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 六年巨变

　　
　　仅仅六个年头，中国股市就在经历了一次最辉煌的牛市后俯冲直下，漫漫熊市接踵而至。在股市剧烈变动的过程中，脑海中还盘旋着“5·19”巅峰体验的广大股民们，陆续见证了一家家上市公司黑幕被揭、券商陷入旷日持久的生存危机、一个个庄家轰然倒地以及两次规模壮观的股市大辩论，还见证了监管层不断加强监管的努力及其最近在解决股权分置难题上表现出的罕见的勇气和战略家的品格。在“5·19”牛市烽烟散尽之后的今天，回望股市，那些离场的人，那些仍在场内苦苦挣扎的人，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不会毫无价值，一个健康的中国股市正在渐渐走来。

　　5月30日，中国股市最新的黑色星期一，上证指数跌至1060点。再创7年以来的新低。大鹏证券北京东直门外营业部散户大厅门口，股民老王愣愣地看着液晶显示牌，过一会儿又跑进去看K线图。10分钟后他出来了，连连叹息，准备走人。
　　散户厅里只有稀疏的几十个人，一些老头老太太腿盘在椅子上打起了扑克，对液晶显示牌上跳动的数字无动于衷。营业部门口一排破旧的自行车，上午开盘后一个小时，大多都已消失不见。
　　扶着车子，上海人老王心事重重，走走停停。炒股8年后，他已经不再愿意和任何人谈起股票，“一栋房子都炒没了，一个人想想就要掉眼泪，不说了”。“5·19，那年月。”股民们凑在一起点烟，火光印亮脸庞。1999年5月19日，上证指数从1057点起步，当日暴涨，掀起了长达两年的牛市行情，成为股民心中挥之不去的经典记忆。
　　而此后，中国股市从2245点高位跌入漫漫熊市。到如今，上证指数在1100点以下徘徊，几乎又回到了6年前5·19行情的点位。
　　六年一个轮回，股市又见起点。
　　
　　牛市！牛市！

　　章良（化名）坐在大户室电脑前，眼睛盯着电脑不断上窜的K线，顾不上喝茶和上厕所。这是6年前的5月19日，他握着鼠标，关注着自己惟一的股票：草原兴发，手心出着汗，不知道这次暴涨对他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6年后，他知道了。今年5月19日，记者和他聊天。他进入股市时是500多万元，最高时近900万元，今天只余下100多万元。他说这些时，语气平淡，好像是在谈一件与他根本无关的事。
　　中国股市从1990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立起步，至1996年前还被人称为“小市场”，此后便因政府的强力介入而迅速涂上了政策市的底色，主要功能被定位为“国企上市融资”。
　　那段时间，一次政策调整或中央领导的讲话批示能让股市雄起。1997年香港回归，股市反弹，上证指数每天8个点往上窜，不少股票翻番。市场口号从“消灭股价5元以下的股票”，没多久便变成了10元。但“挤泡沫”政策一出，连发“12道金牌”令国企和银行从股市中撤出，股市再次低迷。
　　随后，亚洲金融危机，香港股市大跌，国内股市持续下跌，1998年8月17日600多只股票中300多只跌停。到1999年，国内股市全行业被套牢，许多股票跌破发行价，一些基金跌到一块钱。
　　1999年1月底的一天，一位实力很雄厚的上海大券商营业部经理报账时被告知，他这个月几千块的业务招待费得到下个月才能报。财务说，若再加上这些费用，营业部本月就得亏损了。
　　虽然股市人气涣散，但我国经济当时已走出低谷，物价指数开始企稳，政府激活经济、实现国企三年脱困的目标进入实质阶段，国家对利用股市为国企筹资的愿望也日益强烈。
　　年初，新华社记者对西安黄河、邯郸钢铁、陕西长岭等12家老牌国企职工被股市套牢的情况进行了调研，随后向有关部门作了汇报，受到高层领导的重视。
　　这年“五一”，北京召开了一次劳模表彰大会，在国务院高层领导出席的一次座谈会上，股市成为一些人议论的焦点。一位患癌症的劳模被问：“你手里的股票被股市套牢了，怎么办？”劳模的话令有关领导大受震动：这是国家股票，国家给的，我死后传给孙子，赔死也不转手。
　　当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需要一个牛市的时候，牛市的出现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1999年5月19日上午，股市走势平静，许多买家仍在计划割肉出逃，没想到当天下午突然出现暴涨。领头的是东方明珠、广电股份、深桑达、中信国安等有一个响亮的名份：网络股。
　　几天时间，沪股成交量从20亿跃升至40亿，到5月21日出现“井喷”，达到134亿元。到5月28日，八天累计成交金额904.43亿元，涨幅达20.50倍。
