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学校长对社会矛盾焦点的思考

　　[编者按]教育公平、就业困难、医患关系作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引来“两会”代表、委员高度关注。今早温家宝总理在接见中外记者的招待会上，在回答香港文汇报记者问题时提到，“我觉得最痛心的问题是在我这三年的工作中，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各方面问题解决得更好。”在广州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也在思考这些热门话题。本报特转载《南方日报》2006年3月11日的一篇深度对话报道，以飨读者。
　　
　　“教育公平、就业困难、医患关系已成为我国社会矛盾焦点……”
　　“教育、看病是致贫、返贫首因……”
　　“如今大学收费正挑战普通百姓的承受能力……”
　　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声音正在各媒体铺开盖地，引来“两会”代表、委员高度关注，甚至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多次提及此类民生话题。　　
　　而在一个安静的校园的一角，一位大学校长对当下这些热门话题却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思考视角，并在校园内发起讨论。
　　但当我们提出就这些议论进行采访时，“主角”——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教授就显得非常犹豫了。他的担心是：我既不是政协委员，又不是人大代表，我的观点只是一介书生的个人想法，一放出来，不会被“板砖”拍死吧？
　　黄校长的考虑是，希望社会能够多一些的思考，真正为大学、为国家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分析，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些问题。

　　关于教育致贫——非义务教育，具有一定个人长线投资的属性
　　
　　记者(以下简称记)：非常感谢您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教育致贫”的观点可能来自两份调查，一份是甘肃农业部门2004年的抽查，结果显示因教育因素返贫的农民数量占总数的50%。后来，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共同发布了《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其中有数据显示，在中国农村子女教育所用的开支占了家庭收入的32.6%。

　　黄达人(以下简称黄)：我的观点是，如果因义务教育而返贫、致贫，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事实上这个问题已引起政府高度关注了，温总理已经宣布，两年后全国所有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将不再收取杂费，我们广东今年九月就将在全国率先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另一方面，如果是农民孩子接受非义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而“返贫”、“致贫”，那就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分析一下了。

　　记：以前一家人培养一个大学生就有望脱贫，现在读个大学4年下来起码需4万，这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的确是笔不小的开支。

　　黄：高等教育在一定范围内的收费是具有合理性的，正如同济大学校长万钢认为的：“大学教育收费，从某种程度上，是教育公平的体现。因为国家投入高校的钱都是来自纳税人的，而上大学的人总比不上大学的人少，如果都免费的话，那对不上大学的人是不是公平呢？”我赞同他的观点。事实上，在任何国家，接受高等教育，家庭及个人都必须有所投入，应该说，大多数的人都会认同非义务教育具有一定的个人长线投资的属性。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决定了一个人能否具备较高的人力资本，从而能否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有利的位置，大学生毕业工作后，他们也就具备了较强的反哺家庭的能力。
　　
　　关于就业难——既然是投资，就一定会有风险
　　
　　记：但是4年花了这么多钱，现在找工作又困难，这个投资能收回成本并有所回报吗？

　　黄：既然是投资就一定会有风险。以中大的学生为例，保守地说，近几年来我校本科毕业生的平均收入为2000元左右，两年就大约有5万元的收入。他们应该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将大学期间的费用通过劳动赚回来，养活自己，同时也可以回报父母。我想，是否可以也进行这样一个调查，统计一下这些农民的孩子学成以后反哺家庭而脱贫的情况，这些数据也一定会是有意义的。

　　记：作为中山大学的学生可能找工作没太大问题，可其他高校，特别是大量的专科学校就难说这4年下来能不能“反哺家庭”了。

　　黄：这的确是一个难题。我没专门做过这方面的调查，掌握信息不全面，但其中是不是有两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对“就业难”应该怎么看？这里面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现在市场对大学生的需求并不是没有了或减少了，而是开始由原来的大型企业、外企、政府机关等部门转向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基层，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就业这个问题上，需要我们的大学生们转变观念。

　　“就业难”还反映出我们高等教育结构还有不合理之处，例如，各个高校之间，办学层次不清晰，定位不明确，差异性不强，大家都想着来办本科，来办重点大学，而不是根据自己实际，办出适应市场需求的特色。在专业的设置上，不少高校也存在问题，还是主要依靠现有的教师队伍、历史传统来设置专业，而不是顺应市场需求来设置专业，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会与市场有所脱节。我觉得现在是到了需要进行自我反省、调整结构的时候了。
　　
　　关于医患关系——有问题当然要曝光，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曝光
　　
　　记：作为有七家附属医院的一校之长，您对于医患关系也是有话要说。

　　黄：我觉得现在一些舆论对于医患关系的报道角度是有失偏颇的。要知道，不正常的医患关系其实不利于医生对患者的诊治，就像接受心理咨询一样，如果不信任心理医生，怎么可能治好心理疾病呢？

