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股市问题必须重建政府信用

　　（本文摘自 2008年9月18日）

　　日前，美国财政部宣布了对陷入困境的抵押贷款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拯救方案。这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中国A股自去年10月创下历史高点后，还不到一年时间，指数就跌去65%，市值损失近3万亿美元。投资者更是惨遭财富缩水的痛苦。美国这个被认为是最市场经济的国家，却在用行政手段救市，那么，以维护金融稳定运行，并把保护投资者利益作为自己工作重中之重，也已渐渐开始“市场化”治市的中国监管部门，是否能从中得到某些借鉴？
　　美国政府之所以要“干预市场”，出手挽救“两房”，除了担忧由此发生金融危机外，一个更大原因是为自己当初信用监管不当买单。美国“两房”的创建是隐含了美国政府的信用担保的，如果在“两房”出现危机而自身无力解决时，政府不出手挽救，也就等于美国政府撕毁了隐性担保协议，任由“两房”债券变成废纸，以后美国金融机构和政府发行的债券就别指望外国投资者来购买。所以，美国政府出手救助“两房”，实际上也是在救自己，是要维持美国政府与 “两房”债券最起码的信誉。
　　这也正是目前中国股市的症结所在：管理层滥用政府信用和缺乏政府信用并存。前者表现在，不仅让一大批居市场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上市融资，还以政府信用和国家优惠政策支持让它们获得高额市盈率。即使在股市非常疲弱，管理层依靠各大主流媒体连篇累牍强调维稳的奥运非常时期，大盘国企股也照发不误。后者表现在，当股市出现自由落体式的暴跌，广大投资者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扭转跌势时，管理层却迟迟不愿出台实质性的措施来提振股民的信心。
　　股市当然应该市场化而最终也必然要走向市场化，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的转轨市场而言，市场化只能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千万不能“揠苗助长”。而且，市场化后也不是说政府就可以不闻不问，在市场自身无力解决问题的时候，政府必须干预。
　　何况，中国的股市现在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市场。从上市公司的IPO和再融资的审批，到基金的发行和QDII的开放，一直到国有股减持方案的设计等等，哪一个环节不都是由政府部门掌控？在政府政策仍然涵盖股市运行的主要方面时，一味强调用市场化思路来治理股市，任由市场自行寻找底部，这实际上是在撕毁此前政府与投资者之间达成的隐性担保协议。
　　股市本是信心经济。股市的信心来自于投资者稳定的预期，而预期很大程度上又来自政府的信用。所以，要稳定暴跌不断的股市，管理层为自己的信用失误买单，重塑政府信用。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对由政策失误造成的股市危机，再由政策纠正过来；二是在救市的过程中，政府与投资者建立一种新的信用模式，这就是基于市场规律的信用模式。因此，此轮救市，不是简单地采取降低印花税或发基金之类的行政手段，而是制度救市，或者是行政手段救市加制度治市的结合。

　　英国在撒切尔时代一样进行过股改，用以民为本的思维，将好的国营企业上市，将改革的利益归于全体老百姓，造就了一个各方受益、稳定而多赢的英国式股改。而我国管理层推崇的股改，却造就了大起大落、多方受损的动荡格局。而且对中石油在海外低价上市高分红而到国内则变身为超高价上市低分红致无数百姓血本无归、老公司对价放出巨量大小非而大量新公司不付对价继续产生无穷无尽的大小非等劣行，任社会各界如何提醒呼吁都不及时过问，任由市场崩溃，实在难说是以人为本。
　　具体来说，对目前影响股市发展的核心问题——大小非，无论是采用征收暴利税的形式，还是锁定出售期限，或者是像管理层主张的那样采用可交换债券的方式等，政府应该尽快找出一种市场认可的方式，妥善地解决这一历史问题。
　　但长期而言，股市问题要彻底解决，必须对股市进行重新定位方有可能。股市的定位要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应也不能再把股市作为国企解困、重组和融资的手段，而应有更高目标。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股市应为产业结构升级和构建自主创新经济体系，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服务。这也呼应了十七大提出的让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要求。
　　股市长期的恶性暴跌，不但对企业融资、投资和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而且造成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实实在在大幅缩水，使得中国社会最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对国家的认同发生动摇，从而影响改革开放大局和社会稳定。所以，保持股市的平稳发展不但是资本市场的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漠视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