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缘起 2005年岁末，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经济和社会蓝皮书》显示，“买房贵、上学贵、看病贵”成为新民生三大难题。社科院专家指出，去年国家针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力度加大，但是全国居住价格水平仍然上涨5.6%，远远高于通货膨胀率；家庭教育支出的平均增长也几倍于收入的平均增长；医疗支出过快增长也完全打乱了正常的家庭消费结构。民生问题是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因素，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所追求的，不单是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全面进步。因此，本届政府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自己的执政理念，并已着手解决上述难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三大民生难题的解决已为期不远。
住房、教育、医疗在相当程度上均涉及社会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如何建立公平而又有效率的公共财政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体制，对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出了考验
化解难题的关键：政府起主导性作用
中国社科院最近发布的《2006年中国经济和社会蓝皮书》显示，买房贵、上学贵、看病贵已经成为中国民生的三大新难题。
三大难题折射的是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导致的需求压力与供给不足的矛盾
2005年三大问题之所以成为难题，一方面表明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处于重大转型期，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转折的开始。其一，对住房与教育的需求增加，说明我国居民生存型消费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正向享受、发展型消费需求升级，从以实物消费为主开始步入实物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的新发展阶段。第二，大量高档房的空置与经济适用房的供给不足、教育资源与医疗卫生资源的总量不足和分布不均衡并存，说明我国消费品供给结构滞后于消费结构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结构调整面临着重大挑战。其三，三大难题凸显，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我国长期存在并不断加剧的收入差距和区域差距以及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已经开始对中国民生形成累积性影响。其四，住房、教育与医疗上的资源垄断及其市场分割，说明业已进行多年改革的住房制度、教育制度及医疗制度依然滞后于现实，改革任重而道远。其五，三大难题在相当的程度上均涉及到社会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如何建立公平而又有效率的公共财政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体制，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了考验。
三大难题所折射的是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所导致的需求压力与供给不足的矛盾。我国在达到总体小康水平后，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从2000年的39.4%下降到2004年的37.7%，这显然构成了对服务消费的压力。
政府对“经营土地”的营利追求、开发商对暴利的响应以及各利益团体合谋下的信息隐蔽，致购房者处于弱势地位
在住房方面，198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不足5平方米，而到2004年末，人均居住面积达到24.97平方米，是原来的5倍。持续增长的住房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房价的提升。问题是，政府在土地控制背景下对“经营土地”的营利追求，开发商对住房集团垄断下的暴利响应，以及各利益团体合谋下的信息隐蔽，导致了购房者长期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弱势地位。
短缺导致的市场机会与垄断导致的谈判强势，共同造就了高学费神话
在教育方面，长期的投资不足以及资源分布的不均衡直接导致了“上学难”。世行发展报告的数字表明，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为4.8%，高收入国家平均为5.4%，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1%，低收入国家也达3.9%，而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2003年为3.28%，2004年为3.27%，距我国教育发展纲要提出的4%尚有距离。不仅如此，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教育发展水平差距巨大，有限的教育资源在业已分配不公的基础上依然向强者倾斜，致使短缺导致的市场机会与垄断导致的谈判强势，共同造就了高价学费的神话。
医疗投入不足，资源分配不公
医疗方面也一样存在投入不足与分配不公的问题。事实上，从1950年代早期到1970年代，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但随着城市改革的推进，政府预算医疗支出占医疗总费用的比重在1980年代大幅下降，到2002年已从原来的35%降至15.21%，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卫生总费用中由社会保障支付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47.41%下降到2002年的26.45%，个人直接支付部分由1978年的20.4%升至2002年的58.3%。个人负担如此之高，在全世界极为罕见。而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不公尤以城乡差距为甚，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
