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贫富差距需要贫富和谐

　　
　　是否征收遗产税，是一个已经讨论了多年的老话题。在最近讨论贫富差距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希望通过开征遗产税，缩小贫富差距。但政府并不这样看。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近日宣布，中国不准备征收遗产税，目前也没有征收遗产税的计划。原因则是技术性的：征收个人所得税所需要的相关信息很不完善，无法实施。
　　应当说，现在不是一个宣告此一官方立场的好时机。但是，这个决定本身是正确的。而在此公众舆论出现情绪化偏差的时候，对于涉及到财富、富人群体、贫富差距的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也是十分必要的。
　　最近两年，贫富差距迅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不过，在社会辩论过程中，某些让人担心的情绪和观念浮现出来，就是对财富、对富人、对市场化改革的讨伐和仇恨。有些学者匆忙宣告市场化改革的失败，并误导民众相信，扩大和强化政府权力就是拯救穷人的惟一办法。至于有些愤青，则公然地主张“仇富”。
　　遗产税也被赋予了某种情绪化含义。在有一部分人眼里，遗产税是对富人的一种惩罚。尽管很多人也知道，从技术角度看，即使现在勉强开征，也只能是表示一种象征性姿态，而并不会有实际的效果。因为，中国人致富的历史曾经断裂30年，只是在最近这二十年才可以追逐财富，因而，几乎所有富人都在壮年。只有在死亡继承时征收的遗产税，只怕最近十年不会有多少收入。
　　明知并无多少实际效果而仍然坚持开征，人们追求的就是那种象征性效果。问题是，这种对富人的姿态，是否必要、合理？或者换句话说，富人跟穷人真的是互相对立，他们的利益真的是此消彼长、互不相容的吗？

　　从长时段看，中国社会始终在一治一乱的恶性循环中徘徊。财富与权力两种最强大的世俗力量互相勾结和腐蚀。历史上由于权力难以受到约束，依附权力的群体因而丧失节制，疯狂地进行掠夺，民众自然会不满、愤怒、仇恨，某种反社会的情绪逐渐在社会机体中生长传播，到了某个临界点，弱者就以极端的手段改变现状。
　　在当代中国，贫富差距之所以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造就了一批富人，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一直受到权力之手的束缚，因而，有些人致富的过程，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当某些强者因为占有而狂欢的时候，弱者却因为丧失而痛苦。
　　现在，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能否阻止这个恶性循环继续往前走？有些人大约正是依赖本能，自然地走向了对财富、对富人的仇恨，并希望借助政府权力剥夺富人的财富。在这些人看来，一个社会必然要分成富人和穷人两个互相对立的利益集团，他们只能玩一种零和游戏，一方之所得，就是一方之所失。也因此，实现社会公平的手段，就是劫富济贫。穷人需要救济、帮助，所以，需要政府向富人不断地征税。
　　然而，是否要以剥夺富人的手段，来实现弱者、穷人对于公平的渴望？如果说，在过去，由于制度上的缺陷，某些富人是借助权力发财致富，并在此过程中对弱者造成了某些损害，那么，现在要纠正它，就不应当把错误的做法重复来过。正确的做法是，政府不偏向于任何人，平等地对待所有人，平等保护所有人的自由、政治权利和财产权。
　　只有通过这种公道的法律秩序，才有可能实现不同社会群体的和解，使其寻求和谐相处之道。一个和谐的社会，肯定是一个各个群体妥协的社会。为此，首先需要政府从制度层面上对不同的权利和利益作兼容性处理。以征税为例，政府征税不是为了惩罚富裕群体，而是为了向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缩小贫富差距的手段，不应当是人为地压制富人发财的速度，而应通过平等的权利保护提高穷人致富的速度。其目的不是要让富人变穷，而是要让穷人变富。
　　社会要走出恶性循环，除了制度变革之外，也需要整个社会寻求和解。富人首先需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政府不征收遗产税，并不等于富人就不需要回报社会。其实，富人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回报社会，比如，创办企业助人，从事慈善活动。
　　不过，在这方面，政府需要清理相关制度障碍。假如法律制度、经济体制、包括民众的意见能够让富人对未来前景有稳定预期，则大量财富就会转化为投资。假如政府能够提供良好的税收激励机制，富人也可能更为积极地从事慈善事业。在谴责中国富人的时候，很多人都提到比尔·盖茨的慷慨，但在现有的制度下，私人即使要成立一家慈善基金会，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另一方面，在目前仇富的舆论气氛中，富人们恐怕也没有从事慈善事业的热心。
　　不管是穷人富人，都是休戚与共的公民，若大家向往一个和谐的社会，那就必须学会，在平等的制度框架下，克制激情，理性妥协。社会群体间的分裂对立，不会有任何正面结果，也不可能从本质上改变穷人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