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难报道折射民主进步

　　【独立思考独家视角】今朝最关注的中心·广州白云机场“10·2空难”VS包头空难

　　同样是空难事故，十多年前我们的报纸“很平静，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而十年后，各大媒体都大篇幅予以报道。包头空难事件发生后，原新华社记者田炳信感慨万千，他说：“对比两场空难，现在老百姓的知情权提高了很多，透明度大了很多！”

　　1991年10月2日上午9时4分，由厦门飞往广州的8301航班737波音客机由北向南在白云机场紧急着陆，在滑行过程中，由于劫机歹徒对驾驶员施以暴力，使飞机失控，突然偏出主跑道，撞掉停机坪上西南航空公司一架已下完旅客的波音707飞机机头，然后又撞毁停机坪上满载旅客将飞往上海的波音757飞机的机翼和掀掉中部的客舱。737客机和757客机同时起火，737客机最后爆炸，造成三机损毁，127人死亡。

　　“10·2”空难发生时，田炳信正担任新华社驻广东分社政治文教采访室主任，他是此次空难事件中唯一获准进入空难现场采访的记者。昨天，他向记者回忆了十多年前那悲惨的一天。

　　田炳信：我们是接到广东省委的通知赶去的。当时我们用的还是BP机。那天上午，分社领导突然CALL我，告诉我白云机场发生空难，让我马上赶去采访。

　　当时新闻控制很严。要求统一由新华社发稿，其它媒体不准擅自发稿。当时国务院秘书长罗干亲自担任善后工作总指挥。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新华社地方稿，一般由分社长和采编室主任签发后就行，可那一次，不管是公开发表稿件、还是内参，全部都要由罗干签发。

　　当时国内媒体都很老实，严格遵守纪律，不乱写，不乱问，更不随便发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境外记者，当时有几十家境外通讯社、电台、电视台、报社共派了100多名记者赶去采访。

　　新快报：你们当时发了多少稿件？你把你看到的东西都报道出来了吗？

　　田炳信：其实当时可写的东西很多，但公开报道只发了四五篇，连内参加起来总共在七八千字左右。其实想起来，有很多现在看来很好的东西都没有写。

　　比如说，当时死了100多人，其中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比如有一个守岛军官，好不容易结束两地分居准备调回上海，结果不幸遇难。还有一个珠海姑娘和上海小伙，在珠海女方家办完婚礼，又回上海男方家去办婚礼……我记得很清楚，那年10月3日是中秋节，原本“全家团聚”的日子，但那场空难让很多人家里的月亮都掉了下来。

　　新快报：信息的不公开容易造成谣言流传。

　　田炳信：确实是这样。中国民间对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喜丧事，统统用两种色彩代表，喜庆高兴的事称作“红事”，不吉祥、悲伤的事称作“白事”。这也可以引申到新闻报道上，把粮食丰收、卫星上天、领导人出访以及节假日这样的报道称作“红新闻”；而那些森林大火、煤矿爆炸、交通事故、空难等报道称为“白新闻”。我们以前，对于“红新闻”几乎没有任何禁区和警戒线，但对于“白新闻”，却有着许多的禁忌。最后形成了这样一种套路，那就是将“白新闻”变做“红新闻”———“大灾”出大英雄，“小灾”出小英雄，无灾无英雄。每次这种“白新闻”发生后，总要向社会隆重推出一批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而对这些事件的责任者却在记者的笔下轻松滑过。

　　白云机场空难发生后，我曾进行过反思。当时对整个事件我们只注意了救火救人，从正面进行报道，而对失事原因没有进行调查，也没有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这就造成了很多民间猜测，小道消息满天飞。当时有外电报道说，“这次劫机是一次企图进行破坏的政治活动，目的是使中国政府在一个敏感的时间里难堪。”但真实情况是，仅仅是湖南一个小县城的采购员，在骗取所在单位17000元钱后潜逃，混上了从厦门飞往广州的飞机，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当时如果我们较早将劫机真相公诸于众，境外的谣言、传说就会不攻自破，但我们的报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保持了沉默。

　　新快报：如果将当年白云机场空难与这次包头空难的新闻报道作一个对比的话，你认为发生了那些改变？

　　田炳信：应该说，“10·2”空难报道在某种程度上停止了对反劫机英雄的宣传。但如果和包头空难事件相比，无疑现在老百姓的知情权提高了许多，透明度加大了。

　　“10·2”空难发生在上午9点，我们当时是在下午6点后才播出消息，而包头这次空难发生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发出了消息；当时那么大一场空难在广州发生了，广州的报纸却还很平静，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而《人民日报》在版面安排上，甚至只放在了第5版的一个角落里，但看看这次包头空难，各大新闻媒体都进行了大篇幅报道……应该说这是一种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