三大难题成为考验政府政治决心和执政能力的问题
有人说，中国在过去25年里已经成长为一个巨人，但这个巨人拖着两条瘸腿，一条是教育体制，另一条是医疗体制。三大难题尤其是教育与医疗问题，由于涉及到社会公平、影响整个国家的和谐状况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在现有态势下有可能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变成一个考验政府政治决心和执政能力的问题。
化解住房难题应该是政府主导下的多管齐下。首先，必须改革现行的土地管理体制，打破政府对土地市场的独家垄断，以降低地价成本；其次，在住宅与土地分离交易的前提下将70年的地租分次计入房价，从而降低购买者的进入门槛；第三，对于存在垄断和暴利的房地产业，政府有责任在监控的基础上加强相关信息披露，在改善消费者的选择能力的同时进行消费维权；第四，通过财政援助和政府管制，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生存保证的经济适用房。
对于教育和医疗难题，政府的作用更是主导性的。第一，应该在重构财政资源汲取体系的基础上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并逐渐提高社会的参与力度，建立能够覆盖弱势群体的教育与医疗保障体系。第二，在目前竞争性产品过剩而公共产品稀缺的情况下，国有资本应进一步退出一般竞争性行业，投向公共品和基础设施领域，提高公共产品供给量，从而适当降低教育、医疗等公益部门的消费价格，创造出更加宽松的社会消费环境。第三，必须继续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本思想，在改善效率的同时遏制不公平，保证困难群众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通过实施向落后地区、向农村居民、向低收入家庭的倾斜政策，逐步释放由房价、学费、医疗费所折射出的社会矛盾。
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非常严重，医疗服务的内容、项目、费用的主动权基本掌握在医疗机构和医生方面，医疗服务的这一特殊性决定了它不能过分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
医改引入市场机制不能简单照搬
医疗之所以成为民生三大难题之一，主要问题是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而“医疗改革尚未成功”是主要原因之一。
医改离设定的目标还有相当差距
最近一轮的医疗体制改革，以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为标志，已进行了九年。但医改启动之时指出的原有医疗体制存在的问题与矛盾，如医药费用增长过快，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以及公立医疗机构补偿机制不合理等问题依然存在，有的还比较突出。表现为医疗资源过分向大医院集中，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基层医疗机构发展缓慢，除少数城市外社区卫生服务框架尚未形成；社会资金进入医疗服务领域比较困难，多渠道办医的局面没有形成；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总体投入以及财政对基本医疗的投入力度明显不足。公立医院的管理和运行机制不完善，一些公立医院公益性质淡化，出现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医疗服务监管也比较薄弱。要达到当初设定的“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城镇医疗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质量比较优良、价格合理的基本医疗服务”的目标，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医改还有待深化。
政府办的非营利性医院应成为城市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
公平与效率是城市医疗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的两大问题。公平主要解决群众病有所医的问题，使群众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当前就要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效率主要解决资源配置、服务提供和服务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公平问题，主要是政府的责任。不仅体现在政府要制订医疗事业的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也体现在要逐步完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使需求一方能得到基本医疗服务，还体现在政府要举办一定数量的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医院，补助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使人民群众能公平地得到基本医疗的供给。解决效率问题，主要通过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公平有序竞争，合理调整配置医疗资源来实现。为此，必须坚持政府主导与引入市场机制相结合。现阶段，我国社会医疗保障覆盖面小，短时间难以普及，在此情况下，政府更应当继续举办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公立医院，以满足群众的医疗服务需求。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院应成为城市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政府还应对医疗资源和技术准入进行规划和调控，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鼓励社会资源多渠道投入，发展多种形式的医疗机构。
