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快报

　　☆孙洛平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

　　对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认识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的观点：一是认为市场机制能够自我调节，无需政府干预；二是认为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自我调节，需要政府介入。当然，这是两种极端的见解，在两者之间存在各种不同偏向的观点。

　　斯密是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它的“看不见的手”是说在市场条件下，人们在追逐自己利益的同时，不由自主地会带来社会整体的利益。具体地说，消费者的钱是辛苦赚来的，买东西百挑而不厌，生产者要想赚到钱，就必须迎合消费者的需要。消费者的一种需要满足后又会产生新的需要，生产者在不断追逐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同时，最终导致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看不见的手”机制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用利己行为制约利己行为”，市场机制就是用消费者的利己行为制约生产者的利己行为，以消除和抑制那些不利的东西。
　　举个例子说明“用利己行为制约利己行为”的思想。十几年前，内地一位公交公司的经理跟我诉苦说，人们上车总是逃避买票，给公司造成很大损失。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投币刷卡装置，因此要刻意挑选一些眼尖手勤的售票员以对付逃票者。同时，还要防止售票员的熟人不买票，车厢里还张贴举报电话。我说，我有一法可以不用一分钱成本而让人人都自觉买票。方法是这样的：公交公司印制一些罚款单，按成本向社会出售，只要在车站抓住不买票乘车者，撕一张罚款单，罚款所得归自己。这样一来，每个车站都会有一些人围追堵截无票乘车者，售票员无需努力，乘车者都会自觉买票。这个方法的要点就是，用一些人想捞点外财的利己行为去制约另一些人想免费乘车的利己行为。要是认为利用了利己行为制约利己行为就不能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那就错了。依靠售票员的眼尖手勤和乘车人的思想觉悟，那些漏网的免费乘车者令人眼红，久而久之，人人学样，社会风尚会变坏。而利用了一些人的利己行为制约另一些人的利己行为，人人都不敢不买票乘车，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社会风尚反而会提高。
　　再举个反面的例子。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锅饭制度就是一个依靠人们思想觉悟的制度，最终的结果就是人人都不思进取。打个比方，一个1000人的国营企业实行平均分配的制度。有一个叫张三的，努力干活给企业带来100元收益，个人为此付出50元的辛劳。发薪水的时候张三多了一角钱，他明白这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从企业的角度看，用50元辛劳成本换得100元收益，是高效率的；从个人来看，用50元辛苦换取一角钱回报，是极低效率的。另有一个叫李四的，工作偷懒给企业带来100元损失，设想偷懒得到的舒服值50元。发薪水的时候李四少了一角钱，他明白这是自己偷懒的结果。从企业的角度看，用100元损失换取50元舒服，是低效率的；从个人来看，用一角钱代价换得50元享受，是极高效率的。大锅饭制度的本质是，你若勤劳就惩罚你，你若偷懒就奖励你。久而久之，人人偷懒。

　　要是认为上述例子都是以往的现象，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了，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那就又错了。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可能比上面的例子更糟糕。限于篇幅，我们就以中国的股票市场为例。
　　社会公众持股的股份公司制度，就是一个以公众股东的利己行为制约公司经理的利己行为的漂亮典范。面对股东与经理之间的较量，政府这个“渔翁”至少得利有三：其一，公司如实缴税。若公司偷税，所得收益归股东分，出了事由经理承担，哪个经理会干这种傻事。若经理虚报业绩多缴税，损害公司长远利益，迟早殃及经理职位，经理也不会干。其二，公司高效经营。公司经营的好坏时刻反映在股票的收益上，股东可以手脚并用进行投票。其三，资源合理配置。社会资本流向高效益的企业，优胜劣汰机制更得以强化。
　　可是，一旦上市公司是一个国有控股公司，“以利己行为制约利己行为”的功能便荡然无存。公司经营者的任免和薪水都由最大的股东———政府说了算，社会公众股东成了只懂得出资的摆设。这样的国有控股公司与原来的国有企业在经营权的控制上几乎没有区别。如果国有企业“变脸”成为国有控股公司就能够搞好，那么国有企业也早就改革好了，大可不必等到现在还在发愁。
　　公众股东不能控制公司的直接后果就是股票市场成为单纯性融资的场所。由于股票市场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使股票失去投资价值，致使居民更多地以银行存款的方式进行储蓄。银行储蓄迟早转化为银行贷款，因此，一个国家较高的银行储蓄比率是与该国企业对银行较高的负债率对应的。这是导致银行不良贷款比率上升的重要原因，它降低了我国银行系统抵御风险的能力，成为引发实体经济不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不仅如此，它还可能危及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保险业健康发展的条件是其保费收入有一个良好的投资去向，这种投资一方面要求资产能够增值保值，另一方面又要求有较好的兑现能力，股票投资就是最重要的选择之一。可是这一点在我国却行不通，原因是我国的股票从整体上来说没有投资价值。这样一来，我国的保险业与外国的保险业将难以处在同样的竞争基点上，除非我国的保险公司能够将保费投入国外的股票市场。这样一来的问题有两个：其一，我们没有外国的保险公司了解外国的股票市场，由此而来的是保险资金的经营风险；其二，大量保险资金外流的不良影响将是显而易见的。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的增长，保险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加之外国保险业的不断进入，这一弱点对我国金融体系健全发展的制约将会日益显现。

　　一个充满不稳定因素的金融体系更显示出政府介入的重要性，不过，政府的这个重要性是人为的。要是政府不刻意利用股票市场为国有企业融资，那么就不会有上面出现的各种难题。当然，政府的介入也就不会显得那么重要。类比经济学中“萨伊定律”的说法，“政府自己创造对其自身的需求”。就是一个“为国有企业融资”的简单想法，足以导致全然不同的经济模式。
　　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垄断势力、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信息不对称等若干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因此许多地方需要政府干预。不过，政府间接调控市场经济还是直接介入市场经济，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选择。间接调控经济的基础是微观经济的各类参与人能够相互制衡，也就是充分发挥“以利己行为制约利己行为”的市场机制。直接介入经济必然使政府成为经济利益的最重要的分配者，政府将无法摆脱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和控制，也难以平息在利益分配中失利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怨气。正如《老子》第七十五章所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我们为什么要对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原因是它不能适应产品体系多样化和更新更替速度加快的时代需要，引入市场分散决策机制是必然的选择。同样的问题是，政府直接介入的经济能够适应分散决策机制的客观要求吗？如果现实迫使我们再来一个对政府直接介入的经济体制的再改革，那么我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也将失去眼下难得的历史机遇。

　　问：目前银行业存在大量不良贷款，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孙洛平：在国外，银行跟政府分开，政府绝对不能干涉银行的业务。美国央行的行长虽是总统任命，但也有一套制度来进行制约。凡是权力必有监督，无监督必有腐败。国外监督的最大对象是政府，因为政府具有最大的权力，监督政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建立一套制度，让银行与政府分开来，这是一个改革的方向，我认为这一步中国也迟早会走。任何一个国家，只要银行系统不受冲击，经济就不会有大的问题。现代国家要想方设法减少不良贷款，这是至关重要的。

　　问：如何看待郎咸平对国企改革的评价？

　　孙洛平：我认为郎咸平所说的是公平问题，而有些学者讲国企产权改革是效率问题。实际上讲的不是一个问题。公平与效率之争是永恒的，是永远讲不清的。郎咸平所说的是钱的分配，目前还有许多地方都需要用钱，比如社会保障、教育、希望工程等，但却在国有企业上花费很多，这是不公平的，而另一些学者是从国有企业多年的经营现状出发，说如果放弃国有企业，可能整个社会经济的效率会更高。我认为目前我国的社会公平问题越来越大，怨言越来越多，公平问题更突出。

　　问：市场经济对创新的影响更重要，还是文化的影响更重要？

　　孙洛平：杨振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抑制了创新，传统文化主张顺应规律，不鼓励创新，我觉得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市场经济的创新能力是天生的，市场需求是阶段性的。一开始，是吃穿需要，只要有资本就行了；接下来，是质量需求，这是一个多样化阶段，“消费者是上帝”是典型表现，企业必须创新；再接下来就是“引导新潮流”，企业一定要走在消费者之前。

　　
　　“别人唱得那么难听、长得那么难看，都能去唱，我为什么不去呢？”——选手陈述参赛的动机
　　“快跑，有人拔枪了！”——成都某报报道海选中出现的插队情况
　　“别人唱歌是偶尔跑调，你唱歌是偶尔不跑调！”——评委语录

　　“我已经接了几百个电话了，都是朋友打来威胁让我请客吃饭的，说如果不请就把我表演的画面放到网上去。”但黄薪请再多的饭局，也很难阻止自己的表演画面广为流传———她的表演在湖南卫视“超级女声”播出，已经被据说超过2200万电视观众看到。
　　这位来自四川绵阳的选手，身着红色漆皮衣裤，用自创的夸张舞蹈动作旁若无人地表演，宛如在开个人演唱会。唱到高音，她第一次没唱上去，还没来得及开口请求重试，“再来！”评委常宽迫不及待地喊了出来，镜头上看不到另外两个评委——他们已笑翻在地。第三次才唱完高音的黄薪在镜头前没有表现出一点担忧，反而若无其事地要评委面前的饮料润喉。这些镜头被原封不动地搬上了电视，黄薪因此成为近4万名海选选手中出镜时间最长的，那些声嘶力竭的片段也被剪成了宣传短片。
　　如获至宝的观众不仅截取黄薪的海选片断在网上反复播放，还将她的公司情况、喜欢的颜色、交友信息、生活照都翻了出来，言语之中充满了对她的好奇。大家把她和孔庆翔、许纯美放在一起作对比，她海选时选唱的《我热恋的故乡》歌词以及台词都成了大家调侃时引经据典的对象，“红衣教主”已经成为网友称呼她的固定封号。
　　
　　超级理由

