设时期有所不同的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权保护、平等、以人为本的观念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深入人心。比如，保护人权已经写入了我国的宪法当中。
　　其二，人类已经发明了保护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条件的基本制度和种种方法。中国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税收，有效地实现社会转移支付，使富裕群体的利益增进和弱势群体的生活处境改善两者之间实现同步化，从而避免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或加重。虽然中国社会要想完全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毕竟已经开始启动，其前景完全可以预期。
　　其三，同欧洲早期现代化建设时期迥异的是，中国现在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权力十分强大，拥有很大的资源控制力和调节力，能够在社会公正方面做很多事情。尤其是，作为执政党，其基本宗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只要公共权力运用得当，中国可以从长远考虑而避免许多由市场自发性所造成的种种缺陷。比如，可以限制某些群体的不当行为，可以举办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公益事业，可以防止过大的贫富差距，可以主动地改善基本民生状况，可以有效地扩大内需，等等。

　　“国家财力不足”之说

　　这种看法认为，现在之所以还不能重视社会公正问题，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的财力十分有限。
　　但是，2004年仅税收一项就突破了2.5万亿元，再加上非税收的财政收入以及预算外的财政收入，应当在3万亿元以上；国家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6000亿美元。就实现初级的和基础性的社会公正而言，国家的财力条件已经具备，国家的财力问题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解决。但是，就中国现在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而言，呈现出一种明显颠倒的状况，很不正常。
　　其一，用于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比例过小。就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而言，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只有3％，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只有2.9％，卫生保健的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仅为2.0％。实事求是地说，这些方面的投入都有所增加，但无论是从增加幅度看，还是同一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国家相比，这些方面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是不高的。
　　其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另一方面则是不合理、比重过大的公共投入。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我国的行政成本过高，国家财政在一般公务方面的支出比重过大。我国政府在一般公务方面的财政支出比重高达24.7％，这在各国当中是最高的。每年全国只是花在公务用车上的费用就达3000亿元以上。另外，国家在一些属于基本建设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公共投入。我们并不是说这些项目都不重要，而是说这些项目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类似于社会保障、扶贫解困、义务教育以及公共卫生等那些直接关系到基本民生的大事情。
　　由此可见，如果中国目前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得以适当的矫正，那么，即便是在国家财力现有的条件下，也能够使中国的社会公正程度得到大面积的、大幅度的提升。
　　
　　“重视公正便会妨碍效率”之说

　　这种看法认为，中国目前必须将效率放在第一位，所以，重视社会公正问题必然会妨碍经济发展的大局。
　　这种看法的第一个误区在于错将社会公正与平均主义混为一谈。平均主义固然是与效率相悖的观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公正同样与效率相悖。平均主义的本质是削高平低，强调社会成员生活状态的相似和均等。平均主义如果得以盛行，必然会形成一种多数人剥夺能力强、贡献大的少数人的局面，从而损伤了这个社会的活力。问题在于，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并不是平均主义，而是一个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本价值体系。
　　这种看法的第二个误区在于没有看到，现在的效率出现了一些问题，恰恰是因为在社会公正方面做得不够好。就经济的直接推动力而言，无非是来自三个方面，即外贸拉动、投资拉动和内需拉动。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所以在这三项拉动力当中，内需拉动的作用又要远远超过其他两项拉动力。目前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2003年，消费率已经降到20多年来的最低点55.5％，投资率却达到了20多年来的次高点42.3％；2004年，中国经济对于外贸的依存度高达70％左右，远超过美国18％的水平。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某些病态的现象。而中国经济之所以缺乏持续的内需推动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于社会公正不够重视，致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层面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中国现在的中等收入人群比例过小，而低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所占的比例高达64％，造成民众购买力的严重不足。于是，中国现在出现了一种似乎是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大量的耐用生活物品的生产能力过剩，另一方面却是许多社会成员买不起基本的耐用生活物品，或者是为了防范未来的风险而不愿将手头的资金用于日常消费。
　　显然，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力的关键在于，实现初级的的社会公正，建立起基础性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体系，大幅度减少低收入群体成员的人数。如果这项任务能够完成，便可以不但直接增强内需拉动力，而且还可以通过建立起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大量社会成员生活的后顾之忧得以解除，从而间接地增大对日常消费的投入，扩大内需拉动。