　　许多被套多时的股民当天即纷纷解套，一些胆小的股民当即清仓走人。5月19日当天，上海一位老股民出清股票后，在证券公司门口长叹一声“总算解放了，再也不玩了”。
　　6月15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近期股票市场的企稳回升反映了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市场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正常的恢复性上升，是股市发展的良好开端；……证券市场的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各方面都要倍加珍惜。”
　　章良当时读在职研究生，正在准备论文答辩。股市一火，他只好一边看着股市行情一边写论文。今天他已记不清论文内容，但清楚地记得6月24日沪市一开盘，许多股票疯狂涨停，25日两市成交量达830亿元，创下历史纪录。
　　章良知道，机会来了。他将手中的草原兴发股票抛出，换成银广夏。他胆大好赌，从一开始只买农业科技股，每次只买一只，这次他把100多万的赌注全押在银广夏身上。
　　章良在大户室运筹帷幄的时候，退休工人老王每天在散户厅从早坐到晚，中午为占座位顾不上回家吃饭。看着自己的12只股票“猴子似的往高里窜”，老王的心情极好，吃的盒饭也由5块变成了8块。
　　
　　2245点：最后的迷狂

　　章良发了。他买的银广夏股票从1999年底的13.97元起动，一路狂升，到2000年4月19日涨到35.83元，次日实施优厚的分红方案10转赠10，进入填权行情。一星期之后，章良认为时机已到，将填权后的股票全数抛出，实际每股净赚44元，数百万元尽入囊中。
　　那段时间章良最为风光，工作生活事事如意，被戏称“五子登科”——刚分了房子，生了孩子，升了职位，现在又赚到了足够一辈子花销的票子，在同事的嘴里他被称为“股神”。
　　出乎许多人意料，章良赚钱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原工作单位辞职。这之前，他在一家媒体做了十年广告，干的都是求人的角色，刚刚升任广告部副主任。一夜暴富后，章良四顾茫然，已经找不到工作的意义。
　　章良抛得还是有点早了，股市的火焰越烧越旺。银广夏造假丑闻爆出之前，其股票在2000年12月29日完全填权并创下37.99元新高，折合为除权前的价格75.98元，较一年前启动时的价位上涨4倍多，全年涨幅高居深沪两市第二。
　　四面八方的钱都在进入股市，三教九流的人带着发财梦加入这场金钱盛宴。2000年一年的时间，新开户股民增加1320万户，总数接近6000万户。
　　众人拾柴火焰高，两年里股市一路狂飙，上证指数扶摇直上，最后在2001年6月14日窜升至2245点高位。当时股票从十几元涨到几十元的比比皆是，最夸张的莫过于亿安科技股票，股价由最初的数元钱上涨至126元，成为仅有的一只超百元的股票。
　　2001年2月19日，B股市场开始对内地个人投资者开放，一时间引发开户狂潮，行情持续井喷，又一批人趁着政策的东风一夜暴富。
　　那是一个“全民炒股”的年代：几乎所有的散户大厅里人头攒动，一次行情分析会引来数百人旁听，股民们的嘴中流传着一个个一夜暴富的神话，“内部消息、跟庄”等，成为股民炒股的信条。
　　老王告诉记者，当年连营业部门口卖盒饭的、卖报纸的都赚足了钱。他记得当年有一个下岗工人在营业部门口卖报纸，当时也耐不住寂寞，跟着他们炒起股来，半年的时间就不见人，听说是拿赚来的钱做生意去了。
　　相关产业链迅速成长。以媒体为例，从1999年起，证券类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遍布街头报摊，一些综合性报纸和都市报的证券版面迅速扩版改版，以炒股为内容的影视肥皂剧更是密集出现。《证券市场周刊》，一份老牌的证券类杂志，在股市最为兴旺的时刻，发行量曾达到98万份。
　　那段时间，证券公司、证交所、证券类媒体等，都成了人们羡慕的单位。许多大学毕业生放着银行不进，挤破头也要进证券公司工作。
　　沉醉在这场皆大欢喜的金钱盛筵中，没有人愿意去想明天。股市狂潮背后的极度反常，大量低质量公司充斥股市大肆圈钱、操纵股价掠夺股民、形形色色的权力黑洞等，被参与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例如上述那只股价超百元的亿安科技股票，任何人稍具理智便能看出庄家操纵的痕迹。