　　从黄薪到话剧团借衣服开始，就知道自己一定会受到瞩目：“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有点出丑。如果换身衣服换首歌，平平淡淡也许就过去了。但我不后悔，至少这样我的表演不会被剪掉，观众也能多一个东西看。”作为绵阳一家高科技公司的董事长，黄薪形容自己好奇心特别重，看到其他地区选手比赛的时候，觉得那些五音不全或者长相欠佳的人都可以上去比赛，于是没有考虑任何后果就开车来成都比赛了。至于冠军，她从来没有过幻想。按照她的理解，电视台为了收视率，肯定会把奖给年轻漂亮的小女孩。“你知道我多大了吗？36岁了，这样的年纪，在来参加‘超女’报名的人里，排老也是前十名的吧。”自称走宋丹丹、吴君如风格的黄薪，已经进入了成都赛区的50强，并开始了封闭训练。越来越多的网友发帖呼吁，要把“红衣教主”保留到最后参加决赛。
　　广州唱区冠军周笔畅则拥有更多“崇拜者”，即使是在来报社接受采访的电梯间，她也听到了分贝不低的惊叹：“哎，你不就是‘超级女声’里面那个周笔畅吗？”周笔畅的演唱曾让评委全体起立为她鼓掌，评委柯以敏对她的赞美简直就像是乐迷对巨星的奉承——“你拯救了流行乐坛！”在刚刚结束的2005年“华语音乐传媒大奖”上，从未录制过唱片的周笔畅被邀请成为嘉宾歌手阵容中的一员，交给她的任务是向邓丽君致敬，其他嘉宾歌手包括罗大佑、达明一派、Twins和容祖儿。
　　周笔畅自称所有的唱歌技巧都是从CD里模仿来的，她从小就不喜欢上音乐课，因为“那些音乐都不是我喜欢的”。她不断参加各式各样歌唱比赛，“超级女声”广州赛区冠军也不是她的第一个冠军，但这个冠军才让她真正找到了成为偶像的感觉。现在打她的手机，如果不是连续去电3次以上，基本上不会有人接听，因为总是有要跟她“做朋友”的歌迷打来。
　　四川广汉市的周敏从早上7点排队到下午3点才报上名，但这一点没有影响她的兴致。她在一家医院上班，虽说自己也觉得长得胖，但很喜欢唱歌，在家乡就是合唱团的。她从广汉坐车到成都报名参赛，虽然明知道只会挑选50人，机会微乎其微，但她还是兴高采烈地带了十多个亲友团来成都给自己打气：“如果是其他比赛我就不会去了，因为我长相还是不过关，但超级女声不是说想唱就唱吗？韩红还不是那么胖吗？”
　　谈到来报名的原因时，选手们的答案集中在“喜欢唱歌”和“别人唱得那么难听、长得那么难看，都能去唱，我为什么不去呢”。从郑州海选开始，更多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有了参与的勇气和动力。对那些还在考虑是否该到电视上报名唱歌的人来说，即使落选，“想唱就唱”的口号也足以成为参赛者最得体的解释。按照湖南卫视的解释，不论年龄、不论国籍，只要能够被证明为女性，都可以成为参赛者，而每个参赛选手来比赛，只需带上自己、身份证和一张免冠照片。
　　郑州的丁甲像很多选手一样是在海选阶段就被淘汰下来了。她是大一的学生，宿舍里一群女生都在看超级女声的节目，看完了就跑到网上去看评论的帖子，讨论喜欢哪个选手，聊着聊着就想去试一试。几个女生互相壮胆，比赛前一天还专门在歌厅练了一晚。丁甲说自己在学校也经常参加文艺活动，但从来没有感觉到那么大的压力，没进去时还想好好表现，进去以后感觉自己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想赶紧唱完就出来。
　　
　　超级明星梦

　　“有个小女孩穿着一件吊带背心来比赛，又唱又跳翩翩起舞，顺子按铃让她停下来，跟她说，要穿吊带先要把腋毛剃干净。”成都赛区的评委科尔沁夫说，作为评委他们会给选手很多比音乐更重要的指导，包括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就不应该穿什么颜色的文胸。
　　“回家好好学习，等有了文化再来。”评委夏青把来参赛的小女生分几类：自己梦想当明星的，家长希望她当明星的，家长逼着来打消明星梦的，以及跟同学一起来过把明星瘾的。遇到前两种，她的点评就特别尖刻。2004年湖南赛区有个女孩，报名表上写着她学了7年的音乐，一开口却五音不全，夏青问她你学了7年的声乐吗？她说是，老师一直教她这样唱歌。“这完全是在误人子弟。”有的选手，评委说她的音准有些问题，女孩反问评委是不是可以点评一下。夏青说看到这样的选手就着急，这都不是能不能唱的问题，而是是否具备基本与人沟通的能力。“我们还会刻意打击一些推卸责任的选手。你看海选，只要她没有唱上去或者忘了歌词，都会说‘对不起，我感冒了’。有时候我们准备开口表扬她唱得还不错，刚说了个语气词，她马上就说她感冒了。”
　　“现在的孩子不喜欢看文学名著、不喜欢读诗歌，他们只会从流行歌曲里学人生道理，音乐代替诗歌，游戏代替小说，问题的关键是要让来参赛的孩子知道，娱乐圈不是想象得那么简单，不是唱一两首歌就能出名的。”科尔沁夫认为，“从小喜欢唱歌想当偶像没有什么不对，搞体育的也是很小就开始锻炼了，为什么音乐不可以？现在的舆论，动不动就把歌坛说成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地方，一个想唱歌的小孩应该怎么进入这个圈子，却没有任何书可以参考，没有人想教他们，也没有人能教他们，靠谱的人不做这个事，当然会给骗子可乘之机。”
　　“怀有明星梦是好的，我是支持的。但那些拥有明星梦的女生，最终是美梦还是噩梦就不得而知了。梦要怎么实现，超级女声是一个管道，它让对唱歌有兴趣的女生进入到这个行业来，我可以体会到她们的专一和用心良苦，但进入行业不一定就能成功。”柯以敏对选手的点评很得人心，照目前的安排，她和黑楠的“柯楠组合”将会担任“超级女声”总决赛的评委。像绝大部分“超女”评委一样，她和黑楠并不完全把自己当成一个评审，而是把这次评选当成一个带评审性质的电视节目。黑楠说自己本来已经对流行音乐失去了兴趣，但当了超级女声的评委之后，发现了很多好玩的歌手，大部分人都很喜欢音乐：“去年，‘超女’开始就有很多惊喜，发现了很多出类拔萃的歌手，其实1万个人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我就满足了。”
　　
　　超级生意经

　　“快跑，有人拔枪了！”成都唱区海选期间，当地各大报纸的文娱类版面头条位置，几乎每天都是“超级女声”的消息，最吸引眼球的大概就是《超级女声现场火爆，一男子插队不成拔枪威胁》。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插队的男子拿着的是枪，但人们更愿意以讹传讹进行夸张和渲染。周敏说自己并没有看到有人拿枪来插队的，但男友来帮女友插队的事情倒是见了不少，甚至爸爸、妈妈、爷爷一家老小都帮忙去插队。
　　“超级女声”在全国开设了广州、郑州、长沙、成都、杭州5个唱区。除了广州经常有大型活动外，其他城市的这类活动相对贫乏，所以当节目通过地方和卫星频道在全国播出的时候，媒体对这一活动充满了好奇和兴趣，“超级女声”已经不单单在娱乐版面出现，更多的时候是被当成社会新闻来被关注。这种带有社会性的全民关注辐射到全国，引起的报道和讨论，也让这些城市找到被瞩目的感觉。
　　大批参与者云集，也让当地城市出现一些新的商机。在海选现场，一个卖饮料的摊档一天至少能卖2000多瓶饮料，复印、一次性快照、现场化妆等买卖也非常红火。
　　带旺小买卖的同时，“超级女声”自己的生意也长势良好。根据央视索福瑞对全国31座城市进行的收视调查，广州赛区淘汰赛的收视份额最高值突破了10％，而郑州地区“五一”期间在白天播出的海选比赛，就达到了10％，也就是说，当“超级女声”播放时，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每100个人就有10个在收看这个节目。从湖南卫视公布的2005年广告价格表单价上看，其他节目价格最高的是“快乐大本营”每15秒5万元的随片广告，而“超级女声”的广告价格，每15秒高达7.5万元，年度总决赛的报价更高达每15秒11.25万，超过了中央电视台第1套最贵的19∶45时段11万的电视剧贴片广告。
　　据湖南卫视广告部的业务员透露，今年赞助商购买冠名权投入了2800万，此外还投入8000万，制作相关的灯箱、车身、媒体广告，再加上在自己的产品包装加上“超级女声”的宣传，总的算下来，赞助商为这个节目提供了超过1亿元的资金支持。
　　“如果“超级女声”仅仅只是一个节目的话，肯定不会那么火。”“天娱”公司艺人总监王柯对于“超级”系列品牌的开发十分在意。“超级女声”这个品牌并不属于湖南卫视，而属于一家名为“天娱”的唱片公司。去年超级女声的亚军王女是和季军张涵韵并没有签约天娱公司，王柯表示中国目前还没有什么唱片公司有能力同时力捧3个歌手，为了避免头牌地位之争，由天娱公司担任经理人公司，把她们签在别的唱片公司，而其跟唱片公司的条件也只有两个：力捧她们；3年之内要允许她们无条件参加超级女声有关的各项活动。
　　“天娱”公司还将“超级”系列铺开来发展，最近刚刚出版了一本针对低幼人群的《超级女声———快乐记事本》，下半年计划推出深度分析超级女声现象的书籍；借着超女的势头，还将陆续推出“超级男声”、“超级童声”的超级系列家族；在建立家族的同时，还将开设超级女声的官方网站。
　　
　　超级意外

　　“我们长沙有一句话，‘今年五一看恐龙’，一大片恐龙啊。”提起郑州赛区的海选，李文君说。他是今年“超级女声”郑州赛区海选评委，也是受到质疑最多的评委之一。
　　李文君毫不掩饰担任评委的痛苦：“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还是剪辑过的，没剪辑的更加不堪。我倒宁可选手素质参差不齐，那样15个里面应该有个比较好看的缓解一下，你要是来100个都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都是一个长相，人真的晕了。有人说我评选的时候都不抬头，我真的是不敢抬头。所以我没有参加后面的评选了，原因是好累，身心疲倦。”
　　这种语言风格与李文君在节目中表现出的苛刻高度一致。他点评选手的“名言”包括，“好好学习，前途无量；要想唱歌，死路一条”、“你长得像我是悲剧，我长得像你是喜剧”、“你是不是把调忘在家里了”……
　　这种苛评让越来越多的网友和观众为选手抱不平，觉得李文君不尊重选手、不善良，尤其是对那些战战兢兢的小孩子。李文君的语录被网友和媒体一一抄录，他的言行举止包括发型、墨镜都成了网友批评的对象，数以万计的帖子表示无法接受李文君的评论，甚至有人为了表达对李文君的愤怒，编造出《超级女声郑州评委之一（李文君）被拘留》的假消息在网上散布。
　　苛刻的评委不只李文君一位，根据网友收集整理的“罪证”，大部分评委都对选手说过非常刻薄的话：“嗨，你跳的是第几套广播体？”“你的牙齿有问题吗？干嘛字都咬不清楚？”“腰长腿短，你不适合穿这种衣服。”“人家蔡琴唱的很抒情，你怎么唱得很痛苦？”“别人唱歌是偶尔跑调，你唱歌是偶尔不跑调！”“你年纪不大，却好像怨妇一样！”……
　　对网上和观众的批评，李文君了如指掌，作为一个有十多年节目经验的电视人，他认为自己了解观众喜欢看什么：“很多人在家里看电视时说的话会更刻薄，我的评选只是为观众服务而已。”按电视节目的分类，“超级女声”属于“真实电视”类节目，与国外的“幸存者”、“阁楼故事”、“美国偶像”，国内的“生存大挑战”同属一类。“真实电视”的一大特点就是带有强烈个性的苛刻语言和不带修饰的人际冲突。
　　“以前的歌唱比赛都是几个评委坐在那里，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那种打分的比赛全世界可能只有中国才有。为什么要打那个分数，你要说出道理来。任何大奖赛到最后应该从让观众参与说话，到观众可以跟评委和选手直接对话，观众的意见能马上反映到电视上来，大的趋势肯定是这样。”李文君说。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中心的李德刚在《真实·冲突·策划》一文中分析，在真实电视节目之中“主持人和游戏参与者在节目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持人作用弱化，参与者地位加强”。在传统电视节目中，主持人是各方的润滑剂，他们的存在避免了矛盾冲突的发生，他们的功能就是磨掉比赛中可能出现的棱角。“超级女声”的海选没有主持人，评委和选手的原始状态被放大并推到了前台，处于主动和被动地位的矛盾双方直接对话、直接交锋，这种没有过滤的棱角被保留下来，带给观众很强的真实感和意外戏剧冲突。
　　鼓励“意外”是电视节目真实化的一个发展趋势，长期以来传统的电视节目都属于完美观念下的副产品，观众看到的是经过精心安排、不允许有任何与计划不符的电视节目，春节联欢晚会就是这种副产品的集大成者。
　　“我们文化传统不同，不能完全照搬‘美国偶像’那种犀利的评论。”“超级女声”总导演王平说。事实上，郑州唱区海选评委的苛刻在媒体和网络上引起巨大争议之后，成都唱区海选中，评委的措辞就明显发生了变化，媒体注意到这种变化，于是就有了诸如《超级女声评委变脸不再凶》等新闻。