　　
　　“两会”期间，围绕中国的战争记忆，部分委员提出，应将每年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的“国家公祭”日，由国家领导人参与整个公祭活动。他们同时建议，将位于南京市的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纪念馆升格为国家级纪念馆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他们表示，这些措施能够让世界都知道战争的罪恶。众所周知，南京大屠杀、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日本广岛原子弹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人类三大惨案。其他两地的纪念馆不但是国家级，而且都已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　

　　如果能将南京大屠杀开始的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那么从这一天开始，对于生命的怀念就会成为中国现代政治中制度化的一页。中国并不缺乏英雄主义情怀，但自从现代启蒙运动开始以来，对于普通百姓、平凡人在反侵略历史中承受的苦难和做出的牺牲，多从文化上追思，少从制度上加以肯定。如果这些提案的方针能够得到重视，那么对于今天中国的国际、国内和社会思潮等多个层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对于国际来说，设置“国家公祭日”，提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规格，是对中国现有和平发展、不忘历史的外交政策的有利佐证。在目前世界外交中，历史问题不但是一种内容，同时更是一种交流方式。它体现了一个民族对于人权和文明的态度。设置“国家公祭日”等措施，有助于我们与世界在认识上的沟通，是一种国际惯例式的纪念法则。
　　另一方面，此举同样可以视为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回击。南京大屠杀所代表的反人类行为，尽管始作俑者已经受到了国际法的制裁，但是作为现代历史上空前的人性悲剧，是有世界性的标志意义的。它与奥斯维辛集中营、日本广岛原子弹事件代表了不同类型的战争伤害，其中在短短数十天中，如此大规模的灭绝性大屠杀尤其惨烈。我国如果将这一天设置为“国家公祭日”，也是中国公众向世界传递的一种信号，表达的一份责任。
　　从国内来说，在我国现有制度中，有节日而无祭日，对于战争中受害者的纪念和索赔等工作，也多采取民间外交的方式。在我国，有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样的纪念性标志物，但是缺乏制度化的时段，来推动社会的纪念性活动。民族精神的提升，需要国家制度化的培养。设置“国家公祭日”，是把现有制度、历史记忆和人道原则做一次有益的结合。制度不再只是一种约束性规范，它同时也是一种提升民意抚慰民心的措施。
　　此外，中国历史中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说法，这与中国长期历史中对于人的权利所形成的不平等观念有关。面对战争的痛苦和创伤，即便是一个最普通的民众，他也感同身受。更不用说30万同胞在战争中无辜地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无辜生命在战乱中的消失，其实才是战争留给这个世界最大的悲剧。他们或许为了自己的生命和尊严在最后一刻进行了抗争，或许连抗争都还没来得及，但是他们和英雄一样，同样值得我们平等追忆。
　　自1994年开始，每年12月13日南京全市都会拉响警报，纪念南京大屠杀期间死难的30万同胞。但是南京大屠杀的悲悯不仅仅属于南京，它也属于中国，甚至属于整个世界。这种“国家公祭”，祭祀的也不仅仅是逝去的生命，而是随着30万生命一起逝去的理性和清醒。毕竟整个中国用了8年时间，牺牲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才保卫了自己的家园，和世界一起唤醒了泯灭的人性，结束了空前痛苦的战争。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确是一份遗产，这份遗产并没有辉煌，只有痛苦，但是谁说痛苦不是人类清醒的源头呢？痛苦的滋味，同样值得我们回忆。只有时时回忆，我们才能不再为痛苦所困，远离战争而珍惜和平。

