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学与中学之间的桥梁，高校招生考试既是高等教育的起点，也是高等学校与社会各界联系最密切的方面之一，因此高考改革相当敏感。大规模选拔性统一考试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尤其是长期实行高考之后，其利弊得失都充分显露出来，因而要求改革高考制度的呼声日渐高涨。近年来高考从内容、科目到形式等各方面都在不断改革，但是，改革又引起新的矛盾，某些改革甚至根本无法实现其初衷。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高考改革中存在着一系列的两难问题，若只注意问题的一面而未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有的改革反而会带来比原先更大的消极后果。从表面上看，高考不过是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考试，但高考竞争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根源，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责任，高考竞争实质是学生毕业后的社会地位与物质待遇的竞争。高考中反映的许多问题，固然有考试中的问题，教育中的问题，但根本原因是竞争，是社会问题，即教育以外的问题［1］。 众多的社会矛盾和教育问题集中地在高考中体现出来，自然使高考改革处于一系列的两难选择之中。只有理清这些两难问题，才能使高考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进行。
一、统一考试与考查品行的矛盾
要保证统一考试的公平性，就必须以考试为取舍标准，即不管家世出身和平时水平如何，在考试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唯才是举，公正客观，排除了人为因素的干扰，而不足之处是这种“才”只是考场上发挥出来的才学，更大的缺点可能是重才轻德，因为单凭考试成绩无法判断考生的德行。考试的局限，恰好是推荐的长处。从理论上说推荐可以考查学生平时的品行表现，可以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不致出现高考制下唯考试是求、智育一枝独秀而忽视德育的局面。只是推荐制实行时很难有客观标准，很容易弄虚作假，在我国重视人情与关系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以统一考试来解脱人情困扰。
不过，高考中也并非全无德育因素。考生通过高考所表现的差距，不仅是知识与能力的差距，还有对竞争特别是激烈竞争态度上的差距。高考的公平竞争精神，对考生的毅力和拚搏勇气是一种磨炼，也有助于培养学生合理安排时间的能力。学生夜以继日地发奋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参加高考，接受国家和社会的挑选，表现了有志青年为祖国的富强、为科学文化的繁荣而奋斗的决心，表现了年轻人对社会、对父母、对家庭的责任感，这是政治，是德育。至于选报志愿，更表现了考生对社会分工、对国家需要、对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态度，也反映了考生的人生观、责任感，因此，高考选才并非单纯的智育［2］。
而且，才学与品行二者之间有分离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学问才能优秀而品行不端的例子可以找到，而品学兼优的人更在多数。历史上通过科举考试获得进士科名者多数是德才兼备的，作恶多端的不是没有，但毕竟只是少数。由于进士入仕者长期受“尊德性、道学问”教育的熏陶，一般而言要比通过捐纳保举或门荫、胥吏之途入仕者较为廉洁正直。金朝世宗皇帝就曾说过，从吏途起家者虽有行政能力，但“廉介之节，终不及进士”。一般而言，进士出身者较为熟悉历代兴衰的经验和做人的道理，因而较重视名节，清正廉洁［3］。
关于现代高考优胜者道德水平是否较高的问题，虽没有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但前几年一些城市试行无人售报办法，出现了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即越是文化水平高的社区自觉交钱取报的比例越高，其中大学的无人售报点收款率最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文化水平较高的群体在整体上社会公德和文明观念可能较强。当然，就考试选拔本身而言，仅凭卷面成绩是无法看出考生的思想态度和道德水平的，因此，采用统一考试以防止舞弊不公与参考平时表现以考查德行往往是难以兼顾的一对矛盾。
二、统一考试与选拔专才的矛盾
高考最大的好处是公平择优，不足之处是无法测出个性独特及具有某些方面特别专长的人才。作为一种“公平尺度”，高考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几百万千差万别的考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压抑考生个性和求异思维，这是大规模统一考试固有的局限。公平客观与选拔专才往往成为两难选择。一千多年的中国考试史表明，要么追求公平客观却可能遗漏某些特殊人才，要么注重选拔专才却可能出现录取不公的现象。在这两者之间，绝大多数考生和家长宁愿选择前者，选择平等的竞争。过去，为了照顾某些特长生，如有体育特长的考生，在招生中允许降分录取地区及以上体育竞赛获奖者，结果出现了有的地方地区级运动会一年开几次的情况，一些获奖者升入大学后运动成绩平平，或以身体不好为由不参加校系组织的运动队。在这方面，无独有偶，与我们具有相同文化传统的韩国，也出现不少假体育选手混入大学校园的现象［4］。
竞争性考试注重普通学识而非专门科目，这样有利于公平比较。若考试科目分组太细，“个性”太强，甚至于难以跨组录取，则体现不了高考升学机会尽量均等的公平原则。1985年以后的几年，有一些省市实行新高考科目组，虽打破了通常文理两大类的划分办法，设置了4 个以上科目组合，但由于科目太少、分组过多，实行起来遇到许多问题，几年后实验便告结束。1999年广东省试行“3＋x”科目组合也遇到类似问题，由于多数考生选择了“3＋1”，而这“1”科考试的报考人数、 考试难度差别相当大，造成了新的不公。有的论者不明白公平客观与选拔专才往往难以兼顾的道理，提出要让高考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或设置一些针对某些专门领域的考试科目以突出个性并决定取舍。实际上，要求高考在统一测试的同时又能在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方面起重要作用是难以成功的。专才的选拔只能通过非统一考试的方式进行，较理想的办法是在全国统一高考之后再由各高校举行专门的考试或面试。
