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球菌击中川猪产业软肋

　　传统家庭养殖方式技术落后　病死猪交易屡禁不止　肉猪品种需要改良
　　　　
　　据卫生部新闻办公室通报，截至昨日12时，四川省累计报告人感染猪链球菌病例205例，死亡37例，无新发感染病例。疫情趋于稳定，然而在疫病的首发地四川资阳，一种对猪的巨大恐惧仍然挥之不去。市民不敢吃猪肉，农贸市场里的猪肉摊前所未有地萧条。资阳市靠养猪糊口的千万家农户在疫情中损失惨重。资阳生猪几乎成了病毒的代名词。而曾坐过中国养猪产业头把交椅的川猪，遭受到空前未有的信誉危机。灾难在突然间爆发，然而，在突然的背后总能发现那些积蓄已久的非偶然因子。此次感染猪链球菌的病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因为买了病死猪肉或者分食了病死猪肉所致。四川生猪产业的软肋在这次疫情中逐渐清晰。

　　“赶紧让杭州检疫部门把合格证明传真过来，要加盖公章的。”四川资阳市四海集团董事长孙素清向她的侄女兼秘书下达指令。
　　7月30日下午3时半，国家农业部部长杜青林偕同四川省党政官员到四海集团参观的消息，让这个四川第二大肉食加工企业的董事长一扫几日来的阴霾。
　　截至8月1日12时，四川省累计报告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病例198例，死亡36例。当有媒体记者问“猪链球菌事件有没有影响公司销量”时，这位女董事长还在委婉地拒绝透露具体数字。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从7月25日起，香港停止进口四川资阳及内江两市的猪肉类产品，而四海集团去年出口香港肉食达2500万美元之多。
　　在资阳疫情发生后，广东已封杀来自疫区冷冻猪肉品209.8吨，北京、重庆等各地也纷纷对四川出产的生猪和猪肉加强了检测，封杀疫区猪肉，四海公司在各地的肉产品都在等待检疫部门的检验。
　　“现在，浙江检疫部门的证明已经传真过来了，”孙素清清了清嗓子，有些亢奋，“我们的猪肉没有问题”。
　　川猪真的没有问题吗？当“人－猪链球菌”疫情趋于平稳，曾坐过中国养猪产业头把交椅的川猪，从产业形态到加工销售链条，都遭受了空前未有的信誉危机。
　　
　　官员专家带头吃猪肉
　　这一安民举措成效并不显著，阴影依然驻留资阳市民心中
　　
　　“现在鸡鸭鱼很好买，我的鸭子一天能卖掉100多只。”43岁的刘老板说。刘老板是资阳市最大的综合批发市场城西农贸市场的一名鸡鸭销售商，如今，鸡鸭买卖区生意显得异常火暴，禽肉的价格也都涨了4元左右。
　　而在距离鸡鸭买卖区不到10米远的猪肉摊位，70多个肉摊位十分冷清，许多摊主都在蒙头睡觉，有的摊位干脆歇业。原本，这里一天可以卖掉400头的猪肉，现在每天只能销掉40来头。资阳市一家名叫“勇兴”的屠宰场的工人说，现在他们成天在院子里玩扑克。
　　7月26日，卫生部赴四川资阳专家组组长杨维中表示，通过检疫的猪肉可以在加工熟后放心食用。这位专家组组长在电话中说，专家组在四川资阳猪链球菌发病疫区天天吃猪肉，他们甚至向驻地食堂要求吃到著名川菜“回锅肉”。资阳市的电视上也频频出现政府官员带头吃猪肉的画面。但这一安定民心的举措成效并不明显。资阳市城区所有夜宵店几乎不卖猪肉烧烤，该市最大的“刘一手”火锅店也将猪肉制品的数量降到最低。位于资阳市国税局对面的一家中型快餐店老板说，他的店子已经连续一个礼拜不买猪肉了，他的日营业额也由以往每天1000元左右直线下降到不足500元。
　　“电视上让我们放心吃猪肉，可我们不放心，死了这么多人，还是有阴影的。”一位姓颜的的士司机说，他家已经吃了一个多礼拜的素食，如果要改善生活，他将会选择吃水鱼。