　　
　　仅仅六个年头，中国股市就在经历了一次最辉煌的牛市后俯冲直下，漫漫熊市接踵而至。在股市剧烈变动的过程中，脑海中还盘旋着“5·19”巅峰体验的广大股民们，陆续见证了一家家上市公司黑幕被揭、券商陷入旷日持久的生存危机、一个个庄家轰然倒地以及两次规模壮观的股市大辩论，还见证了监管层不断加强监管的努力及其最近在解决股权分置难题上表现出的罕见的勇气和战略家的品格。在“5·19”牛市烽烟散尽之后的今天，回望股市，那些离场的人，那些仍在场内苦苦挣扎的人，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不会毫无价值，一个健康的中国股市正在渐渐走来。

　　5月30日，中国股市最新的黑色星期一，上证指数跌至1060点。再创7年以来的新低。大鹏证券北京东直门外营业部散户大厅门口，股民老王愣愣地看着液晶显示牌，过一会儿又跑进去看K线图。10分钟后他出来了，连连叹息，准备走人。
　　散户厅里只有稀疏的几十个人，一些老头老太太腿盘在椅子上打起了扑克，对液晶显示牌上跳动的数字无动于衷。营业部门口一排破旧的自行车，上午开盘后一个小时，大多都已消失不见。
　　扶着车子，上海人老王心事重重，走走停停。炒股8年后，他已经不再愿意和任何人谈起股票，“一栋房子都炒没了，一个人想想就要掉眼泪，不说了”。“5·19，那年月。”股民们凑在一起点烟，火光印亮脸庞。1999年5月19日，上证指数从1057点起步，当日暴涨，掀起了长达两年的牛市行情，成为股民心中挥之不去的经典记忆。
　　而此后，中国股市从2245点高位跌入漫漫熊市。到如今，上证指数在1100点以下徘徊，几乎又回到了6年前5·19行情的点位。
　　六年一个轮回，股市又见起点。
　　
　　牛市！牛市！

　　章良（化名）坐在大户室电脑前，眼睛盯着电脑不断上窜的K线，顾不上喝茶和上厕所。这是6年前的5月19日，他握着鼠标，关注着自己惟一的股票：草原兴发，手心出着汗，不知道这次暴涨对他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6年后，他知道了。今年5月19日，记者和他聊天。他进入股市时是500多万元，最高时近900万元，今天只余下100多万元。他说这些时，语气平淡，好像是在谈一件与他根本无关的事。
　　中国股市从1990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立起步，至1996年前还被人称为“小市场”，此后便因政府的强力介入而迅速涂上了政策市的底色，主要功能被定位为“国企上市融资”。
　　那段时间，一次政策调整或中央领导的讲话批示能让股市雄起。1997年香港回归，股市反弹，上证指数每天8个点往上窜，不少股票翻番。市场口号从“消灭股价5元以下的股票”，没多久便变成了10元。但“挤泡沫”政策一出，连发“12道金牌”令国企和银行从股市中撤出，股市再次低迷。
　　随后，亚洲金融危机，香港股市大跌，国内股市持续下跌，1998年8月17日600多只股票中300多只跌停。到1999年，国内股市全行业被套牢，许多股票跌破发行价，一些基金跌到一块钱。
　　1999年1月底的一天，一位实力很雄厚的上海大券商营业部经理报账时被告知，他这个月几千块的业务招待费得到下个月才能报。财务说，若再加上这些费用，营业部本月就得亏损了。
　　虽然股市人气涣散，但我国经济当时已走出低谷，物价指数开始企稳，政府激活经济、实现国企三年脱困的目标进入实质阶段，国家对利用股市为国企筹资的愿望也日益强烈。
　　年初，新华社记者对西安黄河、邯郸钢铁、陕西长岭等12家老牌国企职工被股市套牢的情况进行了调研，随后向有关部门作了汇报，受到高层领导的重视。
　　这年“五一”，北京召开了一次劳模表彰大会，在国务院高层领导出席的一次座谈会上，股市成为一些人议论的焦点。一位患癌症的劳模被问：“你手里的股票被股市套牢了，怎么办？”劳模的话令有关领导大受震动：这是国家股票，国家给的，我死后传给孙子，赔死也不转手。
　　当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需要一个牛市的时候，牛市的出现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1999年5月19日上午，股市走势平静，许多买家仍在计划割肉出逃，没想到当天下午突然出现暴涨。领头的是东方明珠、广电股份、深桑达、中信国安等有一个响亮的名份：网络股。
　　几天时间，沪股成交量从20亿跃升至40亿，到5月21日出现“井喷”，达到134亿元。到5月28日，八天累计成交金额904.43亿元，涨幅达20.50倍。
　　许多被套多时的股民当天即纷纷解套，一些胆小的股民当即清仓走人。5月19日当天，上海一位老股民出清股票后，在证券公司门口长叹一声“总算解放了，再也不玩了”。
　　6月15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近期股票市场的企稳回升反映了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市场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正常的恢复性上升，是股市发展的良好开端；……证券市场的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各方面都要倍加珍惜。”
　　章良当时读在职研究生，正在准备论文答辩。股市一火，他只好一边看着股市行情一边写论文。今天他已记不清论文内容，但清楚地记得6月24日沪市一开盘，许多股票疯狂涨停，25日两市成交量达830亿元，创下历史纪录。
　　章良知道，机会来了。他将手中的草原兴发股票抛出，换成银广夏。他胆大好赌，从一开始只买农业科技股，每次只买一只，这次他把100多万的赌注全押在银广夏身上。
　　章良在大户室运筹帷幄的时候，退休工人老王每天在散户厅从早坐到晚，中午为占座位顾不上回家吃饭。看着自己的12只股票“猴子似的往高里窜”，老王的心情极好，吃的盒饭也由5块变成了8块。
　　
　　2245点：最后的迷狂

　　章良发了。他买的银广夏股票从1999年底的13.97元起动，一路狂升，到2000年4月19日涨到35.83元，次日实施优厚的分红方案10转赠10，进入填权行情。一星期之后，章良认为时机已到，将填权后的股票全数抛出，实际每股净赚44元，数百万元尽入囊中。
　　那段时间章良最为风光，工作生活事事如意，被戏称“五子登科”——刚分了房子，生了孩子，升了职位，现在又赚到了足够一辈子花销的票子，在同事的嘴里他被称为“股神”。
　　出乎许多人意料，章良赚钱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原工作单位辞职。这之前，他在一家媒体做了十年广告，干的都是求人的角色，刚刚升任广告部副主任。一夜暴富后，章良四顾茫然，已经找不到工作的意义。
　　章良抛得还是有点早了，股市的火焰越烧越旺。银广夏造假丑闻爆出之前，其股票在2000年12月29日完全填权并创下37.99元新高，折合为除权前的价格75.98元，较一年前启动时的价位上涨4倍多，全年涨幅高居深沪两市第二。
　　四面八方的钱都在进入股市，三教九流的人带着发财梦加入这场金钱盛宴。2000年一年的时间，新开户股民增加1320万户，总数接近6000万户。
　　众人拾柴火焰高，两年里股市一路狂飙，上证指数扶摇直上，最后在2001年6月14日窜升至2245点高位。当时股票从十几元涨到几十元的比比皆是，最夸张的莫过于亿安科技股票，股价由最初的数元钱上涨至126元，成为仅有的一只超百元的股票。
　　2001年2月19日，B股市场开始对内地个人投资者开放，一时间引发开户狂潮，行情持续井喷，又一批人趁着政策的东风一夜暴富。
　　那是一个“全民炒股”的年代：几乎所有的散户大厅里人头攒动，一次行情分析会引来数百人旁听，股民们的嘴中流传着一个个一夜暴富的神话，“内部消息、跟庄”等，成为股民炒股的信条。
　　老王告诉记者，当年连营业部门口卖盒饭的、卖报纸的都赚足了钱。他记得当年有一个下岗工人在营业部门口卖报纸，当时也耐不住寂寞，跟着他们炒起股来，半年的时间就不见人，听说是拿赚来的钱做生意去了。
　　相关产业链迅速成长。以媒体为例，从1999年起，证券类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遍布街头报摊，一些综合性报纸和都市报的证券版面迅速扩版改版，以炒股为内容的影视肥皂剧更是密集出现。《证券市场周刊》，一份老牌的证券类杂志，在股市最为兴旺的时刻，发行量曾达到98万份。
　　那段时间，证券公司、证交所、证券类媒体等，都成了人们羡慕的单位。许多大学毕业生放着银行不进，挤破头也要进证券公司工作。
　　沉醉在这场皆大欢喜的金钱盛筵中，没有人愿意去想明天。股市狂潮背后的极度反常，大量低质量公司充斥股市大肆圈钱、操纵股价掠夺股民、形形色色的权力黑洞等，被参与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例如上述那只股价超百元的亿安科技股票，任何人稍具理智便能看出庄家操纵的痕迹。
　　更让人困惑的是股市热潮中出台的一些政策。《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购买或出售资产行为的通知》及《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相继出台后，很多硬指标达不到配股条件从而不具有配股能力的公司，都有了重新到股市圈钱的可能，同时增发在额度上不受30％的配股限制，而且是按“市场价”增发。简言之：上市公司圈钱能力大大增强。
　　有些人没有被这些现象所迷惑。吴敬琏就是一个。
　　2000年10月，知名媒体《财经》杂志重磅报道“基金黑幕”引起轰动，十家基金联名反击，最后在高层的干预下不了了之。当时，正是吴敬琏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支持文章，说基金不能黑。
　　2001年1月12日，吴敬琏去上海开会，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尾随而至，在旅馆里采访了他。吴敬琏说了一番惊世骇俗的话：“有的外国人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这里呢，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这种活动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上述言论迅速掀起狂澜。当时恰逢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央领导作了打击股市违法活动的讲话后，股市迅速下挫，一些股民在网上将怨气发到吴敬琏身上，称他“一言毁市”。
　　春节过后，网上的诘问升级为报章上的驳斥。《证券市场周刊》在2月8日首先发表文章，称“股市监管得力，市场繁荣，投机成分不大；‘全民炒股论’不成立，中国人炒股才刚刚上路”。
　　三天后，厉以宁、董辅礻乃、萧灼基、韩志国、吴晓求等五位经济学界名人在京西一栋写字楼里约见记者。“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所以他们要约见记者，“全面反击吴敬琏关于资本市场的种种言论”。五位经济学家的结论是：“要像对待新生婴儿一样看待和爱护我国的证券市场。”
　　五对一的形势一出现，吴敬琏的支持率骤然提高，传媒的风向也迅速一边倒。但股市丝毫不受舆论风向的影响，行情持续火爆，终于在6月14日到达了牛市的巅峰。
　　持“赌场论”者不止吴敬琏，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同样有人对中国大陆的股市洞若观火。2001年9月，国际金融巨鳄索罗斯来到中国推销他的新作《开放社会———全球资本主义革新》中文版，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中国的股民炒股像赌博。
　　
　　股市“陷阱”

