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机制：以利己行为制约利己行为

　　☆孙洛平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

　　对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认识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的观点：一是认为市场机制能够自我调节，无需政府干预；二是认为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自我调节，需要政府介入。当然，这是两种极端的见解，在两者之间存在各种不同偏向的观点。

　　斯密是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它的“看不见的手”是说在市场条件下，人们在追逐自己利益的同时，不由自主地会带来社会整体的利益。具体地说，消费者的钱是辛苦赚来的，买东西百挑而不厌，生产者要想赚到钱，就必须迎合消费者的需要。消费者的一种需要满足后又会产生新的需要，生产者在不断追逐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同时，最终导致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看不见的手”机制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用利己行为制约利己行为”，市场机制就是用消费者的利己行为制约生产者的利己行为，以消除和抑制那些不利的东西。
　　举个例子说明“用利己行为制约利己行为”的思想。十几年前，内地一位公交公司的经理跟我诉苦说，人们上车总是逃避买票，给公司造成很大损失。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投币刷卡装置，因此要刻意挑选一些眼尖手勤的售票员以对付逃票者。同时，还要防止售票员的熟人不买票，车厢里还张贴举报电话。我说，我有一法可以不用一分钱成本而让人人都自觉买票。方法是这样的：公交公司印制一些罚款单，按成本向社会出售，只要在车站抓住不买票乘车者，撕一张罚款单，罚款所得归自己。这样一来，每个车站都会有一些人围追堵截无票乘车者，售票员无需努力，乘车者都会自觉买票。这个方法的要点就是，用一些人想捞点外财的利己行为去制约另一些人想免费乘车的利己行为。要是认为利用了利己行为制约利己行为就不能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那就错了。依靠售票员的眼尖手勤和乘车人的思想觉悟，那些漏网的免费乘车者令人眼红，久而久之，人人学样，社会风尚会变坏。而利用了一些人的利己行为制约另一些人的利己行为，人人都不敢不买票乘车，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社会风尚反而会提高。
　　再举个反面的例子。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锅饭制度就是一个依靠人们思想觉悟的制度，最终的结果就是人人都不思进取。打个比方，一个1000人的国营企业实行平均分配的制度。有一个叫张三的，努力干活给企业带来100元收益，个人为此付出50元的辛劳。发薪水的时候张三多了一角钱，他明白这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从企业的角度看，用50元辛劳成本换得100元收益，是高效率的；从个人来看，用50元辛苦换取一角钱回报，是极低效率的。另有一个叫李四的，工作偷懒给企业带来100元损失，设想偷懒得到的舒服值50元。发薪水的时候李四少了一角钱，他明白这是自己偷懒的结果。从企业的角度看，用100元损失换取50元舒服，是低效率的；从个人来看，用一角钱代价换得50元享受，是极高效率的。大锅饭制度的本质是，你若勤劳就惩罚你，你若偷懒就奖励你。久而久之，人人偷懒。

　　要是认为上述例子都是以往的现象，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了，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那就又错了。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可能比上面的例子更糟糕。限于篇幅，我们就以中国的股票市场为例。
　　社会公众持股的股份公司制度，就是一个以公众股东的利己行为制约公司经理的利己行为的漂亮典范。面对股东与经理之间的较量，政府这个“渔翁”至少得利有三：其一，公司如实缴税。若公司偷税，所得收益归股东分，出了事由经理承担，哪个经理会干这种傻事。若经理虚报业绩多缴税，损害公司长远利益，迟早殃及经理职位，经理也不会干。其二，公司高效经营。公司经营的好坏时刻反映在股票的收益上，股东可以手脚并用进行投票。其三，资源合理配置。社会资本流向高效益的企业，优胜劣汰机制更得以强化。
　　可是，一旦上市公司是一个国有控股公司，“以利己行为制约利己行为”的功能便荡然无存。公司经营者的任免和薪水都由最大的股东———政府说了算，社会公众股东成了只懂得出资的摆设。这样的国有控股公司与原来的国有企业在经营权的控制上几乎没有区别。如果国有企业“变脸”成为国有控股公司就能够搞好，那么国有企业也早就改革好了，大可不必等到现在还在发愁。
　　公众股东不能控制公司的直接后果就是股票市场成为单纯性融资的场所。由于股票市场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使股票失去投资价值，致使居民更多地以银行存款的方式进行储蓄。银行储蓄迟早转化为银行贷款，因此，一个国家较高的银行储蓄比率是与该国企业对银行较高的负债率对应的。这是导致银行不良贷款比率上升的重要原因，它降低了我国银行系统抵御风险的能力，成为引发实体经济不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不仅如此，它还可能危及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保险业健康发展的条件是其保费收入有一个良好的投资去向，这种投资一方面要求资产能够增值保值，另一方面又要求有较好的兑现能力，股票投资就是最重要的选择之一。可是这一点在我国却行不通，原因是我国的股票从整体上来说没有投资价值。这样一来，我国的保险业与外国的保险业将难以处在同样的竞争基点上，除非我国的保险公司能够将保费投入国外的股票市场。这样一来的问题有两个：其一，我们没有外国的保险公司了解外国的股票市场，由此而来的是保险资金的经营风险；其二，大量保险资金外流的不良影响将是显而易见的。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的增长，保险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加之外国保险业的不断进入，这一弱点对我国金融体系健全发展的制约将会日益显现。