　　而对于那些亲历过这场灾难的人而言，阴影更大。56岁的刘贤根是资阳市资中县高楼镇古楼村十组村民，一个有着20多年杀猪历史的屠夫，7月25日死于感染猪链球菌病。“一年前我还吃过死猪，都没事。何况他还没吃呢？”刘贤根的妻子说，这场灾难带给她的，不仅仅是失去丈夫的疼痛，更为严重的是，今后生活方式也将面临改变。她决定不再养猪了，虽然这是这个农村家庭唯一的家用补贴，“我们这个地方人多田少，一口人只有五六分水田，地里种些苞谷和红薯则是为养猪准备的，猪粪又可施肥，几乎家家户户都养了几头，现在突然说猪肉会毒死人，以后哪个晓得还有啥子病？”
　　“这次遭惨喽！往后，我再也不敢‘刨’(即宰杀、处理)病死猪了。”村民吴代勋坐在家门口的长凳上苦笑着说。
　　现年46岁的吴代勋是四川省资阳市松涛镇周祠村的村民，他是这次感染猪链球菌病的首批患者，也是7月26日最先治愈出院者之一。大病初愈，他原本瘦削的脸上透着几分憔悴。
　　
　　如今卖头猪至少亏150元
　　资阳市成千上万的小型养殖户遭受的损失更为惨重
　　
　　孙素清还是难以一直保持镇定。7月30日，正当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听到公司的肉食在浙江检疫合格后，她条件反射似的从办公室的沙发上跳起来。
　　自从资阳市公布疫情消息以来，这位女老总，每天都要面对众多来访的新闻记者和政府官员。镜头前，孙素清一直都是极其乐观并带有微笑的表情。她每天都在办公室等待各地检疫部门的合格证明，只要一听到某个城市发来合格传单，这位已到不惑之年的女强人总会高兴得跳起来，似乎只有在那张盖上了鲜红印章的文件上，她的双脚才能接触到踏实的地面。在该集团办公室，孙素清终于透露出:“此次疫情使公司销售骤降八成，恢复元气至少要三个月。”
　　畜牧业是资阳市的龙头产业，去年占农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年出栏生猪531万头，山羊333万只。疫情发生后，首当其冲的正是当地最大的肉食加工企业——四海集团，四海集团品质控制部经理施正祥表示，“现在，公司每天能杀五六百头，最少也就是四百头。”而据业内人士透露，像四海这样的企业每天须屠宰八百头左右才能保持不亏损。
　　但资阳市千万家小型养殖户和普通农户损失更为隐蔽也更为惨重。“毕竟，大规模的养殖场只占10%。”资阳市防疫站站长陈刚说。资阳生猪几乎成了病毒的代名词。流通市场一夜间全部停滞。7月20日，当地政府陆续通知各农户，禁止私自买卖宰杀生猪，唯一内销的本地市场又因为市民不敢拼死吃猪肉而日益萎缩。随声誉跌落的还有生猪价格，“如今生猪市场，2块钱一斤的毛猪，每头猪起码要亏150元以上”。
　　“你知道现在疫情还要多久解禁？快完了吧？都这么久了，不是说疫苗都到了吗？”位于资阳城区三环线附近的书台村，村民贺永江对新闻超乎寻常地关心，他总在陌生人面前喋喋不休刨根问底，这已经成了他每天的生活习惯。
　　他是一个中小型的养猪户，在资阳当地，像他这样规模的养殖户占了40%左右。至今在他的猪圈里，存栏生猪200多头，他核算了一下成本，这两个月下来，至少要亏本2000多块钱。“没法卖了，外地一听是资阳的猪，都不要了，而且价格奇低，去年还是3块6毛钱一斤的猪，现在只能卖到2块多一点。”贺永江说。

　　深埋的死猪被挖出贩卖
　　对病死猪，当地农民自己贩卖，或分食和卖给非法商贩
　　
　　对于在养殖中病死的猪，当地农民传统的处理方式就是两种:自己贩卖、分食和出售给非法商贩。
　　7月21日，四川简阳市交警在查获一辆无牌无证货运三轮摩托车时发现，车上载有两头平均160斤重的死猪和一头病猪。据调查，这三头病死猪是猪贩子陈平以50元价格，从简阳市青龙镇收购的。防疫部门当即要求陈将病死猪深埋消毒。可是，次日，陈却将深埋的死猪挖出，并以480元的价格，卖到了四川金堂县竹篙镇。而此次感染猪链球菌的病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因为买了病死猪肉或者分食了病死猪肉所致。
　　资阳市雁江区南津镇王家村二组农户唐登华的妻子告诉记者，从7月12日至14日三天，她家里一共病了四头不大不小的肥猪。病死的第一头猪不到百斤，丢弃了。第二头猪也有百斤左右，原本准备抛弃，但被一陈姓猪贩子拿了去，卖到了市场上。第三头猪死后，唐不再想丢弃，而是自己找人弄干净，到集市上卖，结果卖了58元。第四头猪死，唐如法炮制，宰杀放血后拿去贱卖，5角钱一斤猪肉，卖了77元。