　　更让人困惑的是股市热潮中出台的一些政策。《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购买或出售资产行为的通知》及《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相继出台后，很多硬指标达不到配股条件从而不具有配股能力的公司，都有了重新到股市圈钱的可能，同时增发在额度上不受30％的配股限制，而且是按“市场价”增发。简言之：上市公司圈钱能力大大增强。
　　有些人没有被这些现象所迷惑。吴敬琏就是一个。
　　2000年10月，知名媒体《财经》杂志重磅报道“基金黑幕”引起轰动，十家基金联名反击，最后在高层的干预下不了了之。当时，正是吴敬琏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支持文章，说基金不能黑。
　　2001年1月12日，吴敬琏去上海开会，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尾随而至，在旅馆里采访了他。吴敬琏说了一番惊世骇俗的话：“有的外国人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这里呢，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这种活动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上述言论迅速掀起狂澜。当时恰逢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央领导作了打击股市违法活动的讲话后，股市迅速下挫，一些股民在网上将怨气发到吴敬琏身上，称他“一言毁市”。
　　春节过后，网上的诘问升级为报章上的驳斥。《证券市场周刊》在2月8日首先发表文章，称“股市监管得力，市场繁荣，投机成分不大；‘全民炒股论’不成立，中国人炒股才刚刚上路”。
　　三天后，厉以宁、董辅礻乃、萧灼基、韩志国、吴晓求等五位经济学界名人在京西一栋写字楼里约见记者。“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所以他们要约见记者，“全面反击吴敬琏关于资本市场的种种言论”。五位经济学家的结论是：“要像对待新生婴儿一样看待和爱护我国的证券市场。”
　　五对一的形势一出现，吴敬琏的支持率骤然提高，传媒的风向也迅速一边倒。但股市丝毫不受舆论风向的影响，行情持续火爆，终于在6月14日到达了牛市的巅峰。
　　持“赌场论”者不止吴敬琏，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同样有人对中国大陆的股市洞若观火。2001年9月，国际金融巨鳄索罗斯来到中国推销他的新作《开放社会———全球资本主义革新》中文版，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中国的股民炒股像赌博。
　　
　　股市“陷阱”

　　让我们再次回到章良。他卖掉银广夏股票后，仍然钟情农业科技股。最初他看中了一只名叫盐湖钾肥（000792）的股票，控股股东是一家青海的专业生产钾肥的公司。
　　正在他做选择之前，一天他坐飞机回广州，正巧碰上两个基金经理坐在边上。吃完飞机餐后昏昏欲睡时，又刚好听到两个人议论这只股票，“没有开发价值，地质环境差，钾产量低，公司项目不好……”章良猛醒了，以为自己听到了命运的暗示。
　　回到北京后，他放弃了这只股票，小心翼翼地选择了湖北沙隆达（000553）——中国最大的农药生产厂家之一，将八九百万的资金全部投了进去。
　　股市牛气冲天，上市场公司业绩如芝麻开花，媒体要“看好三千点”，股评家们更是巧舌如簧。虽然章良在银广夏爆出丑闻前退出，但他仍然逃不脱另一个陷阱———牛市陷阱。
　　“人造”牛市自然是无法持久的，而绝大多数股民却仍然和章良一样义无反顾，最终他们收获了同样的命运果实：深度套牢。
　　股民投入的都是真金白银，这些钱都流到哪里？
　　首先，中国的股市不是一个全流通的市场，占市值三分之二的国有股、法人股不流通，这使得控股大股东有很大的违规牟利冲动——轻松利用控股地位操纵股票价格，掏空上市公司，从中小股东手中大肆圈钱。具体路线是这样的：股民——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大股东控制上市公司的手段又是这样的：上市公司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亏损。借银行的钱要还本付息，而股民的钱还都不用还。
