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反思政府诚信　不断改善行政习惯

　　
　　昨日的《信息时报》以《一个未实施的善意谎言》为题，报道了广州铁路公安部门为广州火车站春运工作所做的紧急预案的某些细节。其中紧急预案三是这样设计的——如果火车站拥堵情况严重，他们会告诉旅客说在广州西站那边也有车子坐，让滞留的旅客去站西路那边候车，这样滞留的旅客就可以有序地流动起来，即使是旅客到了那边发现没有车子坐，部分旅客再走回来都好，也会比一起留在广场挤在一起强。所幸的是，由于铁路部门与地方相关部门协调有序，这些准备措施都没有派上用场。
　　和以往相比较，今年广州火车站的春运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刑事发案率明显下降。应该说，这是广州市公安、铁路等政府部门和广大市民多方面努力的结果。其中公安部门的勤力辛苦更是有目共睹。不过，就这个紧急预案来说，如果真的实施的话，很明显对社会和政府本身都会造成极大的伤害。作为不得已的情况下政府的权宜之计也许可以理解，但我们坚决反对以表扬的眼光去看待它，甚至理直气壮地进行宣扬——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政府公然说谎都不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情，为一时的行政工作的方便而牺牲政府诚信，只能使政府付出长久而巨大的代价。事实上，去年11月份，哈尔滨市政府就曾经因为松花江水体污染而说过这样“善意的谎言”，但结果是什么呢？人们普遍怀疑政府的说法，几乎引起了全市性的恐慌，直到政府披露水体污染的真相才得以收场。而政府方面更大的损失则是：对政府的信任已经大打折扣了。

　　在政治生活中，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存续和能够执行各种行政功能的基本前提，丧失了这种信任，政府工作将寸步难行。这是因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不仅由宪法予以规定，还须由一种内在的社会心理加以维系:法律所规定的政府的组织、职权和运作程序等等不过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外在的关系。而要形成真正的良性互动，则需要政府和公众之间相当程度的信任，这是政治道德层面的事情。而我们知道，作为一种诚信和道德，是需要多年的积累、重复多次地取信于民才能艰难达到的。这种相互信任既重要又脆弱，政府做了100件承诺过的事情也不过是正常的行政行为，而只要有一次说了谎，其信誉就会面临破产。到时候，即使法律规定再完善，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除了对政府工作和政府本身的损害之外，政府失信的社会效应也是巨大的。我国有着“以吏为师”的传统，政府实际上是全社会最有影响力的“教育者”，而且“身教更重于言教”。政府失信于民对社会有很坏的示范效应，对于政治道德、社会道德更有巨大的破坏作用。在政府失信的情况下，人们更容易撇开对自身的道德约束，更变本加厉地钻法律空子进行欺诈。所以，“善意谎言”预案一旦实施，其结果未必是“善意”的。即使能够暂时缓解车站拥堵，但其长久的恶劣影响却是巨大的，两者的轻重我们需要重加权衡。就算是站在公众的立场上考虑，有关部门于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临时(而不是有预谋地)实施了“谎言行政”，事后也需要相关部门的责任人受到相应处罚作为后续处置措施。如此才能对公众有所交代。
　　话说回来，即便单纯从技术上看，本项“善意谎言”的预案也未必能够起到化解危机的效果，更有甚者，它有可能成为更大规模危机的导火索。可以想象，对政府部门相当信任的旅客们毫不怀疑地来到西站，结果发现上了当，其感受如何？这种受骗后愤怒的心理，再加上春节回家的急迫心情，以及数万人拥挤在一起的极度紧张的氛围，会发生什么样的群体性事件可想而知。而有关部门对这种新生的、有可能比站前拥堵更严重的危机有何处理措施则未有提及，也说明了我们对于公共危机和突发事件的处置机制还不够成熟。
　　当然，这只是一个未经实施的预案而已，对比今年广州春运情况的大大改善和各级工作人员的辛苦工作的实际情况来说，也没有必要上纲上线，但其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长久以来流传下来的行政心理和行政习惯却确实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健全的信用体系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对待“政府谎言”，我们国家经历了一个从不假思索地实施，到把它作为不得已情况下才采取的预案的转变过程。我以为这已经代表了政府行为的某种进步。政治上再进一步的发展应该就是通过更加完善的危机处理机制、更加深入的政府诚信意识，把这种“善意的谎言”排除在政府工作的选项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