　　一个充满不稳定因素的金融体系更显示出政府介入的重要性，不过，政府的这个重要性是人为的。要是政府不刻意利用股票市场为国有企业融资，那么就不会有上面出现的各种难题。当然，政府的介入也就不会显得那么重要。类比经济学中“萨伊定律”的说法，“政府自己创造对其自身的需求”。就是一个“为国有企业融资”的简单想法，足以导致全然不同的经济模式。
　　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垄断势力、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信息不对称等若干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因此许多地方需要政府干预。不过，政府间接调控市场经济还是直接介入市场经济，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选择。间接调控经济的基础是微观经济的各类参与人能够相互制衡，也就是充分发挥“以利己行为制约利己行为”的市场机制。直接介入经济必然使政府成为经济利益的最重要的分配者，政府将无法摆脱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和控制，也难以平息在利益分配中失利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怨气。正如《老子》第七十五章所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我们为什么要对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原因是它不能适应产品体系多样化和更新更替速度加快的时代需要，引入市场分散决策机制是必然的选择。同样的问题是，政府直接介入的经济能够适应分散决策机制的客观要求吗？如果现实迫使我们再来一个对政府直接介入的经济体制的再改革，那么我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也将失去眼下难得的历史机遇。

　　问：目前银行业存在大量不良贷款，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孙洛平：在国外，银行跟政府分开，政府绝对不能干涉银行的业务。美国央行的行长虽是总统任命，但也有一套制度来进行制约。凡是权力必有监督，无监督必有腐败。国外监督的最大对象是政府，因为政府具有最大的权力，监督政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建立一套制度，让银行与政府分开来，这是一个改革的方向，我认为这一步中国也迟早会走。任何一个国家，只要银行系统不受冲击，经济就不会有大的问题。现代国家要想方设法减少不良贷款，这是至关重要的。

　　问：如何看待郎咸平对国企改革的评价？

　　孙洛平：我认为郎咸平所说的是公平问题，而有些学者讲国企产权改革是效率问题。实际上讲的不是一个问题。公平与效率之争是永恒的，是永远讲不清的。郎咸平所说的是钱的分配，目前还有许多地方都需要用钱，比如社会保障、教育、希望工程等，但却在国有企业上花费很多，这是不公平的，而另一些学者是从国有企业多年的经营现状出发，说如果放弃国有企业，可能整个社会经济的效率会更高。我认为目前我国的社会公平问题越来越大，怨言越来越多，公平问题更突出。

　　问：市场经济对创新的影响更重要，还是文化的影响更重要？

　　孙洛平：杨振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抑制了创新，传统文化主张顺应规律，不鼓励创新，我觉得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市场经济的创新能力是天生的，市场需求是阶段性的。一开始，是吃穿需要，只要有资本就行了；接下来，是质量需求，这是一个多样化阶段，“消费者是上帝”是典型表现，企业必须创新；再接下来就是“引导新潮流”，企业一定要走在消费者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