　　让我们再次回到章良。他卖掉银广夏股票后，仍然钟情农业科技股。最初他看中了一只名叫盐湖钾肥（000792）的股票，控股股东是一家青海的专业生产钾肥的公司。
　　正在他做选择之前，一天他坐飞机回广州，正巧碰上两个基金经理坐在边上。吃完飞机餐后昏昏欲睡时，又刚好听到两个人议论这只股票，“没有开发价值，地质环境差，钾产量低，公司项目不好……”章良猛醒了，以为自己听到了命运的暗示。
　　回到北京后，他放弃了这只股票，小心翼翼地选择了湖北沙隆达（000553）——中国最大的农药生产厂家之一，将八九百万的资金全部投了进去。
　　股市牛气冲天，上市场公司业绩如芝麻开花，媒体要“看好三千点”，股评家们更是巧舌如簧。虽然章良在银广夏爆出丑闻前退出，但他仍然逃不脱另一个陷阱———牛市陷阱。
　　“人造”牛市自然是无法持久的，而绝大多数股民却仍然和章良一样义无反顾，最终他们收获了同样的命运果实：深度套牢。
　　股民投入的都是真金白银，这些钱都流到哪里？
　　首先，中国的股市不是一个全流通的市场，占市值三分之二的国有股、法人股不流通，这使得控股大股东有很大的违规牟利冲动——轻松利用控股地位操纵股票价格，掏空上市公司，从中小股东手中大肆圈钱。具体路线是这样的：股民——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大股东控制上市公司的手段又是这样的：上市公司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亏损。借银行的钱要还本付息，而股民的钱还都不用还。
　　事后总结，这样的例子太多了——2002年2月，上市公司猴王股份第一大股东猴王集团被裁定破产。调查发现，短短几年间，猴王集团拖欠上市公司8.9亿元，猴王股份还为集团提供担保金额为2.44亿元，两项合计11.3亿元，而猴王股份的总资产才9.34亿元——被大股东掏空了。
　　庄家操纵股价进行内幕交易，在健康股市中都被视为过街老鼠，但在中国股市却受到股民公开追捧。在这轮特大牛市中，庄家以合法化的身份呼风唤雨，媒体公然将庄家行为“研究”视为关注焦点，各种“跟庄”软件四处热卖，“庄家大合唱”迎来了最后的疯狂。
　　迄今为止最为著名的庄家应该是吕梁。2001年初，他在北京北辰绿色花园的家中约见了媒体记者，披露了他和一批“北京机构”在股市翻云覆雨、操纵中科系股票的特大内幕，坐庄涉及机构400多家，金额在20亿以上。由于一个庄家抽资逃离，导致2000年底深圳中科股票崩盘，连续9个跌停板跌去市值50亿，令人不寒而栗。
　　更令人震惊的是2004年善庄“德隆系”的全面崩盘。
　　一位资深证券人士引用《无间道》里的一句话说：出来混的，早晚要还。
　　
　　监管升级

　　事实上，从2000年开始，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到任，提出了市场化、法治化、透明化三大目标，对股市中的种种违规、违法行为抡起了监管的大棒。
　　2001年3月，香港证监会的“铁娘子”史美伦受命就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保护中小股民”的口号从此唱响，各项监管的力度迅速升级。
　　上述那只百元股票没挺到股市高潮就出了问题。2001年4月25日，证监会对四家违规操纵亿安科技股票的公司处以数亿元罚款。这四家公司从1998年底起利用627个个人股票帐户和3个法人帐户，大量买入亿安科技前身“深锦兴”股票，到2000年1月12日，四大庄家所持亿安科技股票已达3001万股，占到了流通股的85％。
　　《财经》杂志调查到这几家违规小公司的真实背景：三家公司有两个法人代表，罗中民和罗冬梅，前者是亿安集团主席罗成的司机，后者是他的侄女。
　　2001年7月，就在章良将手中的银广夏股票抛出不久，银广夏造假案发。这个昔日中国上市公司中的50强，2000年中国股市最大的黑马，竟是造假专业户，近四年间7亿多元利润业绩，全系造假。
　　银广夏案带出了中科创业操纵股票价格案，后者堪称“中国股市第一案”：涉案违规资金高达54亿余元，案件波及全国20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00余家单位及个人、120多家证券营业部卷入其中。
　　今天回过头看，2001年是证监会历史上出台各类文件、法规、征求意见稿等最多的一年。证监会重点打击了黑庄，连续查处了几十家违规的上市公司，进一步规范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规范了委托理财，建立了退市制度等。这群具有“海归”背景的官员，以一种近乎理想主义的热情推动中国股市向国际规范接轨。
　　海归派们的理想主义热情，在现实中受到“国情”的制约。山东一家摩托车公司挪用上市公司巨额资金，证监会派员到济南查账，竟得到答复：我们是国有企业，只对地方政府负责，结果连账本也没有全看到。
　　最吊诡的事情出现了：“监管年”，恰恰成为四年熊市的起点。
　　股市在6月攀顶，“99％的投资者都赚了钱，比例之高世界罕见”。面对大好形势，有关部门坐不住了。6月14日前两天，久经酝酿的《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暂行办法》公布，10％的非流通股上市流通。
　　国有股减持触动了中国股市的深层利益格局。股民惧怕非流通股上市后冲击市场供求平衡，银行资金也迅速抽离，6月下旬起，股市狂泻不止，到10月底国有股减持暂停时，三个月回落近千点，被称为“风雨阴霾一百天”。
　　那段时间章良一天到晚对着电脑，脑子里一片空白。“没过几天一辆宝马没了。再过几天，一辆奔驰又没啦。”更难以接受的是，他弃买的盐湖钾肥刚好是极少数跌得不多的股票之一。
　　
　　艰难时世

　　2001年10月22日下午3点，周小川去国务院开会，晚7点多回到证监会。当晚9时，中央电视台播出消息，证监会宣布国有股减持办法暂停。
　　股市持续三个月狂跌不止，每天几十亿市值蒸发，至10月22日已跌到1520点，跌幅近三分之一，市场共损失1.7万亿元。证监会终于坐不住了。
　　10月23日开盘。股市出现了发泄般的井喷。当天沪市涨幅9.86％，深市涨幅更达10％，数百只股票疯狂涨停。
　　为挽救行情，原本信仰市场力量、无为而治的证监会重祭“托市”大旗，连续推出降息、降低印花税、降低佣金以及市值配售等政策，以及一些国情特色的救市方法，如出席各种有明显倾向的座谈会等，期望市场能和往日一样，服从管理部门的指挥。
　　然而，面对市场的“抗药性”，政策效力已大不如前。这轮上涨没有持续几天便急转直下，到11月27日，沪市已经跌破1340点，直逼1300点“政策底线”。
　　国有股减持，打开了中国股市非流通股和上市流通股“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的“潘朵拉”盒子。市场持续低迷，终于到2002年6月23日，国有股减持被正式叫停。和“暂停”一样，股市井喷三天后迅速低迷。这不过是股市又一次痛苦的痉挛。
　　全行业券商也开始度日如年，而降低佣金更让僧多粥少的券商雪上加霜。
　　住在上海世纪公园附近的李景有一天忽然发现，自己家附近的证券营业部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工商银行储蓄所。
　　北京华夏证券咨询分析师吴剑（化名）仍然对牛市充满了怀念。过去“公司奖金三天两头发，冷不丁卡上就多了一笔钱”。开会最起码也要到郊区找个度假村，现在“所有的会都在自己的小会议室开”。而他的另一位同行更幸福，那时她所在的营业部不是每月、也不是每星期，而是每天按交易量发奖金。
　　熊市之后，裁员减薪的寒流波及众多的证券公司，一些规模比较小的券商，裁员几乎已经到了50％。
　　问题券商的日子更是风雨飘摇。
　　第一个死掉的券商是鞍山证券，它因为挪用10亿保证金以及违规发行20多亿债券被证监会撤销。
　　一段时间内，问题券商出事似乎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类似的违规行为不断发现。大连证券等相继关闭，大鹏证券等被其他券商托管。
　　遥想1999年6月15日《人民日报》评论发表以后，28家大型证券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聚齐证监会发表倡议书，表示面对这波大行情，要“倍加珍惜，严格自律，积极参与，用实际行动维护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短短几年，沧海桑田，这批当年壮怀激烈的诸公有几人做到了“严格自律”，又有几家做到了金身不破？
　　股市经受两年震荡后，终于有了2004年2月《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国九条”），提出了发展资本市场的重要举措，但是股市稍作反弹又陷入低迷，沪指数月后更是击穿了1300点“政策底”。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国九条”在证券市场制度发展层面上指明了路线图，但制度性建设并不等同于救市，“国九条”后半年相对空白，导致利好政策效应不能体现，结果又一批看好股市的股民被深度套牢。
　　2004年6月开始，新股发行开始一路走跌，更奇怪的现象出现了：6月29日济南钢铁上市首日盘中跌破发行价之后，新股首发跌破发行价的现象屡屡再现。
　　“上半年频繁的新股发行，就像对一个垂危病人连续抽血。”一位证券业人士说，在发行上市的93只股票中，跌破发行价的超过30家，4只股票更是在上市首日即跌破发行价。
　　股民们损失惨重。2004年8月底，证监会不得不短暂停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一个多月前，老王所在的散户大厅里，一位50来岁的股民突然两眼发直，像喝醉了酒一样走来走去，说着胡话，有熟人迅速打电话叫他女儿过来接回家了，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来。“他用10多万的积蓄炒股，全陷在里面了。”老王说。
　　从2004年起，吴剑感到和股民们越来越难打交道。“没说几句话，说翻脸就翻脸。”
　　这一年，投资者新开户162.16万户，而在2000年是1319.16万户，2001年是849.28万户。
　　这一年，社会上冒出一句新的俗语：“远离毒品，远离股市。”
　　股市在今年2月份跌破1200点后，经济学者郎咸平和吴敬琏先后发表讲话说，中国股市“不如关掉算了”。
　　
　　股权分置改革，绝处逢生的契机