　　记：但这种信任应该首先建立在医生的仁心仁术上。

　　黄：我想，医疗纠纷一定是存在的，也确实存在一些不称职的医生。但是，作为一个学数学出身的人，我更重视其中的统计意义。我始终相信这只是个别的现象，不是社会的主流。我相信，我们绝大部分的医生还是“医者父母心”，有职业道德的。我希望我们的舆论还是要给人以光明，给人以力量。

　　记：那您认为不应该搞那么多舆论监督了？

　　黄：我绝不是这个意思。有问题当然要曝光，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我要说的是用一种什么心态去曝光这些问题，怎么才能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这让我想起了非典时期，那时候的情况与现在截然不同。在非典突如其来的时候，我校附属二院首当其冲。在当时的隔离区，医生、护士可以说是一批批的倒下去，又一批批的冲上去，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当逃兵，真的叫做前仆后继。我记得，当时我们二院的院长就站在医院的天井中央流泪啊。那时候，全社会都对医务工作者充满崇敬之情。我想，仅仅时隔三年，他们的医德不至于就跌落到多么差的地步吧。

　　中山大学有七家附属医院，我对医护人员这个群体的了解是直接和深切的。他们的事迹常常深深地感动着我。现在每当有学校附属医院举行医院前辈从医周年的纪念活动，我都会尽量去参加，因为我相信我们绝大部分的医生、护士是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我要去支持他们。
　　
　　关于大学收费——我们的办学经费，一半还需学校自筹
　　
　　记：中大的学生所交学费占整个学校办学经费的多少？

　　黄：目前社会上关于教育成本的计算方法存在很大分歧，按照我们自身的估算，像我们这样的以研究型大学为定位的大学，培养一个学生每年需30000元左右，而我们收学生的学费是5000元左右。据了解，国内其他重点大学一名本科生1年的培养成本也在这个幅度，有些还更高些。

　　记：中大这样的重点大学国家投入的钱已经不少了，“985”、“211”，很让人羡慕了。除去收的学生学费外，另外的25000元应该也由国家承担吧？

　　黄：这就是问题所在，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认为高校特别是我们这样的重点大学是完全由国家养起来的。中央财政、地方政府这几年对中山大学已是厚爱有加。国家、地方政府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尽管这样，我们目前的办学经费仍然是一半来自政府拨款，一半还需学校自筹。据我了解，中国大部分高校都是如此，有些自筹的比例可能还会更高。正因如此，每年我们教师的科研经费至少有一半需花在学生身上。其实国内许多高校的效率已经是很高的了，例如，我们的师生比已是1：20，有些学院甚至更高，教师的工作量非常大。另外，中国高校还是一个“老国企”，不少老学校还有数量很大的离退休教职员工，这些退休教师也还在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发挥着作用，但这方面的负担很重，这其实也是高校为国家承担的责任，也都要计算在成本内的。

　　记：社会上大家对分担成本机制还是比较理解的，但是，对于大学的办学成本总有诸多质疑。

　　黄：有质疑非常正常。我认为，就我国高等教育目前的情况来看，笼统地说大学办学成本有多少是有些不合适的，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不同的大学，办学成本一定存在着差异。首先，一般的民办高校与公立的重点高校的办学成本就大不相同，但民办大学学费却几乎是公立高校的两倍。当然，它没有政府财政拨款，但政府财政对公立大学的年生均拨款也并不高，约每生每年几千元，而且据教育部提供的信息，各级政府对公立大学的实际生均拨款已连续4年下降了。另外，在公立大学之间，办学成本也明显不同。在一些国内一流的大学，有各种形式的国际交流、国际合作的项目，学生们可以利用的教学资源要比其他学校多很多。可以说，越是高水平的大学，它运行的成本就越高，总体教学质量也就更好。因此，我认为，对于国内高校的办学成本的评估必须根据不同学校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泛泛而谈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记：有学者提出大学收费公平新思维，采取国家设定收费上限，大学收费自由定价，不同高校、不同专业的“价格”由“市场供需”来调节决定，也许就能解决您说的这种收费不公平。

　　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它是对传统公平概念的一个挑战，但如何具体实施，恐怕还有许多难题需要解决。

　　记：这样一来，重点大学收费高了，贫困的学生不是更读不上了吗？

　　黄：如果政府真的要执行这样的政策，我可以告诉你，各个重点大学肯定都会想尽各种法子来设立各种奖学金、助学金。对于优质的生源，哪个学校不抢着要呢？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国家和学校也有保障学生学习权利的责任。我可以郑重地承诺，在中山大学，至今没有出现学生因为经济原因而辍学的情况。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