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能过分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
医疗服务不同于一般产品和服务，它的特殊性在于，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是刚性的，医疗是高科技行业。由于患者缺乏医学知识，因而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患者接受医疗服务时是被动的一方，服务的内容、项目、费用的主动权基本掌握在医疗机构和医生方面。医疗服务的这一特殊性，决定了医疗服务不能过分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否则，将会导致患者权益受损，医疗质量、安全不能得到保证，医疗费用难于控制等社会问题。因此在医改中，引入市场机制不能简单照搬其他行业的做法，改革的措施要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政府要强化对趋利行为的约束，利用法律、行政、经济以及市场的手段，调控医疗服务市场，监管和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切实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路在何方
城市医改应坚定地朝着已经确定的医改目标走下去。当前尤其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多下功夫：
一是抓紧制订和实施“十一五”区域(县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优化资源配置。既要合理确定政府办医疗机构的布局、结构、数量和规模，同时要为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留下一定的发展空间，支持社会资源投资于医疗事业。
二是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完善城市医疗服务体系。新的城市医疗服务体系应是大中型(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组织的二层架构。二者之间功能上合理分工，又双向转诊。社区卫生服务组织在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它方便群众，减轻大医院负担，降低群众的医疗费用，应把加快社区卫生中心(站)的建设放在显著的位置。政府同样应该成为举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体，加大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投入力度。
三是鼓励社会资源投入，发展民营医院，满足多层次医疗服务需求。既可以举办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也可以举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自主经营、照章纳税。
房地产业已处于繁荣期的中后期阶段，这一阶段是房地产泡沫极易发生，发展拐点即将出现的关键时期。所以——
房价须继续调控
时下，工业消费品小到家电，大至豪华轿车，降价促销已是平常之事。唯独住房价格，一直昂着高傲的头，只升不降，使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望房兴叹，也使住房成为民生一大难题。
继续运用金融、财税、行政、法律等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是大势所趋
房价问题是既关系到国计，又涉及到民生的大事。从大处讲，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的协调与持续性，影响着人民的安居，社会的和谐。从小处讲，不断上涨的房价，使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或望房兴叹，或过度超前消费，透支未来，从而对正常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影响了家庭的正常生活。
去年国家陆续出台调控房地产的政策，不能说没有作用，但效果确实不太明显。且在国家政策调控仅几个月后，就有放松回暖的信号。表现在：税收政策方面，为了限制炒房哄抬房价，专门出台的二手房交易增值税和所得税纳税政策，雷声大雨点小，现在连小雨点也没有了，纳税自行申报，结果谁也不报；金融政策方面，规定购房按揭首付比例，购买首套住房不少于30%，二套不少于50%，现在也开始有了商量的余地。笔者认为，如果调控房地产的政策继续执行不力，房地产投资的冲动还会触发，调控的效果会付之东流。
按照国际通行惯例，商品房空置率在5%—10%之间为合理区，10%—20%之间为危险区。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公告显示，去年9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1.0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8%。空置率仍在危险区边缘。另据北京市建委、统计局、国土局与发改委联合发布的去年前三季度北京市房地产信息及预警系统运行情况公告：去年1月—9月，全市商品房期房均价为7372元/平方米，同比涨幅为24.7%。在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宏观调控政策频频出台时期，房价如此涨幅，似乎过高。近日，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研究所编写的《深圳1－3季度房地产发展报告》称，去年前三季度，深圳房价同比上涨12.2%，其中南山区、宝安区、龙岗区上涨30%左右。深圳有的房地产老总预言，深圳去年全年房价涨幅将超过15%，有人甚至预计可能达20%。