　　周小川离任，高西庆离任，接下来是史美伦离任。
　　2004年9月13日下午5时许，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史美伦在结束上海的休假之后，乘飞机直飞香港。3个小时后，她回到了阔别三年半的亲人身边。就在她离沪半小时后，新华网挂出一则消息：国务院正式免去史美伦的证监会副主席职务。
　　9月13日，史美伦回家。14日，沪指上涨40点。15日，沪指大涨50点。股市以一种意味深长的方式告别史美伦。
　　这几年里，证监会领导走马灯似的换，平均两年一个，副职和中层到现在已换了30多个以上，也有一些人出去单干去了。
　　值得记住的还有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发审处副处长王小石。2004年下午，他被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从办公室带走。检察院接到举报，称他涉嫌接受他人巨额贿赂。他是证监会机关被逮捕的第三名官员。
　　但股市走势仍在下探，而股民的损失仍在继续。5月19日，股市回归6年前的起点。
　　与4年熊市股民惨重损失相对应的，是上市公司圈钱数量迅速增加。数据显示，1991年至2005年3月，上市公司共融资11705.21亿元，这包括了A股、B股、H股以及可转债。如果抛开H股以及可转债，融资总额大约为8347亿元。而在最近4年中，融资额却达到了4345.04亿元，占到融资总额的52.06％，超过融资总额的一半以上。
　　此外，有资料显示，我国资本市场的筹资额呈逐年下降趋势：2001年企业通过股票渠道筹资占总筹资额的7.5％，而同期银行贷款约占76.9％；到今年上半年，股票筹资比例已下降到1.6％，而银行贷款比例则上升至89.5％。
　　这意味着，股民们尽管付出了太多牺牲，但他们没有分享到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也没有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出太多的贡献。
　　二年牛市，四年熊市。这六年内，我们有过大喜，也经历过大悲。那些早已对中国股市彻底失望的投资者，也许早已变得不喜不悲。
　　但股市在此刻酝酿着新一轮的转折。
　　业界逐渐形成了共识：解决股权分置不是万能，但不解决股权分置却万万不能。去年“国九条”明确提出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成为中国股市发展的重要一步。
　　2005年4月底，证监会接到高层同意股权分置改革试点的批复后，以果敢姿态排除杂音，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推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为上市国企股权的全流通问题开启了解决之道。
　　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是一场输不起的重大实践。
　　5月9日，证监会圈定金牛能源（000937）、三一重工（600031）、紫江企业（600210）、清华同方（600100）4家上市公司进入股权分置改革首批试点程序。三一重工公布首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对价的方式对流通股股东实行“10股送3股派8元”的实际补偿。
　　中国证监会、国资委在5月30日联合发布《关于做好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要求“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股权分置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于次日宣布推出第二批股权改革试点工作。
　　由于试点推出后市场持续下跌，股权分置改革仍然引起了不少争议。有看法认为，股市国家垄断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无法真正成为真正的市场，试点意义有限。主流的看法是，改革方向、原则基本正确，长远看来是利好。“开始做了就是好事，让利多少是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东的博弈结果。只要在过程中对方案勇于纠错，不断完善就有望成功。”
　　“再长的隧道也有尽头。”《证券市场周刊》主编方泉说，股权分置试点的启动，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争夺将依次展开，从而带来更大的合法投机空间。
　　他坚信，“危机过后便是机会，股市基本上遍地黄金。”

　　[编者按]再过几天，全国的高三学生就要参加全国或全省统一高考，而家长们也将面临最紧张的三天。三天以后，一切仍未结束，但已是“成事在天”，对于绝大部分学生来说，高考从此成为人生的往事。可是，统一高考的列车依然急速行驶在中国教育的铁轨之上，年复一年。我们是否深刻检视过列车是否无恙，铁轨是否牢固，更重要的，乘客是否舒适，它是否还能负担繁忙旅程的承载。本期月度论文顾海兵教授领我们一起来作一番认真的检视，希望对读者诸君有所启发。
　　
　　□顾海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弹指挥间，自1977年实行高考制度改革以来，中国的高考已经走过了28个年头。28年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制度、特别是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制度可以说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1992年以前的计划经济制度转变为1992年以后的市场经济制度。如果说1978年开始的放权让利式改革是第一次革命，则1992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革命。不过，这场革命的深度与广度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不同产业）大不相同。明显地，第三产业在总体上就比较滞后，比如，铁路、民航、电信、电力、电影、文化、保险、卫生、体育、教育等产业。虽然类似于教育这样的产业具有一定的非经济的公共性特点，但在基本面上属于产业，特别是作为非义务的高等教育在基本面上属于产业是无疑的（尽管也许对产业化有异议）。
　　回顾以往的实践与演进，现在确实到了中国高考制度必须彻底改革与重建的时候了。

　　“高考”不是问题，“统一高考”才是问题　　　　　　
　　
　　作为一种检验手段，几乎没有人认为在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中要取消考试。现在很多人对现行高考的批评或批判实际上是对其统一性的批评或批判。“高考”不是问题，“统一高考”才是问题。
　　统一高考所以是个问题，其关键在于它否定了高校作为独立法人所必须具有的“原料采购权”（独立自主招生权）。不同国家的高校招生录取可以有不同的模式，有其特殊性。但不能借口特殊性而否定一般性。这种一般性就是要有高考，但不是统一高考，也不是国家高考，更不是一考定终身、一分之差名落孙山，而是录取标准的多样化，以及高校的独立自主招生。这种一般性与国家之间的教育资源状况、经济基础条件及政治体制并无关系，它只与高校是否拥有办学自主权有关。这就像企业，如果企业是独立法人，它就自然拥有原料采购权。同理，如果高校是独立法人，它就自然拥有原料采购权——单独组织考试及其录取权。有人说如果高校单独组织考试录取会带来腐败，我认为在总体上这是不可能的。西方高校，乃至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中国都可以单独组织考试录取而没有腐败成风。我相信，只要民主办学（如招生权要由招办行政人员转到院系全体教师）、阳光操作，高校或院系单独组织考试录取，或委托并监督作为第三方的考试中心组织考试，是不会带来大面积腐败的。
　　可以肯定的是，世界高校招生的趋势（规律）就是入学方式的多元化、选拔方式的多样化，这就类似企业采购原料决不会仅仅看价格，一元化的统一高考模式当然是与此相悖的（李克建，“目前世界各国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改革的问题与对策”，《湖北招生考试》2004.2，57－61页）。
　　有人把对统一高考的改革看做是“文革”中取消高考，必然造成后门成风，这完全是一个伪问题，是有罪设定，是把行政级别的高低等同于正确程度的高低。还有人认为“由政府主导还是由大学来主导的高考，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裴云，“当前高考的弊端与政府主导”体制的关联——兼论统一高考的现时合理性，《湖北招生考试》2004.8，25页），这就相当于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没有区别。
　　笔者以为，主张改革中国统一的高考制度的学者是热爱中国的教育事业的，他们是善意的，他们所做的是批评、批判、质疑、建设，并非敌对性的、恶意性的抨击。如果是抨击，也决不是抨击中国的高考制度，而是“抨击”中国高考制度的统一性。
　　
　　统一高考模式的五大软肋
　　
　　1.残酷的“一年一次”

　　不管是过去的统一考试、国家命题，还是现在的统一考试、分省命题，由于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我们的一个省、一个市就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如果搞全国统一考试，则在短时间中要集中庞大的政府资源，政府的许多正常工作，如公安、交通、学校等都要受其影响。因此一年只能考一次，没有办法搞两次、三次，即使搞两次也不可能是实质性的，一些地区推出的春季高考逐步萎缩且可能取消就是证明。由于一年只能考一次，所以我们的学生很难有更多选择的机会。如果一次高考未能如愿，则再一次选择就必须等待一年。由于人的成年可工作生命也不过40来年，一年只能考一次，显然是残酷的。如果各个高校自主考试，考生当然就能在一年内有多次选择机会。
　　一年只能考一次，意味着高考的机会成本大，学生的压力巨大也就可想而知，心理与生理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2.管理风险很大

　　虽然目前全国统一高考中增加了部分省市的自主权利，但统一的本质未变。这种统一在信息化时代有一个不可克服的巨大风险：一（个考）点不慎，满盘皆危。在试卷的出题、上网、印刷、保管、运送、发卷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盗题或漏题，由于手机与网络的普及，全社会（国家或省）就将付出巨大成本。相反，分散考试、由各高校自主考试，即使一个或数个高校出了问题也不会影响全局，并且如果不是一考定终身，不是“一年一次”，而是可以在不同的高校间“异步选择”，则几乎不可能有人铤而走险。

　　3.大抓考生的初始质量，难以再抓毕业生的最终质量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有所得、必有所失。我们的教育部门花了这么大的心血主抓了入学考试（抓了“进口”），则不可能有足够的精力去抓“出口”（毕业质量）。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水平令人忧虑。把本科毕业论文做一个不同年份的比较，结果已经是令人忧虑的了。教育部门花大力气抓了“进口”之后，它还有力气抓“出口”吗？政府部门的精力是有限的。这样，往往是该抓的没有紧紧地抓住，不需要那么狠抓的却抓得特狠，这带来了很多问题。人的精力、一个机构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必须有很好的资源匹配，才能把有限的资源合理地用到特定的项目上去。

　　4.考试时间过长，且时点选择没有体现以人为本

　　过去全国高考的时间是7月的7、8、9日三天，由于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在多年的呼吁之后，现在已改为6月的7、8、9日三天（有的省再长一些）。但是6月上旬依然是相当热的。结果，总有同学在考场里热晕了、热燥了，总有人被送上救护车。本来长时间复习已经筋疲力尽了，然后再来猛考，又是30多摄氏度的高温，学生的身体怎能不受影响呢？笔者早就提出，要改就改到五一或更早，以体现“以人为本”。
　　高考时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太长，一考就考三天（或更多）。考生连续三天不能休息，好人也考病了。一年才365天，你花1％考试，有必要吗？一天考完不行吗？完全可以。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不同科目的卷子放到一起考呢？如果一个科目有100个要点，我们不用100个要点都考，完全可以随机抽取10个要点来考。这其实还有利于试卷的保密和考核的准确度。