　　对农民来说，死猪舍不得埋，就自己吃了；对猪肉贩子来说，死猪肉成本低，有利可图。这样一来，病死猪肉的检疫，在农村地区就成了很多空白。记者了解到，资阳作为畜牧业大市，2004年生猪出栏量500多万头，病死率为百分之零点五，远远低于国家平均死亡率，但由于养猪基数大，每年病死的猪大概在五万头。
　　疫情集中的资阳市，随着检疫部门工作力度的加大，私自贩卖病死猪肉的交易已很难发现。而在距离资阳市75公里外的眉山市仁寿县，一个病死猪肉买卖市场仍繁华如昔。仁寿县城往南30公里的文宫镇，其西北角便有个方圆30公里内唯一的大型综合农贸市场——文宫镇综合市场。
　　下午3点，摩托车声响惊动了两个正呈疲态的肉贩子，“买肉吗？新鲜的，5块钱一斤”。肉贩子凑上前，拉扯着司机的衣服袖子。猪肉区设在一个400平方米大小的水泥场地，50多张水泥案板一字排开，每个案板上都悬挂着一根乌黑的大拇指粗的铁钩子，用来悬挂肉块。
　　老徐的案板在中央，他是文宫镇上50多个屠夫其中的一个，此前在镇上肉联厂干活。
　　“这里的病死猪肉买卖司空见惯，我带你到综合市场上转一圈，当场就可以指认出哪些是问题肉。”老徐有着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病猪没死之前肚子空空的，摇摇晃晃站不稳；死猪的血色呈白色，淋巴肿大。凡是过于白或者过于红，呈淤血红的，都是病猪”。
　　老徐介绍，病猪有轻微和严重两种状态，如果猪肚子发热，跟人生病一样，拉出的大便是一砣一砣，毫无疑问这是一头病猪，但并不可怕，注射点青霉素即可治愈；如果你看到一头猪身上有一个一个方方正正的像盖着印章一样的血块，这种病毒性最大，严重的可以致人死地。在两天前，老徐还看到市场上有人卖这样的猪肉。“都是同行，平常关系还不错。”他也没去做得罪人的事。
　　整个文宫镇一年至少有几千头病猪，这些病死猪都堂而皇之摆放在市场上卖。一部分则运到外地，镇上或者邻镇每一段时间总会有人开车过来收购。“这些猪的价格每斤在2－3元左右，转手卖出5－6元的高价，利润空间超大。”
　　据老徐介绍，当地检疫部门在肉联厂定点屠宰场专门设了一个点，每天都有两个工作人员对即将屠宰的生猪进行检疫。“检疫就是看看猪的耳朵上有没有从小打的防疫针针孔，如果有就可以通过；没有的话，证明这头猪以前没有注射过疫苗，但只要屠夫每头猪交12元钱后照样会让你通过。早上屠夫把猪给宰杀了，防疫站来个人，用印章在猪身上划一道就了事。”
　　“这顶个球用啊？”老徐骂道。在他的屠夫经历中，经常可以碰到一些病猪贩子和当地村民送来的问题猪。“即便一眼能看出问题，也可以绕过检疫这一关进入市场。”老徐透露，“那些买卖病死猪肉的屠夫会把问题肉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混入通过检疫的肉里面，不是内行人，根本分辨不出来。”
　　而收购病死猪最大的场所还是肉联厂。当年在肉联厂当过采购人员，老徐深谙其道，一些生猪贩子从农村购买大量生猪，运到城区，先是到定点屠宰场让屠夫们挑选，剩下的老弱病残则送到肉联厂，“那里是有多少收多少，加工后混在里面就可以安全流通了”。
　　老徐说，尽管说病死猪肉不能私自宰杀买卖，但在村民眼中，这是件很正常的事，“有些人明明知道是病死猪肉，他还是会去买，为什么？穷呗，即便是现在，说吃病死猪肉会死人，还是有人在吃，有人在买。”
　　
　　疫情暴露软肋
　　“川猪要走出国门，先得改变千百年来传统家庭养殖方式”
　　
　　孙素清成为资阳龙头企业的老总，是1999年年初的事。当时，在佳木斯鹅绒生意做得顺风顺水的孙素清上了佳木斯电视台，恰好被时任资阳市市委书记的郭云放看到。经过一番劝说，孙素清决定回到家乡资阳创业，最终，她以442万元的价格买下肉联厂，改名为四海公司。
　　1999年7月3日，孙的肉联厂开始宰杀生猪。那时，正是四川生猪产业遭受最严重打击的时候，生猪的价格仅为1.6元/斤。好多人把老母猪都赶着杀了，资阳市除了两三个肉联厂以外，几乎全部倒闭。