　　事后总结，这样的例子太多了——2002年2月，上市公司猴王股份第一大股东猴王集团被裁定破产。调查发现，短短几年间，猴王集团拖欠上市公司8.9亿元，猴王股份还为集团提供担保金额为2.44亿元，两项合计11.3亿元，而猴王股份的总资产才9.34亿元——被大股东掏空了。
　　庄家操纵股价进行内幕交易，在健康股市中都被视为过街老鼠，但在中国股市却受到股民公开追捧。在这轮特大牛市中，庄家以合法化的身份呼风唤雨，媒体公然将庄家行为“研究”视为关注焦点，各种“跟庄”软件四处热卖，“庄家大合唱”迎来了最后的疯狂。
　　迄今为止最为著名的庄家应该是吕梁。2001年初，他在北京北辰绿色花园的家中约见了媒体记者，披露了他和一批“北京机构”在股市翻云覆雨、操纵中科系股票的特大内幕，坐庄涉及机构400多家，金额在20亿以上。由于一个庄家抽资逃离，导致2000年底深圳中科股票崩盘，连续9个跌停板跌去市值50亿，令人不寒而栗。
　　更令人震惊的是2004年善庄“德隆系”的全面崩盘。
　　一位资深证券人士引用《无间道》里的一句话说：出来混的，早晚要还。
　　
　　监管升级

　　事实上，从2000年开始，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到任，提出了市场化、法治化、透明化三大目标，对股市中的种种违规、违法行为抡起了监管的大棒。
　　2001年3月，香港证监会的“铁娘子”史美伦受命就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保护中小股民”的口号从此唱响，各项监管的力度迅速升级。
　　上述那只百元股票没挺到股市高潮就出了问题。2001年4月25日，证监会对四家违规操纵亿安科技股票的公司处以数亿元罚款。这四家公司从1998年底起利用627个个人股票帐户和3个法人帐户，大量买入亿安科技前身“深锦兴”股票，到2000年1月12日，四大庄家所持亿安科技股票已达3001万股，占到了流通股的85％。
　　《财经》杂志调查到这几家违规小公司的真实背景：三家公司有两个法人代表，罗中民和罗冬梅，前者是亿安集团主席罗成的司机，后者是他的侄女。
　　2001年7月，就在章良将手中的银广夏股票抛出不久，银广夏造假案发。这个昔日中国上市公司中的50强，2000年中国股市最大的黑马，竟是造假专业户，近四年间7亿多元利润业绩，全系造假。
　　银广夏案带出了中科创业操纵股票价格案，后者堪称“中国股市第一案”：涉案违规资金高达54亿余元，案件波及全国20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00余家单位及个人、120多家证券营业部卷入其中。
　　今天回过头看，2001年是证监会历史上出台各类文件、法规、征求意见稿等最多的一年。证监会重点打击了黑庄，连续查处了几十家违规的上市公司，进一步规范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规范了委托理财，建立了退市制度等。这群具有“海归”背景的官员，以一种近乎理想主义的热情推动中国股市向国际规范接轨。
　　海归派们的理想主义热情，在现实中受到“国情”的制约。山东一家摩托车公司挪用上市公司巨额资金，证监会派员到济南查账，竟得到答复：我们是国有企业，只对地方政府负责，结果连账本也没有全看到。
　　最吊诡的事情出现了：“监管年”，恰恰成为四年熊市的起点。
　　股市在6月攀顶，“99％的投资者都赚了钱，比例之高世界罕见”。面对大好形势，有关部门坐不住了。6月14日前两天，久经酝酿的《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暂行办法》公布，10％的非流通股上市流通。
　　国有股减持触动了中国股市的深层利益格局。股民惧怕非流通股上市后冲击市场供求平衡，银行资金也迅速抽离，6月下旬起，股市狂泻不止，到10月底国有股减持暂停时，三个月回落近千点，被称为“风雨阴霾一百天”。
　　那段时间章良一天到晚对着电脑，脑子里一片空白。“没过几天一辆宝马没了。再过几天，一辆奔驰又没啦。”更难以接受的是，他弃买的盐湖钾肥刚好是极少数跌得不多的股票之一。
　　
　　艰难时世

　　2001年10月22日下午3点，周小川去国务院开会，晚7点多回到证监会。当晚9时，中央电视台播出消息，证监会宣布国有股减持办法暂停。
　　股市持续三个月狂跌不止，每天几十亿市值蒸发，至10月22日已跌到1520点，跌幅近三分之一，市场共损失1.7万亿元。证监会终于坐不住了。
　　10月23日开盘。股市出现了发泄般的井喷。当天沪市涨幅9.86％，深市涨幅更达10％，数百只股票疯狂涨停。
　　为挽救行情，原本信仰市场力量、无为而治的证监会重祭“托市”大旗，连续推出降息、降低印花税、降低佣金以及市值配售等政策，以及一些国情特色的救市方法，如出席各种有明显倾向的座谈会等，期望市场能和往日一样，服从管理部门的指挥。