　　5.僵化的总分录取模式

　　目前的录取模式由于其统一性，不可能考虑分数的结构。多年前我就提出，比如说只考两门课，满分是200分的话，如果有两个人，A考150分，B考149分，如果录取的标准是150分，A两门课都是75分，B考149分，但数学考100分，语文只有49分。按照现在的标准只能是150分上，149分下。实际上对这种单科非常突出的，应该有特别的办法。如果是高校自主考试录取，则对数学重视的学校一定会录取149分的。同样或相近的总分，其内涵不同，含金量不一样。
　　　　　　
　　统一高考制度不符合人才成长规律
　　
　　统一高考不符合人才成长规律，它与素质教育是对立有余而促进不足，否定了人的个性，把人才培养等同于追求高考中的高分，它认为高分录取的中学生在进入大学后以及在今后的工作中表现一定是优秀的，而如果不优秀，也并非与统一高考制度有关。
　　据云南师范大学孟照彬教授在“大学自主招生：高考的最终走向”一文中介绍，国家教育部2－3年前对涉及10个省市的14000名学生、1000名教师、100多名家长所做的问卷调查结果是：86％的学生不喜欢以老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而80％的老师只会这一种教学方式；62％的学生从没学过选修课，72％的学生没有机会或从没参加过实践活动课；85％的学生认为分数不能反映自己真实的发展状况；69％的学生对学校公布成绩感到紧张害怕（《湖北招生考试》2004.6，4页）。毫无疑问，这一结果主要与直接原因就是现行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而从上述调研结果也可以推测，如果对全国的高中生（他们理应在高考问题上有决定性的权利）做一个大范围抽样调查：你喜欢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还是各高校多样化的自主考试？其结果一定是后者。
　　统一高考与中学素质教育的对立，其对人的个性的抑制与对学生创造性的阻碍是铁的事实。很受中学生欢迎的南京素质教育模式在2004年统一高考中败下阵来再一次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李晓明，“高考制度亟待改革”，《教育文摘周报》2005年1月12日）。
　　否定统一高考并不是否定高考，它只是把高考的权利由政府复归到高校。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由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由于高校之间的竞争，由于不同的高校必然采用不同的录取标准，因此这样做，根本不可能重现“文革”中的“学工、学农、学军、不学文化”的恶果，也不会把“学工、学农、学军”与“学文化”对立起来，“学文化”也不会只围绕统一高考的指挥棒，不同的学生自然会发挥不同的优势。人们早已公认，我们的中学生为考试而学的无用东西太多，工、农、兵、商、家务却学得太少，他们成年但没有长大。
　　有人说，“没有不好的统一高考，只有不好的考生”，并提出了一个“规律”：中小学期间厌学的孩子，成人后在社会生活中意志品质都有较明显缺陷。而为了论证统一的高考制度没有否定人的个性，提出了这样一个论证逻辑：学校教育对人的个性形成影响最弱，因此由学校教育决定的统一高考对人的个性形成影响也就很弱，所以统一高考制度不可能扼杀人的个性。他们说，“在人的个性形成过程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是最薄弱的环节。……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单靠12年的基础教育就培养出学生的创造力，只能是妄想。……基础教育的承载力是极其有限的，不可能把人生、社会的所有问题都押在基础教育身上。”（《湖北招生考试》2004.10，6页）。这些意见不值一驳，因为明显有违生活常识，但出现在正规的教育杂志上，却显然并不是个别人的观念了。
　　
　　出路：高校自主考试
　　
　　既然统一考试制度存在很多问题，那么怎么办？中国正在向市场经济社会转轨，其核心就是由集中式的经济与管理，转变到分散式的经济与管理。分散就意味着权利的扩大，不是一个人权利的扩大，而是民主的权利扩大。我们搞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要搞民本经济、人本经济，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能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创业。
　　中国高考制度的改革，整个核心就是应该由集中向分散发展，这不仅是国外的经验证明，而且实际上国内的很多历史经验也早已证明。
　　应该相信，只要公开程序、公开监督，只要民主办学，如招生权要由少数招办行政人员转到院系全体教师，由统一高考改为高校自主考试，多数学校、多数人是不会搞黑箱的，不会出现人们所想象的那种混乱。
　　中国统一高考制度最大的弊病就是否定了人的多样性发展的潜能。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人（尤其是没有定型的学生），甚至用外语（电脑）这样的工具性科目强制衡量所有的人，还能体现不同高等学校的特色吗？还能体现不同学生的不同特长吗？其非科学性或反科学性不是一目了然吗？而如果我们不是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人，而是用100把尺子衡量不同的人，就可以把只在一个项目上竞争、只能有一个冠军，转变为在100个项目上竞争、可以产生100个冠军，让没有定型的学生有足够的空间张扬个性，摒弃“战场式”的、你死我活的竞争，最大程度地让“合适的学生找到合适的大学”。
　　恕笔者直言：统一高考制度（以及基本统一的硕士招考制度）一日不改，中国的多样化、创造性人才成长的基础就一日不可能厚实，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一日就受到严重影响！
　　
　　■作者自述
　　
　　编辑来电：“顾老师，为了配合即将发表的论文，你是不是对读者做一个简单而活泼的介绍？”放下电话，我陷入了沉思。我该如何把46年的生命轨迹简单而活泼地介绍给读者呢？还是来点逆向思维吧。不是介绍我有过什么，而是介绍我没有什么。在学位上，我没有博士头衔；在学域上，我没有留学经历；在官位上，我没有高过科级；在职业上，我没有当过兵，没有从过政，也没有干过工人、经过商；在荣誉上，我没有得过主流的最高级经济学奖，也没有在最顶级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在家庭成分上，我没有高过9品官；在籍贯上，我没有出生于富裕的苏南鱼米之乡。但是，所有这些都只是生命的量，40年来，我更在乎生命的质，更在乎追求，追求个性的张扬，追求自我的价值，追求真理的光芒，追求社会的进步，追求民族的强大。
　　顾海兵

　　Q版名词解释——
　　“面霸”：面试机会多，签约薪资高的毕业生。

　　一份最新调查显示，2005年大学毕业生签约的薪资状况又略有下降。一般在1500元到2500元之间，这和前几年非3000元不签的势头大不相同。目前，高校应届毕业生求职签约已进入关键时期，既然舆论中的毕业生签约薪资逐年下降，如此萧条的困境下，那么，今年在薪资上谁又能多收“三五斗”呢？
　　走访各高校不同专业的签约毕业生后，记者发现今年应届毕业生对薪资的期望，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期望不同，总体来说呈“橄榄”形，中间（2000元至3000元）大，两头小（1500~2000元和5000元以上）。不过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名校的同学对第一份工作的期待还是很高的，尤其以商贸、管理及计算机、信息等热门专业学生为最。
　　当然，毕业生的起薪多少也要看企业的类型和水平。走访发现，除了一些知名大公司之外，很多公司提出的起薪水平大多不能令学生满意。一般而言，对月薪低于2500元的企业，上述几大高校的学生大多会采取观望的态度，不会立刻和用人单位签约。
　　同时，记者又发现，那些仓促求职及面试的毕业生，签约时的企业起薪较自己希望的底薪要低些，普遍低500~1000元。而那些为求职及面试作了充分准备，并且“抱团作战”者（几个同学一起互相帮忙投简历，并且相互鼓励，信息互通），其签约起薪多是出乎意料的高，比心理价位高1000元左右。

　　求职成功之法则

　　记者对广州几所高校调查时，发现大学本科毕业生拿四五千元月薪的大有人在，甚至有些人因面试机会多，签约薪资高而被老师及同学称为“面霸”。
　　那么，这些“面霸”又是如何求得高薪，如何在求职中征服企业的呢？我们以中山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庄瑞炎同学的案例，为尚未签约或正在求职的大学生提供借鉴和参考。

　　庄瑞炎　中山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签约单位：某大型外资IT公司
　　签约起薪：6500元，外加500元交通补贴
　　心理价位：3000~4000元
　　求职心得：把握优势，多留心眼，抱团作战
　　面试被“刷”（不成功）的公司：IBM、华为、华硕
　　放弃面试的公司：东方海外、北大青鸟、广西移动
　　拿到offer的公司：汇丰银行、电信盈科、工行研发、广州松田学院、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潮州金山中学、oracle（甲骨文）

　　面试答问的技巧

　　某国有商业银行面试时提问：如果你发现你的上司做事很武断，你会如何处理？很多同学的大致答案是：寻求一个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给上司提出建议。
　　我的大概回答是：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对部门里面很多的事务的了解还是比较肤浅的。在还没能比较深入地了解部门的运作的时候，就断定上司的做法是武断的，这本身就是一个武断的做法……
　　经验总结：不同的单位需要不同性格的人才，虽然说不必刻意为了某个单位或公司去改变自己的性格，但把握面试官的喜好，尽可能往他看中的性格方向答，会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像该银行招人，就是希望招些多做事少说话的人。事后证明，在这个问题上我得的分数可能比较高，幸运地得到了该银行的签约通知单（offer）。

　　成功面试外企的法则

　　很多外企的面试中，英语占的比例很大，自己的英语口语又很差。原以为和外企基本无缘，却收到几个外企的offer。
　　经验总结：用“冒泡”的方法,排出自己最擅长的最可“吹”的经历，再按优先级别编号。用尽心思做好个人介绍，把HR带到你优先级最高的问题上去。让别人踩你的陷阱总比你自个跑去踩人家的陷阱好点。
　　有什么不懂你就大胆地问，别不懂装懂，会死得很惨！！我在参加甲骨文面试的时候(面试了2小时15分)，都不知道自己总共问了多少个英文单词，“告诉我怎么读”，然后再继续。(别不懂装懂，自然点，没啥丢脸的)。
　　好好背诵公司的理念及口号的英文解释。即使你真的能倒背如流了，你最好装得像当时想到的一样，让HR感觉:这小子真的和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多留意HR的表情。如果他听得很认真，甚至还记下来，你要继续“吹”。但他如果都没在意，甚至都把背靠在椅子上翘起二郎腿，那你再“吹”的话就可能会导致负面效果。

　　谈薪酬要注意的事项

　　我们几个同学组成一个团队，像某些宣讲会派一个人去帮大家投简历就可以了，这样节省了好多时间和精力。此外，大家相互鼓励，有什么信息马上联系，因此我们的工作都找得很好：惠普、北电、汇丰、IBM、工商银行等，平均工资都在5000元以上。
　　经验总结：在面试前先询问出大概的底线，也不要太低估，如果自己报的薪水太低，有的外企反而不招你。面试时如谈到薪酬，要坦诚、务实和自信。
　　在面试时除非面试官自己和你讨论薪水的问题，要不，最好别去触这敏感的问题。我收到的offer大都来自外企，外企的工资基本是原来就规定好的，师兄师姐就能告诉你能得到多少，所以没有必要去询问HR。
　　如果谈到薪水，那你就得问清楚。例如有没有公积金、养老、医疗及意外保险等？住房公积金公司出多少？公司承诺的工资是基本工资还是基本工资加补贴。

　　旗舰型月薪——5000元以上

　　签约起薪：5000元以上
　　签约单位：某知名外资涂料公司
　　签约人：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小温
　　心理价位：4000元以上
　　求职经过：面试前对公司的基本情况，行业、规模、地域分布、战略、目标等进行了解。一心想进入外企，渴望月薪在4000元以上。
　　谈薪经过：谈及薪酬的时候，我问得比较详细，具体包括：基本工资多少？需不需要自己缴纳个人所得税？单位有没有为员工缴纳“四金”，特别是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有没有年底双薪？有没有季度奖金或者年终奖金？
　　同学情报：大部分的同学都找到了工作，薪水在3000~4000元居多。