　　1.真正爱你的男生，一下子说不出真正爱你的理由，只知道自己顾不上注意别人。
　　2.真正爱你的男生，其实总惹你生气，你却发觉不了他到底做错了什么。
　　3.真正爱你的男生，很少当面赞美你，可是心里肯定你是他最棒的。
　　4.真正爱你的男生，会在你忘记回复他短信时狠狠地说你一顿。
　　5.真正爱你的男生，只可能在你一个人的面前流眼泪，当你触摸到他时，也触摸到了那颗只为你跳动的心。
　　6.真正爱你的男生，会默默地记住你不经意说过的话，在某时某刻重复它们。
　　7.真正爱你的男生，不会轻易做出承诺，因为他想让自己成为你心中说话最算话的男子汉，只想给你最可靠最安全的幸福。
　　8.真正爱你的男生，总告诉你不要胡思乱想，因为其实他在为你们谋划着最美丽真实的未来。同时让你无忧无虑地等待他要给你的惊喜。
　　9.真正爱你的男生，可能不像你一样清楚地记得某些纪念日，他觉得爱你是每时每刻的，并不是靠这几天简单的日子。
　　10.真正爱你的男生，不会轻易对你当面说“我爱你”，因为他为你做过的每件事都已经这么说了。除非在非常时刻，为了不让你无端地误解他。
　　11.真正爱你的男生，总觉得有些话只说一遍就够了，因为你已经了解他的心。说得多了，他会觉得不珍贵。
　　12.真正爱你的男生，如果他去机场接你，不会像你期望的那样捧着玫瑰大声叫“亲爱的”，只是自然地提过你的行李，然后想用眼睛抱紧你似的心疼地说，怎么瘦得像豆芽菜了？
　　13.真正爱你的男生，当你发脾气时，只会不做声地听你把火发完，然后慢慢地说，你明天有课吗？早点睡吧。
　　14.真正爱你的男生，不懂当你生气挂掉电话后应该立即打来，过了若干小时后会发条短信问你消气了没有？如果你质问他为何这么久才打来，他会理直气壮的说，你生气时我的解释一定没有用，等你的火消了，我的解释才有效果。
　　15.真正爱你的男生，总是叫你小姑娘，可是每次他做什么重大的决定，却总想先听听你的建议。
　　16.真正爱你的男生，不喜欢玩具小毛熊，却一直把你送他的小熊放在床头。
　　17.真正爱你的男生，当和你发生争执时，总是控制不了地先妥协，先承认“我错了”，过后发来短信以“神经病”开头，以“宝贝”结尾。事实上你也清楚，这次是你有点无理取闹。
　　18.真正爱你的男生，很想很想你时，也会买玫瑰送你，傻傻地等着你，却不知道自己捧的是月季。没关系，他的心里送的是玫瑰。
　　19.真正爱你的男生，嘴巴都不甜，但是他的吻能传递他所有的热情。
　　20.真正爱你的男生，当听到你对他讲很“酸”的话时，他反而会装得很正经，其实心里很甜很甜。
　　21.真正爱你的男生，如果不能经常见到你，他会让自己忙碌起来，为了不去想你，因为他知道一想你将会一发不可收拾。

　　真正爱你的女孩，虽然嘴上讨厌你说她小笨笨，可心里却很高兴。
　　真正爱你的女孩，在受委屈的时候总是第一个想到你。
　　真正爱你的女孩，在你迟到的时候责怪你，不是真的骂你，而是珍惜每一次和你在一起。
　　真正爱你的女孩，真的很小气，眼里容不下一颗沙粒。
　　真正爱你的女孩，每次生气故作没有消气，只是想听你来哄自己。
　　真正爱你的女孩，会陪你一起看你最喜欢的节目，即便是自己最讨厌的。
　　真正爱你的女孩，总是要你慢点吃，因为怕你会有胃病。
　　真正爱你的女孩，会不厌其烦地规劝你戒烟，即便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真正爱你的女孩，会陪你一起打游戏，无论是不是自己喜欢的。
　　真正爱你的女孩，会收集你最喜欢的东西，因为只要你高兴。
　　真正爱你的女孩，不论在嘴上怎么挑剔，在她心里还是最爱你。
　　真正爱你的女孩，很容易被你感动，哪怕是一件极小的事情。
　　真正爱你的女孩，即使能独当一面，在你面前也会娇滴滴。
　　真正爱你的女孩，当有人欺负你，会比你更气愤，不顾什么淑女形象和你一起大骂对方，直到消气。
　　真正爱你的女孩，无论你有没有成绩，都会一直鼓励你。
　　真正爱你的女孩，会不停地唠叨你，其实那是对你的关心。
　　真正爱你的女孩，会在自己的好朋友面前不断提到你，因为她也想让朋友了解你。
　　真正爱你的女孩，不喜欢你有什么事都自己一个人承担，那样她会更加担心。
　　真正爱你的女孩，每次和你聊天都舍不得自己关掉语音或是挂掉电话，都会等你关了之后才安心。

　　所以，男孩一定要珍惜爱你的女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