　　然而，面对市场的“抗药性”，政策效力已大不如前。这轮上涨没有持续几天便急转直下，到11月27日，沪市已经跌破1340点，直逼1300点“政策底线”。
　　国有股减持，打开了中国股市非流通股和上市流通股“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的“潘朵拉”盒子。市场持续低迷，终于到2002年6月23日，国有股减持被正式叫停。和“暂停”一样，股市井喷三天后迅速低迷。这不过是股市又一次痛苦的痉挛。
　　全行业券商也开始度日如年，而降低佣金更让僧多粥少的券商雪上加霜。
　　住在上海世纪公园附近的李景有一天忽然发现，自己家附近的证券营业部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工商银行储蓄所。
　　北京华夏证券咨询分析师吴剑（化名）仍然对牛市充满了怀念。过去“公司奖金三天两头发，冷不丁卡上就多了一笔钱”。开会最起码也要到郊区找个度假村，现在“所有的会都在自己的小会议室开”。而他的另一位同行更幸福，那时她所在的营业部不是每月、也不是每星期，而是每天按交易量发奖金。
　　熊市之后，裁员减薪的寒流波及众多的证券公司，一些规模比较小的券商，裁员几乎已经到了50％。
　　问题券商的日子更是风雨飘摇。
　　第一个死掉的券商是鞍山证券，它因为挪用10亿保证金以及违规发行20多亿债券被证监会撤销。
　　一段时间内，问题券商出事似乎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类似的违规行为不断发现。大连证券等相继关闭，大鹏证券等被其他券商托管。
　　遥想1999年6月15日《人民日报》评论发表以后，28家大型证券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聚齐证监会发表倡议书，表示面对这波大行情，要“倍加珍惜，严格自律，积极参与，用实际行动维护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短短几年，沧海桑田，这批当年壮怀激烈的诸公有几人做到了“严格自律”，又有几家做到了金身不破？
　　股市经受两年震荡后，终于有了2004年2月《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国九条”），提出了发展资本市场的重要举措，但是股市稍作反弹又陷入低迷，沪指数月后更是击穿了1300点“政策底”。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国九条”在证券市场制度发展层面上指明了路线图，但制度性建设并不等同于救市，“国九条”后半年相对空白，导致利好政策效应不能体现，结果又一批看好股市的股民被深度套牢。
　　2004年6月开始，新股发行开始一路走跌，更奇怪的现象出现了：6月29日济南钢铁上市首日盘中跌破发行价之后，新股首发跌破发行价的现象屡屡再现。
　　“上半年频繁的新股发行，就像对一个垂危病人连续抽血。”一位证券业人士说，在发行上市的93只股票中，跌破发行价的超过30家，4只股票更是在上市首日即跌破发行价。
　　股民们损失惨重。2004年8月底，证监会不得不短暂停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一个多月前，老王所在的散户大厅里，一位50来岁的股民突然两眼发直，像喝醉了酒一样走来走去，说着胡话，有熟人迅速打电话叫他女儿过来接回家了，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来。“他用10多万的积蓄炒股，全陷在里面了。”老王说。
　　从2004年起，吴剑感到和股民们越来越难打交道。“没说几句话，说翻脸就翻脸。”
　　这一年，投资者新开户162.16万户，而在2000年是1319.16万户，2001年是849.28万户。
　　这一年，社会上冒出一句新的俗语：“远离毒品，远离股市。”
　　股市在今年2月份跌破1200点后，经济学者郎咸平和吴敬琏先后发表讲话说，中国股市“不如关掉算了”。
　　
　　股权分置改革，绝处逢生的契机

　　周小川离任，高西庆离任，接下来是史美伦离任。
　　2004年9月13日下午5时许，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史美伦在结束上海的休假之后，乘飞机直飞香港。3个小时后，她回到了阔别三年半的亲人身边。就在她离沪半小时后，新华网挂出一则消息：国务院正式免去史美伦的证监会副主席职务。