　　舒适型月薪——2500~4000元

　　签约起薪：4000元左右
　　签约单位：某国有集团的国际货运公司
　　签约人：暨南大学会计学专业小陈
　　心理价位：3000元以上
　　求职经过：投出三份简历都中了。第一个是某外资石油公司，第二是某大学审计处；第三个是现签约单位。
　　谈薪经过：自己选择工作将发展能力摆在第一位，其次是薪酬和工作地点。这家公司人事部主任透露说年薪不低于5万元，而且可以从事会计工作，并要求接触外贸业务。与求职意向吻合，就签了。
　　同学情报：周围同学基本上都签约了，绝大部分同学月薪在2500~4000元。

　　潜力型月薪——1500~2500元

　　签约起薪：试用期1600元，转正后2000元
　　签约单位：某国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签约人：广州大学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小梁
　　心理价位：试用期1500~2000元，转正后2000~3000元。
　　求职经过：当知道招聘的公司是国企后，就认真准备面试了。第二轮面试的第二天，就接到签约的通知，认为在第二轮的面试中能较好地表现出自己的综合素质。
　　谈薪经过：在签约前，有谈及薪酬，但问得不是很清楚。而身边很多同学也是只问每个月多少钱，但福利基本不清楚。
　　同学情报：本专业同学的就业还算理想，薪酬在1000~4000元（转正后）左右。

　　谈薪　不容忽视的细节

　　初次谈薪要注意税前税后　在初次谈薪时，求职者要特别注意的是，用人单位说出的月薪通常来说是包括四金、个人所得税等的税前收入。而求职者在谈及自己的薪资期望值时，通常指的是到手的收入。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收入越高，差距越大。所以，在填写期望值时有必要在后面特别注明一下。
　　各种福利不容忽视　在有一定意向后，求职者要了解的就不是纯粹的月收入，而要向对方了解公司的薪资架构、发放政策以及各种福利。
　　谈薪过程中不要一次一个价　在求职者中，存在谈薪时一次一个价的情况。广州惠文人力资源服务公司高级顾问陈钧认为，这会给用人单位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求职者很可能就因此与机会擦肩而过。
　　薪资与目标要权衡　针对应届大学毕业生薪酬问题，专家告诫大学毕业生们，在求职时应该对起薪有个理性的预期，不要过高开价，影响正常就业。因为，随着实际工作能力和绩效的提高，工资水平也会相应地有所调整。

　　此外，大学生在工作后，往往会拿自己的薪资和同学的薪资作攀比，这不可取。如果这份工作非常符合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而且自己对此又非常感兴趣，那么就不要太计较薪资待遇上的一点点欠缺。

　　（本文转载自《广州日报》2005年05月30日《求职广场》）

　　《光明日报》采访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孟建伟

　　◎教育重在过程中开发智力、想像力、创造力
　　◎通过教学知识让人达到一种深奥高远的境界
　　◎关键要从小发现孩子的兴趣点和才能

　　教育周刊：“六一”儿童节到处是欢歌笑语，但是平时孩子们的生活就没这么轻松了。学习确实让很多孩子愁眉苦脸，最近有报道说，有的孩子厌学程度到了一提上学就肚子疼。人天生有求知欲望，求知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那为什么学习让孩子们这么不快乐呢？

　　孟建伟：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孩子们所学的东西并不是他本身感兴趣的，更不能同他的生命状态、体验相结合，只是一种外在的知识强加与他，要求必须全面接受。教育缺乏对孩子本身的关怀。那么，问题就出来了，他不感兴趣。其实大人也是这样，和你毫无关系的问题，你不会太有兴趣的。教育周刊：但是，孩子们不可能对所有的需要学习的东西感兴趣。很多东西不感兴趣也得学，而且没有学之前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会感兴趣呀。

　　教育周刊：但是，孩子们不可能对所有的需要学习的东西感兴趣。很多东西不感兴趣也得学，而且没有学之前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会感兴趣呀。

　　让孩子们痛苦的是不问他们的意愿，强迫的学习。好的教育，区别就在这里。好的教师和教学方法就在于能够激发孩子的求知兴趣。我在加拿大时，看到他们的小孩甚至没有课本，做作业就到公园里、树林里去，研究蝴蝶是怎么成长的，一边玩一边做。老师辅导，孩子们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向去做，不受书本的束缚。他做的是科学家做的事情，这个过程丰富而复杂，孩子们会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点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而且他学到的结果也不是定性的一个知识结果，而是自己判断的结果，这样做完之后他会非常有成就感，当然就有兴趣了。
　　我们把孩子从小就关起来，直接告诉他蝴蝶是怎么回事，星星有几个，天为什么是蓝的，背会了去考试，性质完全不一样了，这种教育方式使得学习的过程没有了，小孩子体会不到求知的乐趣，只是像机器一样记录很多书本上的知识，他当然就没有兴趣了。
　　教育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在过程中开发你的智力、想像力、创造力。通过自己在大自然中探索，做着做着他自己就懂的怎样去做了。教鞭是训练不出来科学家的，这种成长中的摸索才能造就科学家。这些结论都是过去了，我们要创造新知识。素质教育的深层含义应该在这个地方，不仅仅是快乐教育的问题，实际上素质教育是真正关注到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周刊：但是像您说的北美的教育方式，现在我们的社会无法提供那样的条件，怎么办呢？还有高考这一关，应试教育大家都知道存在问题，但是也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来替代。

　　孟建伟：北美的那种方法好，也不是惟一的方法。我们要根据我们的情况来寻找合适的方法。不能说条件不够，就放弃寻找。而且，这两种教育方式的区别本质不在于一个在公园里，一个在教室里，而在于是不是以孩子的兴趣、需要为中心。如果能够真正理解孩子们的需要，在教室里一样可以找到激发他们兴趣的方法。
　　现在不是在讲素质教育吗？但是很多素质教育流于形式，做表面文章。素质教育最根本的问题是：教育的根本目的究竟是什么？好多人提倡素质教育，但是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以为让孩子多参加点讨论，多看点课外书，学些音乐啊画画啊，好像这个就是素质教育了，其实这都是表面的。教育要切切实实的有利于人的发展，不可能每堂课都和每个孩子的向往吻合，但是思路上至少要明白这一点。要真正地去关注去理解孩子们的需要。
　　也不能把所有责任都归结到应试教育上去，真正考高分的那些孩子也不一定就是学的特别痛苦的那些孩子。学得特别苦的，往往成绩也一般。没有激发孩子们兴趣的教育没有什么效果，到最后变成只是一个文凭，有的连拿文凭也坚持不到。获得了文凭后，感觉上似乎读过书了，可是求知的幸福过程根本就没有感到。怀特海讲过：教育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让人们接受专门的知识，另一个就是要通过知识的教学让人达到一种深奥高远之境，就是精神状态、精神境界，人性的文化层次。这个是主要的。现在大学学生存在的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和这个有关系，像有些人说的，会有“有文凭没文化”的现象产生。

　　教育周刊：很多老师，特别是家长也明白应该让孩子们快乐的学习，但是他们都不敢放手，觉得自己的孩子现在不吃苦，将来在竞争中会吃亏。那么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家长和老师应该怎么做呢？

　　孟建伟：虽然有些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整个社会意识还不强烈，没有深层的理解。现在学校还没有强调精神层面的东西，中小学招聘老师，一说有多少硕士多少博士好像挺得意的，事实上是不是博士毕业就可以讲课了？教书了？做一个老师，需要专业知识，更需要作为一个老师的素养，懂的怎么去激发孩子的状态。真正的好老师和一般的老师区别主要在后者，那是很不一样的。
　　现在的家长在培养孩子方面有一种认识误区。许多家长都以为教育只是考上大学，能够找一个好工作，然后教育就结束了，他们没有想到现在的教育决定孩子的一辈子是怎么样的存在状态。教育能够给人带来幸福，不仅仅是个知识问题。他有可能考上大学，读了博士，但是这种“应试教育”可能导致人的单相度的片面的发展，他可能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教育过程也是人格培养、心理发展的过程。
　　那么怎么培养呢？陪着学音乐，学画画，出钱，送到英国美国去，就尽心了。可是这就是最好的吗？不是，坦白一点说，这是家长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也反映了他们对教育认识的肤浅和功利。培养一个人的关键不在这里，而是从小发现他的兴趣点，他的才能。人的才华从小就会从各个层面显露出来，然后根据这些东西，去激发他，比如说春节联欢晚会上《千手观音》的邰丽华，促使她跳舞的是什么呢？是一次律动课，她对这个东西特别敏感，她一下子找到了舞蹈的感觉，舞蹈一下子和她生命的感觉联系起来了。而我们的老师和家长正是缺乏这些敏锐的发现。去关注去发掘孩子们的这些敏感点才是我们需要尽心尽力去做的。

　　“你给中国企业加半斤压力，我就给它撤八两负担”
　　薄熙来称，欧美为中国纺织品出口设限没道理，中国取消81项纺织品出口关税
　　从财政部获悉，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2005年6月1日起对纺织品出口关税进一步作出调整。
　　据了解，对2005年1月1日开始征收出口关税的148项纺织品中的78项产品停止征收出口关税，原定于2005年6月1日提高或降低出口关税的相关产品同时取消；取消对亚麻单纱(税则号列53061000)征收出口关税。
　　经过上述调整，连同已于2005年5月20日决定停止征收出口关税的2项纺织品(税则号列61179000、62179000)，自2005年6月1日起共对81项纺织品取消征收出口关税。
　　相关产品出口关税具体调整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可登录财政部政府网站查阅。

　　[本报讯]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30日说，欧美缺乏根据地援引242条款对中国的纺织品设限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薄熙来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番话的。他指出，目前欧美并不能证明中国纺织品确实对欧美市场存在着市场扰乱、存在着威胁阻碍贸易有序发展的情况。欧美在没有向中方提供详尽数据情况下，仅凭三四个月的数据就草率地对中国的纺织品设限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也是不科学的。
　　他强调，中国在纺织品一体化以后享受相应权利是理所当然的。中国经过15年谈判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权利和义务平衡的结果。纺织品是中国以其他方面的市场开放为条件而获得的一个应有的回报。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实录
　　
　　昨日下午3时，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介绍当前纺织品问题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这是薄熙来就任商务部长以后第一次出席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会。
　　
　　关于对方不科学判断
　　欧美描述中国纺织品激增像海啸