　　孙素清决定做自己擅长的外贸生意，向香港、日本以及周遍一些邻国输送猪肉。“做外贸生意时，发现外国人对中国猪肉的质量要求特别严格。”而当时，四海公司没有自己的养殖场，而是直接从当地百姓手里直接订购，问题很快就出现了，一些病死猪以及成色不好的猪都纷纷购进，成了孙素清最头疼的事情。
　　“四川的猪要走出国门，必须先得改变这种千百年来传统的家庭养殖方式。家庭养殖与现代养殖场的区别在于，饲养规模小，小农经济与国内、国际大市场的需求形成鲜明的反差。对优良品种及新技术推广接受程度较困难，周期也较长。标准化程度差，卫生指标难控制，也影响到畜产品加工。一个很直接的差别是，养殖场要求的是洋杂交品种猪而传统的农户还是在喂养本地土杂猪。”
　　如今的四海集团已经筑建了自己的供应渠道，它的猪源主要来自由商检局认定的198个备案猪场、实行标准化养殖的48个养猪家园和生猪养殖大户。该公司已经成为四川省农业产业化示范标本。2004年实现销售收入11.4亿元，出口创汇1989万美元，成为四川省最大的生猪加工出口企业。
　　梳理四海公司发展的轨迹，这是一条与四川传统家庭养殖迥然不同的两条路。资阳市防疫站站长陈刚说，在四川的生猪养殖，基本上以农民家庭养殖为主，“四川有句老话，‘穷不丢猪，富不丢书’，农民每家每户都有田地，有了剩余的粮食，用来喂猪；猪粪可以供肥；养猪已经融入了老百姓的生活。大规模养殖只占10%左右。像四海这种农业生产化高度集中的大型生猪加工企业就更少了。”
　　传统家庭养殖的弊端在此次疫情中暴露无遗。在对“人－猪链球菌”感染者的调查中发现:这些病、死猪均来自养殖卫生条件较差的散养户，大型、规模化的养猪场和专业养猪大户没有发现生猪感染。另外，感染猪链球菌病的患者也均为农民，发病前都有非法私自宰杀、加工病死猪的经历。卫生部专家组专家分析说，这种致死人命的猪病，起因是喂养猪的环境太不卫生，猪的防疫保健措施几乎等于零，然后才是人的保健防疫意识和措施问题。　　
　　“川猪之所以著名，主要是在数量上，”陈刚分析说，“实际上，质量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农民养猪不是全部追逐经济利益，而是消耗剩余粮食和积肥，所以对于猪的环境卫生几乎是个盲点。”
　　在四川农村，农户家的猪圈，一般都是光线昏暗，不通风，很闷热，气味也很大。而且在这样容易滋生细菌的地方，主人也一直是没有任何防护甚至光脚在猪圈里行走。
　　
　　“川猪需要大换血”
　　新希望集团人士认为，川猪品种改良至少需要20年时间
　　
　　“养猪还要看什么品种吗？”资阳市沿江镇马安村11组村民张辉金说，他身后的猪圈里关着两头来不及出栏的生猪，他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川猪要进行一次大换血，从品种上改良。”四川省新希望集团投资发展管理部、高级项目经理夏玉洪认为，川猪应该由传统的自产自销的食用猪类型转化为行销国内外的商品猪。
　　作为世界第一养猪大国，中国每年竟还从美国进口几万吨猪肉。中国内地猪肉第一大出口地是香港，第二大出口地也不过是朝鲜。中国猪死亡率比外国猪高，出栏率比外国猪低，瘦肉率和健康度也都不如发达国家。
　　在中国承诺猪肉进口关税下调12%的前提下，作为四川省出口肉食品第一大户和全国最著名的饲料集团，合作培养川猪品种，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据新希望集团内部人士透露，川猪品种改良至少需要20年时间，但合作项目在明年年初将正式实施。
　　然而，在以分散型、家庭养殖为主的现状面前，改良川猪品种计划能否有效消除川猪的信誉危机？资阳市防疫站站长陈刚谈到，改良品种是复兴川猪的一个必然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就目前四川农村家庭养殖现状而言，川猪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品种问题，而是生猪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的系列问题。譬如，人性化改善猪的生长环境；淘汰落后的养殖技术；建立安全卫生的加工和销售渠道；提供有效的市场指导的市场信息；以及健全一个尽职尽责的基层防疫体系。