　　9月13日，史美伦回家。14日，沪指上涨40点。15日，沪指大涨50点。股市以一种意味深长的方式告别史美伦。
　　这几年里，证监会领导走马灯似的换，平均两年一个，副职和中层到现在已换了30多个以上，也有一些人出去单干去了。
　　值得记住的还有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发审处副处长王小石。2004年下午，他被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从办公室带走。检察院接到举报，称他涉嫌接受他人巨额贿赂。他是证监会机关被逮捕的第三名官员。
　　但股市走势仍在下探，而股民的损失仍在继续。5月19日，股市回归6年前的起点。
　　与4年熊市股民惨重损失相对应的，是上市公司圈钱数量迅速增加。数据显示，1991年至2005年3月，上市公司共融资11705.21亿元，这包括了A股、B股、H股以及可转债。如果抛开H股以及可转债，融资总额大约为8347亿元。而在最近4年中，融资额却达到了4345.04亿元，占到融资总额的52.06％，超过融资总额的一半以上。
　　此外，有资料显示，我国资本市场的筹资额呈逐年下降趋势：2001年企业通过股票渠道筹资占总筹资额的7.5％，而同期银行贷款约占76.9％；到今年上半年，股票筹资比例已下降到1.6％，而银行贷款比例则上升至89.5％。
　　这意味着，股民们尽管付出了太多牺牲，但他们没有分享到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也没有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出太多的贡献。
　　二年牛市，四年熊市。这六年内，我们有过大喜，也经历过大悲。那些早已对中国股市彻底失望的投资者，也许早已变得不喜不悲。
　　但股市在此刻酝酿着新一轮的转折。
　　业界逐渐形成了共识：解决股权分置不是万能，但不解决股权分置却万万不能。去年“国九条”明确提出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成为中国股市发展的重要一步。
　　2005年4月底，证监会接到高层同意股权分置改革试点的批复后，以果敢姿态排除杂音，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推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为上市国企股权的全流通问题开启了解决之道。
　　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是一场输不起的重大实践。
　　5月9日，证监会圈定金牛能源（000937）、三一重工（600031）、紫江企业（600210）、清华同方（600100）4家上市公司进入股权分置改革首批试点程序。三一重工公布首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对价的方式对流通股股东实行“10股送3股派8元”的实际补偿。
　　中国证监会、国资委在5月30日联合发布《关于做好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要求“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股权分置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于次日宣布推出第二批股权改革试点工作。
　　由于试点推出后市场持续下跌，股权分置改革仍然引起了不少争议。有看法认为，股市国家垄断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无法真正成为真正的市场，试点意义有限。主流的看法是，改革方向、原则基本正确，长远看来是利好。“开始做了就是好事，让利多少是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东的博弈结果。只要在过程中对方案勇于纠错，不断完善就有望成功。”
　　“再长的隧道也有尽头。”《证券市场周刊》主编方泉说，股权分置试点的启动，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争夺将依次展开，从而带来更大的合法投机空间。
　　他坚信，“危机过后便是机会，股市基本上遍地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