三、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
实行统一考试，各地各校的考生必须接受相同的测试标准，其中脱颖而出者总体而言当然要比名落孙山者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因此，科举中试人数的多寡是中国一千多年间衡量一个地区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的最重要、最客观的指标之一，科名也就成为地方集体追求的对象而不仅仅是个人奋斗的目标。中国科举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分区取士与凭才取士之争，其中尤为著名的是北宋中叶的大争论。司马光主张分区定额录取，欧阳修坚决反对，认为考试应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以保证考试的公平性和客观性。发展到明代，则从最初完全按考试分数高下来决定录取逐渐演变为分区分省定额取中。分区定额录取的办法带有优待照顾边疆和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地区的用意，从自由竞争的角度来看，是与考试的公平原则有些矛盾之处，但从调动落后地区读书人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当地人文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等角度看，则有其合理之处，所以越到后来越是从考试公平趋向于区域公平。这一传统一直影响到近代以来我国高等学校的区域布局和高考分省市定额划线录取制度的实行［5］。
近年来，北京、天津（实际上也包括单独命题的上海）的高考录取，重点、本科、专科各档最低分数控制线比湖南、湖北、河南等“高考大省”要低100分左右，以至同样考分的考生在北京可能上重点大学， 在有的省份却连大专也上不了。对这种失衡的高考分数线的强烈不满不时见诸报端，今年二三月间的《中国青年报》更是设置“倾斜的高考分数线”专栏刊发大量言辞激烈的争论文章。全国政协委员中也有人提交了不只一份关于“高考应在全国范围内按分数高低统一录取”的提案。在讨论中，北京的论者与外省的论者形成鲜明的两派。北京的论者一般认为100分的差异并不见得有100分的含金量，北京、上海学生分数低，但综合素质高［5］； 各省的论者多数则认为省市录取分数不同是高考中最大的不公，高考分数差是产生应试教育的祸根之一，应该废除现在按地域录取新生的办法，用1到3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行从高分到低分的录取方式［6］。
但在讨论中，多数人并未意识到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是一个无法完全解决的两难问题。我国在二三十年代，各大学实行单独招考，完全凭考试成绩录取，结果出现边疆及文化落后省区绝少有考生考上北大、清华的问题，因此当时教育部第10届教育联合会曾建议各主要大学将招生名额的一部分分给各省区。虽然现在高考分数在向教育落后、经济贫困地区倾斜的同时，也出现了向教育资源丰富的大城市倾斜的情况。这些直辖市之所以录取分数线较低，是因为这些地方国家重点大学多而考生数量相对较少，而这些国家重点大学重点投入的又多是全国纳税人的钱，这自然会使人心理不平。只是我们要明白，古今900余年来关于这一两难问题讨论的观点如出一辙， 不存在绝对的公平和完美的解决之道，只能在兼顾两端的情况下求得相对的平衡。
四、保持难度与减轻负担的矛盾
如何在保持考试的难度和区分度的同时不加重考生的课业负担，是大规模选拔性统一考试面临的又一两难问题。从理论上说，考试应该用教材中的重大问题或重要的知识要点来命题，这样可以学用一致地选拔有用之才。可是从命题的实际运作来看，考试制度实行较长时期后，若教材和考试大纲未变而又不允许超纲，则很容易出偏题甚至怪题，为了保持区分度和难度，出题者往往不按常规命题以扩大命题的范围。但出偏题势必增加考生的学习负担，使考生穷于应付，并随时迎合新内容和新题型想出新的对策，于是便会出现水涨船高、层层加码的命题趋难现象。科举考试中八股文命题从正大典雅走向偏难险怪，最后使八股文这种古代的标准化考试文体走到穷途末路的历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前两年语文高考试卷之所以受到文学界的激烈批评，也是因为为了防止主观试题评分误差和保持区分度而导致命题过于琐碎。
过重的学生学业负担应力图减轻，但就高考来说有其限度。因为高考是常模参照性考试，决定考生是否被录取、上什么大学的是其在考生中的相对分数位置，所以多数考生会尽全力去积极备考，这种竞争态势造成试卷难度总要维持在一定水平之上。只要我们明确认识高考竞争实质是社会竞争的浓缩，考试和命题中的有些问题是难以兼顾的必然现象，就不会指望仅靠高考改革来解决减轻学业负担问题，而是注意进一步改进命题技巧，并在考试内容和增加录取率、转变教育观念等根本问题上多下功夫，使高考改革日益走向科学和理性。
以上所谈只是高考改革中几个主要的两难问题，但已足见高考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很大的难度和影响。如果只看到问题的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就有可能使高考改革走弯路。而即使是一个省的改革不当，也会影响10万考生的前途和命运。在高考改革中的一些两难问题上，不应企望十全十美或两全其美的办法，只能在两难之中求得平衡，把握一个度。千万不能受到一点压力就草率地进行改革，只有在全面研究和长期规划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行，才能使高考改革健康稳步地前进。
【参考文献】
［1］为之.关于高考几个问题的思考.中国考试，1995（1）
［2］杨学为.莫把高考当作单纯的“智育”.求是，1996（22）
［3］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271—273
［4］韩国大学体育中的怪现象：特长生并非都有体育专长. 参考消息，1998—10—14（5）
［5］刘海峰. 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1）
［6］藏铁军.100分的差异是不是100 分的含金量， 中国青年报，2000—03—07（5）
［7］郑琳. 全国政协委员建议高考应统一分数线. 中国青年报，2000—03—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