　　布隆博格新闻社记者：第一个问题，中方如何来回应美国和欧盟方面所持的观点，即他们认为，针对中国纺织品所采取的保障措施是正确的。第二个问题，作为回应，中方是否会降低作为WTO成员所承诺的市场开放的程度？第三个问题，美国人一直认为目前人民币的汇率是被人为的低估了，使得中国出口的商品过于便宜，您是否认为人民币汇率和浮动的空间调整一下？
　　薄熙来：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对于美欧采用对中国纺织品设限的办法来约束我们的出口，他们依据的条款是大家所熟悉的“242条款”，就是中国加入WTO报告书里有个242条款。我们认为欧美援引242条款对中国的纺织品设限是缺乏根据的，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242条款如果援引它的规则的话，应该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要证明中国的纺织品确实对欧美的市场存在着市场扰乱、存在着威胁阻碍贸易的有序发展的情况。而且应该证明，中国进口的产品造成了市场扰乱，并且因为市场扰乱导致了威胁阻碍贸易的有序发展，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应该是有因果关系的。
　　欧美仅凭三四个月的数据，就草率的对中国的纺织品设限，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也是不科学的。　
　　我再举个例子，拿价格的变化来说，欧美一些人在这方面有很多说法。最近，欧盟提出对中国的两种产品进行设限，第一是T恤衫，我们有一个数字，2005年1月份，T恤衫每打97欧元，2005年3月份是101欧元，可见欧盟T恤衫的市场价格不降反升，不能证明存在着市场扰乱，而且这是欧盟提供给我们的数据。另外，亚麻纱，据欧方统计，2005年3月进口我们的亚麻纱增长了3%。所以，并不能证明欧盟进口中国的产品在这段时间里价格下降或者影响了当地的市场。欧美对中国的纺织品设限，主要依据是中国的纺织品激增，而且用了很多形容词，比如像火山爆发，甚至像海啸等等一些形容词。但是，我认为在这里有很多的夸张。
　　在纺织品一体化后，会不会在欧美市场上出现一些纺织品的出口量激增的情况呢？如果按照10年前乌拉圭回合达成的WTO的ATC协议，发达国家忠诚地、实在地履行他们的承诺，分阶段地放开配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遗憾的是，发达国家并没有这样做，他们把最紧俏的、大家最关心的、发展中国家最有出口潜力的那些配额保留到最后一刻，美国保留了90%，欧盟保留了70%，保留到最后一刻。以至于到2005年1月1日体制转换的时候，给外界的印象，出现了中国纺织品激增的现象。所以，如果究其原因，欧美应该理解，在这个很长的过程中，他们是失职的，是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的。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贸易大国，中国政府还是采取了十项重要的措施，保证了欧美市场目前较为平衡的状态。
　　关于你提出的人民币的问题，我想下次你还是问周小川行长吧。　
　　
　　关于维护自身利益
　　纺织业直接就业人口1900万

　　CCTV新闻中心记者：在美国已对纺织品设限的情况下，商务部下一步如何在谈判中更好地维护中国纺织业的利益？谢谢。　
　　薄熙来：纺织业是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产业，同时又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涉及到直接就业的人口大概1900万人，如果加上相关的就业人口就更多了。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中国是低收入的家庭。所以，纺织品的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广大职工的就业，中国政府非常关切。　
　　近一段时间，包括胡主席、温总理都非常关切，温总理对这个事情多次过问，希望我们的企业能够平稳渡过这一关，希望我们的企业能够在受到设限冲击的时候，有一个平稳的生产，职工家庭生活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商务部正在全力以赴制定应对措施，我们正在跟美国、欧盟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和磋商。但是有一条，我们绝不会接受美国在纺织品一体化一开始就提出来的综合性安排的意见，也不接受欧盟提出的行动指南，因为这两个东西实际上就是要在全球纺织品一体化以后，又拿出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并不是经过大家讨论而拿出来的，而是他们自己发明的。
　　
　　关于自由贸易双重标准
　　你总要让发展中国家干点事儿吧？

　　新华社记者：记得薄部长在北京财富论坛上谈到过欧美对于自由贸易采取双重标准，请您进一步加以阐述。谢谢。
　　薄熙来：我所说的双重标准，当时指的是在欧美发达国家有竞争能力的产业里，欧美是极力倡导自由贸易的，主张其他国家一定要打开他们的大门。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能够挑战他们产业的一些产品，就马上搞贸易保护主义，关上大门，我认为这是双重标准。事实上，欧美提倡自由贸易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欧洲是自由贸易的发明家，十八世纪中叶就有了，长达200多年的时间了。但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应该说绝大多数的产业，欧美发达国家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发展中国家没有条件和他们去竞争。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慢慢积累形成了一个有竞争力的产业，就是纺织和服装产业。
　　现在对于他们历来占有优势的贸易领域，他们是抓住不放，而且还要进行限制，你总要让发展中国家干点事儿吧？好，我们开始搞服装、搞纺织，结果刚刚进入2005年1月1日，实现一体化4个月的时间里，开始对我们设限。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双重标准。
　　
　　关于停征出口关税
　　不能让中国纺织品受双重压力

　　西班牙电视台记者：请问薄部长，我们得知财政部公布了对81项纺织品取消征收出口关税的文件，我们想知道中国为什么这么做？
　　薄熙来：关于加征出口关税有两次，一次是2005年1月1日，那次加征关税涉及到148个8位税号，第二次是5月20日，中国的税则委公布对74种10位税号加征关税。这两次加征关税都是中国政府主动采取的措施，其目的是为了稳定我们的出口，同时也是促使中国的企业转变贸易增长方式。但是，在出台这项政策的时候，我们也有言在先，就是如果今后什么地方对中国的纺织品出口设限，进行数量限制，那么我们将把这些加征出口关税的产品从我们征税的目录中排除，毫无疑问，我们不能让中国的纺织品受到双重的压力。　
　　既然你们已经对中国的纺织品进行数量上的限制，中国政府怎么可能对这些产品再加征出口关税呢？中国政府必须非常公平、公正地对待中国的企业，在要求他们顾全大局的时候，我们也得给他们一个公平的待遇。也就是说，如果欧盟、如果美国并没有高度重视中国加征出口关税的措施，仍然采取设限，你们对中国产品采取设限，我们就相应调整我们的政策，你给我们的企业加上半斤的压力，我就要给它撤掉八两的负担。　
　　由于欧美对中国的纺织品设限，我们的损失是直接的。比如说美国现在对7种纺织品设限，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中国20亿美元的出口，影响到16万人的就业。目前欧盟对中国的两种纺织品设限，也影响到3亿多美元的出口和相应的就业人数。所以，中国政府对中国企业十分重视关切，正在积极跟欧美进行磋商。
　　
　　薄熙来说话
　　
　　●我们有一个数字，2005年1月份，T恤衫每打97欧元，2005年3月份是101欧元，可见欧盟T恤衫的市场价格不降反升，不能证明存在着(对欧盟)市场扰乱，而且这是欧盟提供给我们的数据。
　　●我所说的双重标准，指的是在欧美发达国家有竞争能力的产业里，欧美是极力倡导自由贸易的，主张其他的国家一定要打开他们的大门。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能够挑战他们产业的一些产品，就马上搞贸易保护主义，关上大门。
　　●如果欧盟、如果美国并没有高度重视中国加征出口关税的措施，仍然采取设限，你们对中国产品采取设限，我们就相应调整我们的政策，你给我们的企业加上半斤的压力，我就要给它撤掉八两的负担。
　　●遗憾的是，发达国家把最紧俏的、大家最关心的、发展中国家最有出口潜力的那些配额保留到最后一刻，美国保留了90%，欧盟保留了70%。以至于到2005年1月1日体制转换的时候，给外界的印象，出现了中国纺织品激增的现象。在这个很长的过程中，他们是失职的，是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的。

　　新闻背景：欧美对中国纺织品提起“特保”申请
　　
　　欧美近期相继宣布对来自中国的纺织品提起“特保”申请。我国对欧美滥用贸易保护主义进行严正的交涉，打算对其滥用设限行为准备诉诸世贸组织(WTO)。
　　“特保”是“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和“特殊保障措施”的简称。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6条赫然在目：中国产品在出口有关WTO成员国时，如果数量增加幅度过大，以至于对这些成员国的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构成“严重损害威胁”时，那么这些WTO成员国可单独针对中国产品采取保障措施。“特保”实施的期限为2001年12月11日至2013年12月11日。
　　WTO成员还专门针对中国的纺织品设置了特别保障规则。根据该规则，在2005年至2008年，如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对WTO成员国市场造成扰乱，该成员国可临时实行限制，但4年内只能用一次，一次只能持续一年。　　

　　
　　教育部某官员在日前启动的“2005关注中国大学生就业”系列活动上说，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要达到73%以上，即不低于去年水平。我不知道73%的概念是从何得来的，究竟准不准确，有没有注水的嫌疑，反正，既然不能低于去年水平，由于毕业生比去年新增58万多人，相应就得要求市场在原基础上再多提供40余万新岗位，也就是最终要为高校毕业生创造约247万个工作机会。
　　这个想法当然是好，尤其在目前就业形势较为严峻的状况下，倘若真能达此目标，教育部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善莫大焉”了。可我心存疑惑的是：这就业率竟是能制订出来的？

　　市场有市场的规律，由于市场经济的特性，每年对所需劳动力的要求都有所不同，特别是当市场需求面临结构性矛盾的时候，这种年度之间的不同就愈加明显。由于高校教育在某些方面同社会需求不相适应，造成了在相对领域的人才过剩，这样就会出现人才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供过于求，或者供不适应于求，难免造成就业困境。
　　显然，在当下经济形态中，人才需求量是由市场决定的，而市场因时而不同，教育部不可能要求市场对高校毕业生不加选择性地照收，也没有办法强求市场必须要接收多少人。市场就是市场，计划就是计划，强令性的计划与市场经济无干，市场是谁也命令不了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大学生实行统招统分政策，社会上对大学生的需求也很旺盛，基本上是“卖方市场”。在那种政策和社会背景下，教育行政部门不仅能有效掌控就业率，还能够一纸命令，决定毕业生的分配岗位——国家包干，也就包到底了。然而，时代毕竟变了。现代市场经济时代，教育行政部门不再有那么大的权力了，毕业生已经被要求自己在市场中寻觅机会，教育部又怎么能揽得了这个根本不该由自己主导的就业率呢？
　　一个最让人浮想联翩的缘由是政绩观在作祟。类似于“不得低于去年”这样的字句，我们曾多次在各种报告计划中得窥。试想，如果每年都是不得低于去年，并最终“略有上浮”甚至“上升幅度大”的话，就业率当逐步上扬并达到100%才对，可惜连最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也办不到。教育部今年制订了73%的指标，明年呢？
　　在73%的背后，隐藏的更是各高校在就业策略方面的隐忧。教育部制订了73%，作为下级单位的高校难免不制订出83%，93%以至于100%出来，这样的例子似乎也不在少数，最后是数字出政绩，数字出名气。浮夸风刮进了高校，所谓的“最后一片净土”也就难免不清静了。
　　实际上，大学生就业困难，我们更须从反思教育政策方面着手，而不应该与具体的市场斗法。把该给市场的任务交给市场去办，多留点精力，推动已经较为迟滞的大学教育改革，我看才更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