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梁冬主持节目绝对是一种新鲜的体验，这首先是因为他从来就不端着——不仅“勇于”用“眼袋比眼睛大，腰围大过身长”一类惨不忍睹的比方来形容自己、乐于把自嘲的精神坚持到底，也特别擅长见缝插针地发表自己的各种奇谈怪论……
自1998年加盟凤凰卫视以来，梁冬已先后主持过《凤凰早班车》、《体坛消息》……也逐渐定位于极富娱乐精神的两档节目——《相聚凤凰台》和独家自创的《娱乐串串烧》。每每看到他以极快的语速一针见血地对种种“娱乐事件”条分缕析，又用那种貌似漫不经心实则暗藏讥讽的联想带出种种滑稽、鲜明的类比，你不得不承认娱乐节目在他这里第一次变成了可以表达观点和立场的东西，他也竭力想和日渐泛滥的八卦资讯保持一种以我为主、进退自如的距离。
到了自创的《娱乐串串烧》，“娱乐”的疆界更得到了空前的拓展，搞笑评时事、正讲加反讲，总之都离不开新闻底部可笑的、作秀的，甚至可以被看作黑色幽默的那一面。在嬉笑怒骂、百无禁忌之余，梁冬那种“首先拿自己开涮”的彻底也使得他的尖刻和坦荡同样只让人觉得痛快淋漓……
听多了梁冬在电视上的妙语如珠，所有人也都会好奇日常生活中的他会是怎样，其实，聪明归聪明、敏锐归敏锐，通常状态中的梁冬也总会在思索片刻之后才欣然做答,只不过“出语鲜活”已算他的招牌性标识。不过,朋友的DV捕捉到这样的镜头：闲时侃侃而谈的时候，他的双手也总在下意识地、略有紧张感地不停变换各种小动作……这更让人联想起另一个“外松内紧”的梁冬存在的可能：毕竟，一路走到今天，梁冬极不容易。为了给自己的职业找到充分的尊严感和意义、为了让自己时刻都处于机敏、丰盈、幽默、通透的状态，梁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或者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世上很少有从天上平白掉下来的东西，成功或聪明都不例外。
阴差阳错、歪打正着
梁冬把自己在凤凰台的发展历程形容为“阴差阳错、歪打正着”。
1998年正赶上凤凰大发展，梁冬憋了一股子“生命激情”也就进去了。当时的凤凰为了上市要严格控制成本，不可能请太多的主持人，而节目又在飞增，娱乐、新闻什么都需要人做，就这么原本学电视编导的梁冬就像堵枪眼一样被顶了上去。回想那一段，梁冬颇为唏嘘：“我又没有特别明晰的形象，就让我同时做好多事情。后来我也发现，我是在凤凰惟一一个同时做过娱乐、新闻和体育的节目主持人，就连“鲁豫新观察”、“千禧之旅”什么的我都做过。但身在其中，却不快乐，只觉得自己是垫椅子，哪儿需要就到哪儿垫平。”
但是，恰恰是这种经历和看似不经意的割裂大大丰富了梁冬的认知，梁冬也逐渐认识到，“一宗严肃的政治新闻往往具有极富娱乐性的一面，美国大选就是一场又一场表演秀。普通的娱乐资讯往往会牵连着更深一层的政治经济内涵。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发现这些资讯的相同点，相互衔接，就可以融会贯通。”他自创的节目《娱乐串串烧》也就是在这时有了灵感。“串串烧”也就是个大杂烩，不管什么样的材料全都可以“以我为主、一线贯之”，毕竟，存在就合理，而在合理的荒谬中折射出的就是某种更本质的思考，梁冬是这么体会的——“在现代社会里，技术发展与人性发展太不平衡，物质进步了，人性的弱点、裂痕反而更大了，在呈现出的种种荒谬和玩笑背后也正是对问题的探讨。看到那些成熟的操作理念包装成功的明星犯一些很愚蠢的错误，愈加能让人感觉到——成功的人不一定人性比我们成功。”
梁东还一再提及他最近在读的一本《全像宇宙投影》，书里有个核心的观点：在实验证明大脑有分区记忆之后，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其实什么都记得，即使当时当下你意识不到。梁冬认为这就跟佛家所说的“一花一世界”是同一个道理，也就是说：任何事物之间都有共同的东西，我们总是从任何一个点切入所有其它的东西，而娱乐或许也就是他的切入点了……
“我要给自己一个说法”
从开始加入娱乐报道的行列到现在，梁冬越来越为中国的娱记们鸣不平，或者你也可以说梁冬是这个行当里把所谓“娱乐精神”反复思量得最彻底的一个人。
引梁冬自己的话来说，“据我所知，美国媒体除了新闻以外，都是由娱乐部来掌控的，所以我们还是要重新鉴定娱乐。目前在这个行业里，娱记的地位比较低，但在美国的权力榜上，布什也在上面，排在第一位的是娱乐圈里的人，前十名里最多的也是……。”但说归说，面临着中国娱乐业不断泛滥的弱智、庸俗，梁冬也就只能自己寻找自己的方向——接下来的话应该算是梁冬的肺腑之言：“我要给自己一个说法，我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戏子，所以我极力寻找娱乐的价值、意义。”
一种启发可能还是从企业文化上来的，梁冬总结道：“为什么许多企业都营造一种企业文化，是因为一个人在这份工作里面得到有一份快乐。但现代生活的最大悲哀是我们要努力工作，然后花钱买娱乐。其实，干娱乐这一行就像所有的其它行当，意义无所谓有，无所谓无，关键在于你的心态。看《美丽心灵》的时候，记得有这样一句话：生命本身就是行动，你给它加入意义，它就有意义了。所以，娱乐也是心态的问题——如果你的心态好，它就是好玩的，反之，则是受苦。”