　　一个先例是，70年代末，川猪为了改良品种，以长白猪为父本，本地猪为母本，杂交出土二杂品种，随即在四川农村轰轰烈烈推广。然而，时至今日，这些已经在四川本土覆盖率为90%的土二杂，并没有消除世人对川猪肉质差的印象，反而沦为此次猪链球菌疫情的主要载体。
　　“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若干年后，重蹈覆辙的川猪很难再为世人送上一盘放心肉。”陈刚感叹道。
　　
　　■素描：“我不养猪，怎么生活？”
　　一个资阳农村养猪人家的样本
　　
　　孙传有的家是个300平方米的四合院，住着5个人、3只猫、1条狗，以及6头母猪和两窝一共32只小猪崽。孙今年38岁，是两个小孩的父亲，妻子2年前跟他离婚。跟村中所有失地的村民一样，养猪是支撑家庭的唯一经济来源。
　　这里是资阳市雁江区书台村，距离城区6公里左右，爬上房顶，可以看到城市向外触伸的建筑工地。当地村民的水田全被政府征收了，每人只分得5分旱地。旱地都种着玉米和红薯，收成好的年头，可收获玉米2000斤，红薯上万斤。但这些一般不给人食用，而是用来喂猪，村民们自己吃的大米则要到城里去买。
　　“女儿今年14岁，在资阳一中读初二，儿子9岁，读小学三年级，两个小家伙的花费一年加起来在4500多块钱左右。”孙传有核算着家庭收支，去年，两头母猪下了4窝猪崽，价钱也卖到了4元/斤，谁知祸从天降，一次竟死了两窝，共20多只。每一只都有20多斤，孙传有心疼得不行，在62岁的老母亲面前捶胸顿足:“怎么不死人啊？”结果，去年一年的收入为2500元，孙传有算计着还亏了4000多元。这些还没算上人工成本和饲料成本。
　　在这个四合院里，东边三间房子住着主人们，沿着墙角用砖头垒起6个大小不一的猪圈，是6头黑色母猪的栖身之所。顶由茅草搭建而成，黑糊糊的，猪粪从墙角渗透出来，流了一地，老远便可闻到臭味。一窝刚出生不到1个月的15只小猪崽在走廊上晒太阳，成群结队跑动，时而闯进主人的领地，在走廊上撒满了小蹄子印记。院子中间斜放着一辆木板车，红薯藤散了满地。角落里四处都是猪的粪便，以及玉米壳。一条强壮的黄狗被链子锁在院子东角，始终瞪着眼看着院子动静。
　　从3天前开始，每个猪圈的右上角都贴了一张“已消毒”的白纸条，当地村干部每天都派人来喷消毒粉。孙传有觉得这毫无用处，“每窝猪崽子，都要死三分之一左右，这很正常。去年资阳这边流行一种咳嗽病，小猪咳咳喘喘，就是不死。吃了也不长身子，结果一出栏，比平常要多喂20%的苞谷粉。”在猪崽子刚生下来后，他都要帮这群小家伙注射抵抗肺炎、肝炎、猪瘟的疫苗，一般可以保持6个月，养到了50多斤，就可以出栏了。至于母猪的防治，根本没去管它。孙传有解释，这就是土杂猪的优点，“我们这里80%的都养土杂猪，成本低，也不用喂精饲料，随便什么藤藤草草就可以养活”。
　　孙传有进猪圈喂食从来都是赤脚，他从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多少年来都这样过了，要出事早就出了。出栏后的猪崽子全都销给表兄贺永江，他是村里的养猪专业户。孙传有说，他也想办个养猪场，计划明年生8窝猪崽子，全部留着自己养。但去了三次国土局，土地产权证都没办下来。
　　“村上干部讲了，养猪我们支持，但要办产权证就没有，这边开发商一来，你的养猪场跟一般的土地一样按照20－30元/平方米征收。”
　　“我不养猪怎么生活，田地都没有了，就算亏本也要养。”孙传有说，对于生猪市场的行情，他几乎一无所知，但他却坚定认为，“贷款也要养起来，以后价格总会上涨，总有点赚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