一南一北，房价都在涨。全国70个大中城市去年11月房价与前年同期相比上涨6.5%，幅度依然偏大。广州市被认为是房地产运作比较规范的城市，但房价也从2004年的5283元/平方米，到2005年11月已涨过6000元/平方米，上涨13.6%。广州居民平均收入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中名列前茅，即便如此，要购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子，至少需要35年的积蓄。据此，笔者认为，今年政府应继续运用金融、财税、行政、法律等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这是大势所趋。
广大中低收入者是住房消费的主体，开发商的明智之举是多开发普通适用的小户型住房
世界万事万物都遵循着一定规律，在周期性运动和发展。房地产业的发展同样如此，按照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四个阶段波浪式发展。我国现在的房地产业已较快地持续发展了7年，从房价不断上涨、炒房现象不断出现、实际空置率居高不下等种种现象分析，房地产业已处于繁荣期的中后期阶段，这一阶段是房地产泡沫极易发生，发展拐点即将出现的关键时期。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将会对银行带来大灾难，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所以，国家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政策必将继续。
在如此经济形势下，不管房地产开发商是否情愿，都应自觉地学会适应国家政策，调整房地产开发结构。不能一厢情愿地为了赚取暴利大盖豪华住房。要知道豪华房虽然价高利高，但富人的数量毕竟没有普通百姓多，广大中低收入者占居民总数的80%以上，他们才是住房消费的主体。房地产开发商的明智之举，是多开发普通适用的小户型住房，使其适宜居住，设施配套。小区环境注重绿化，而少建山水景观。这样的房子自然价格较低，适合一般工薪阶层购买。
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学校学位严重不足，优质教育严重不足，高等教育严重不足，合格优质的教师严重不足
教育要着重解决“五个严重不足”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教育改革是不甚令人满意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始终没有指向束缚教育发展的传统体制，以致积重难返，而成为了中国民生的一大难题。
国家财政独力难支庞大的国民教育体系致“五个严重不足”
长期以来，单一的国家财政在支撑着整个庞大的国民教育体系。独力难支，只好把绝大部分财力投入到公办教育，而形成了国家“公办的”公共教育财政政策——非公办的不管，农村的不管或少管，以至于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学校学位严重不足，优质教育严重不足，高等教育严重不足，合格优质的教师严重不足。在国民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后不断高涨的文化教育需求和就业机会均等的背景下，“五个严重不足”又促使全国人民提前卷入了获取就业优势前的教育资源“争夺战”中；都想上好学校，致使好学校每个班六七十人，甚至超过100人。老师面对大班额，一年下来，连学生名字都不认得，只好多布置作业，形成以“应试教育”培训“考试机器”的景况，以至于走向非人性化教育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新课改”，什么素质教育，什么个性化，什么创造性，统统都是虚的。
农村义务教育之痛、外来工子弟教育之苦、贫困失学少年之悲等都与“公办的”公共教育政策相关
由于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历史惯性，越是“五个严重不足”，就越使公有体制内的教育利益群体自我保护和排外意识强化；加上属于弱势阶层的农民以及近年才形成的公有体制外的其他教育利益群体，自我保护意识及能力差，尚没有强力话语权，这样，教育利益体制化格局形成。“教育利益体制化”的实质就是，我们的公共教育政策仅仅是“公办的”公共教育政策，“公办教育财政制度”的预算从来不对非公有体制或“私”有制范畴的教育作考虑。
在这么一个特定的利益格局之下，导致了什么现象呢？第一个现象就是，农村义务教育问题成了中国公共教育财政制度之痛。第二是造成了在国家公共教育财政制度外的外来工子弟教育之苦。试想一群天真烂漫的外来工子女每天在“窝棚学校”里，同样真诚地向国旗敬礼，可在备受人为的体制性歧视下形成的人生观将是什么样的？第三是贫困失学少年之悲。几年前，我国能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是99%，这些孩子上到初中的只有78.12%，而到高中又淘汰了一大批，高中生是初中生的37.8%，能上大学的仅仅是高中阶段学生的30.1%(2004年毛入学率仅为19%)。第四是民办学校在紧箍的体制压力下发展之难，民办学校的土地、建筑、税收、回报、水电、老师的身份等等，都没能与公办学校一样的待遇。
解决教育资源严重不足与国民日益旺盛的教育需求的矛盾
可以肯定，现有“公办的”公共教育政策及其形成的制度，是我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要加快教育现代化发展进程，就要通过社会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教育体制空间的拓宽，以大大提高国家教育资源增量，解决我国教育资源严重虚空不足与国民日益旺盛的教育需求的矛盾，给老百姓更多的更合理的教育机会和利益。广东如果要在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没有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是根本不可能的。
要解决“五个严重不足”需要钱。在今天，中国办教育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可能容纳更多钱的体制及其政策。在我们银行里的居民存款一直是在“睡大觉”的；而约占人口5‰的人拥有全国60%的财富，当中愿意投资办教育的应不乏其人。
结论是：不解决“五个严重不足”，教育乱象不止；要解决就需要从体制上动手术，屏弃以教育利益体制化为核心的公共的教育政策，建立起以教育利益国民化为核心理念的公共的教育政策。只有这样才能调动起各方面投资举办教育的积极性，并使现有的各方面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创出最优效益，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国家教育资源有一个飞跃性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