梁冬把这种对于“意义”的迷恋称为20世纪70年代生人的童年烙印，他说那个年代出身的人多少还是想做一些微薄的事，去对这个世界产生一点影响，也多多少少有一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一厢情愿。
不过，20世纪70年代生人的另一个特点可能就是颇具怀疑精神，而自我怀疑、自我反思可能也更多些。正因为如此吧，在把娱乐节目成功地变成一件独具意义的事情之后，梁冬也并没有止步，用他的话来说是：新的困惑又来了，例如有些时候一不小心就习惯性讲一些会讨好的话，讨好观众。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对梁冬影响很大，他说读罢之后他心里经常暗自担忧：在电视里的自己会按逻辑和惯性往前走，长此以往，越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肯定，就越往前走，走到走火入魔、走到自我变形，自己也变得不再中肯……。梁冬说：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他太刻意、太做作，心中太有观众。也许就会突然决定不再说话了。
不能忽略最伟大的“传媒广州”
“一堆播过的节目，一个没什么节目的周末；一个宽松的话语环境，一位郁郁不得志的主持……这个主持人还多少受过一点《新周刊》的影响。”——这是梁冬又一个版本的自我形容，梁冬也总说：他所做的节目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来自《新周刊》与《南方周末》的影响，他称自己是“将他们想做而没有做的事做了”。
其实，梁冬对广州及广州的传媒的确有一份深深的情结。即使是工作在香港，他在每个周末也都会到广州，在香港的日子里最爱做的事情也是和内地的朋友煲电话粥，据说煲掉的电话费足以买一套好房子了，而梁冬也把和朋友们的交流沟通誉为“自我拯救的手段之一”，电视更是他三言两语都离不了的主题。梁冬对此有这样一番描述：“一般做一期节目需要一周时间酝酿，但周四录影，周五就要开会准备下一期，所以我每个周六周日就杀回来找人聊天。我在香港看到了很多做传媒的人，大家热血澎湃，要杀上海或北京，说是：上海够小资，北京够大气，但我说你们忽略了最伟大的传媒广州，试想，哪一个城市有这种传媒浸淫——只有在这儿，你能同时看到凤凰卫视、香港TVB、亚视等等，还能看到央视，以及很多省级电视台；试想，哪个城市又像广州一样容纳了《希望》、《广州日报》、《新周刊》、南方报业，《周末画报》、《现代画报》、《花溪》、《书城》？……广州还是粤语和普通话并用，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符号，那么容器越大活性越高，沈宏非的专栏就是体现。而且。广州相对历史包袱不重，政治责任感也不重，广告业也发达，这些环境恰恰是大众传媒最适合的土壤，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传媒人的整体素质就是全中国最高的。所以，我必须经常来广州！广州可以把亚文化做熟，或雅文化做俗，后再做雅。”——对广州的情结或许也再度应证了梁冬的另一套理论，在这套理论里梁冬用他一贯调侃的方式告诉我们：屁股决定大脑。你周围坐的什么样人，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梁冬论娱乐的“五行”
前段时间我有点好学无术，去看《道德经》，其中提到五行的观念——事物都是能量的转换。所谓的能量就是从转换中出来的。一些水在高处的时候没有能量，仅仅是水而已，但它从高处流向低处的时候，就产生了电。所谓的道，也是在不停地转换中。道，运转，流形也。换个角度，流形是道，道也是流形，有时简约，有时复杂，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我在看娱乐产业的时候，找出了娱乐的“五行”分别对应金、木、水、火、土。
(1)金，梦想，也可以称之为意义。
(2)木，有个性的人。像罗大佑、李宗盛、王菲，或者他也可以不是一个真实的人，像ketty猫等。
(3)水，行动。这是一个名词，把一个想法转化为一个行动，我们很多人在谈论宏图大计时，但有一些人去把它做了出来，这些人就算他们没有成功，至少他们去做了，去体验了。
(4)火，资金。它是一笔启动资金，是一个风险投资。
(5)土，资讯，讯息。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的信息。但怎么找到也是关键的。
这五个东西之间的转换很有意义，一如我们要用行动去扶植有个性的人，找一些合适的代言人。就像一度把凤凰附着在吴小莉身上、把新浪附着在王志东身上，再把他们两人具体化，毕竟一个人比一个概念要来得具体得多。先包装再推广，价值也就在转化过程中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