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和读者:
你们好。谢谢关注和呼吁。9月26日星期一下午大约4点多,我和郭艳律师、唐荆陵律师一起访问他们/她们的委托人、当事人家庭,村里大约十人一队的治安巡逻分队(穿迷彩服)一直跟随着律师一行,村民见后避之不及,没有人和律师说话。村民冯秋盛母子两人被关押,律师到冯家,冯秋盛的父亲不见人影。律师继而到村民冯伟南家,这家父子两人被关押,冯伟男的母亲也不知去向。律师只好向邻居打听,正在这时一位昨天滋扰《人民日报》记者和律师的、自称“村民”的大汉前来厉声哄赶律师,几位身体粗壮大汉在一旁参与威胁,一路迷彩服由两小队合并尾随监视,还有一些骑摩托者在前面拦截。
我们过太石村部时,粗壮大汉突然抬出几桶脏水泼向我们。我和郭律师背部全被淋湿,唐律师的公文包也被浇湿。唐律师、郭律师不断给110报警,没有警察前来。
离开村部到番新公路,律师郭艳先乘摩托去找出租车,我和唐律师沿路慢行等待。唐律师继续报警,他走,身后的迷彩队走,他停,身后的迷彩队也停,前面的摩托不远处停住。
当郭律师带出租车前来时我们才知道她在途中被后面追上来的骑摩托者追打,一棍打在她腿上,她被打倒在地,接着棍子打到她头上和背上。幸亏郭律师有过专业训练,她奋力逃向人多处,上了过路的公共汽车,坐过两站后找到出租车来再接我们。
万没有想到这辆出租车在番禺沙湾大桥收费站再次被暴徒围住,一辆摩托横在车前面不让走,歹徒用钢制防暴锁打碎车前窗前玻璃,打烂右边车门玻璃,右边车门处整块玻璃掉下,扎伤了郭律师的手。我们被困车中,看着暴徒凶猛攻击束手无策,唐律师和郭律师紧紧拉住车门,所有人都在车里狂呼救命。两边的收费过道都有车过,没有警察前来,没有人出面制止。
相持一阵,幸有收费站人出来搬走摩托,出租司机不顾自身安危勉强开着破车直奔广州。
我到广州境内立即向我任教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总支书记丘老师紧急呼救,丘老师迅速联络中大保卫处。我们让车直接开到了广州市公安局门口,在门口报警。中山大学保卫处处长和我系丘老师带车会同中大所在地新港街派出所所长带的警车及时赶到,我们才下车。接报警的警察到,我们在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光塔街派出所报案。中大保卫处的车和新港街派出所的警车分别把两位律师和我安全送回家。
到家后已接近半夜11点,先匆匆写这些,谢谢各位朋友关心、问候。
艾晓明 敬上
最心寒的是那些警察竟然无动于衷!
这还有世道吗?还有天理吗?!
邪恶!邪恶呀!
广州好可怕喔!!
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已被关闭。
哎,无言
据了解,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已重新开放,但艾晓明所写的关于太石村事件文章已销声匿迹。
艾晓明:冲出书斋,奔向田野 特约记者 陈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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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主人
艾晓明,女,1987年12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是“文革”后第一位文学女博士。现任教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人文教育重点项目“性别教育论坛”负责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主任,同时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广东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2003年,因积极介入“孙志刚案”和“黄静案”,被《南风窗》杂志授予“为了公共利益良知奖”,同时被上海《东方女性》杂志读者投票选为“最有影响十大人物”之一。
2005年9月24日上午11时,右手大拇指关节出问题的艾老师去中大校医院看病还没有回家,记者在她的客厅和书房里静静地参观着藏品。书房中三面靠墙的大书柜里整整齐齐地堆满了成套的书籍资料,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到外国文学,从摄影艺术到法学理论,从中文到英文。客厅更像一个拥挤的工作间,整齐地摆放着电影制作设备和影碟资料。《阴道独白》,这部由艾老师主持导演并在大陆首次公演的女性主义话剧,就是在这个电脑中制作完成的。客厅的墙上挂着一本宣传权利的小日历,每个内页上都标示着一项权利,如:“人人都有意见受重视的权利”,“人人都有获公平对待的权利”。日期则标记着“世界人口日”、“国际臭氧层保护日”和“世界消除贫困日”等纪念日。日历封面上用中英文印着三行大字:“放眼世界,生活着手,Change is possible(改变是可能的)。”
11时30分,艾老师终于回来了,她抱歉地笑着,急急忙忙到厨房里给我倒茶,费力地切苹果。我建议她应该做理疗,不要光打青霉素。她说:“太费时间,大堆事忙不过来,都是按鼠标时间太长给害的。”我说:“你这是积劳成疾。”她笑着承认了。艾老师指导的学生跨越十个年级:本科四个年级要指导、硕士生两年、博士生三年、博士后两年、进修教师半年到一年。今年6月,艾老师在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今天中山大学中文系骨干教师的工作量,我不敢说是最重的,但我可以预计,长此以往一定过劳死。我打算把电脑屏幕换成倒计时:你离五十三岁还有XX天。五十三岁是中关村一带中青知识分子过劳死之平均大限。” 学术方向和阅读的质变 “2000年我从美国南方大学研修回来,我的学术方向和阅读就改变了。”艾老师说,“这是质的变化。”1999年,国家教委和美方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艾老师应邀到美国田纳西州的南方大学作了为期一年的“妇女与性别研究”访问学者,她认为在那里的交流、上课和阅读,根本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从1974年进入大学校园,到1999年去国之前,艾老师的学术重心一直在文学领域,从阅读的方法和兴趣上来说,她更倾向于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细读,分析作品的结构,咀嚼作家的谴词造句,陶醉于美妙的文辞和飞腾的想象。“但是现在心态不一样了。”艾老师指着书柜中近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的作品说,“这些书我现在看不进去,我觉得有更多迫切的事情需要去做。”
她说,在美国南方大学,她看到图书馆里关于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的论著非常多,非常齐全,内容涉及文学、电影、广告、音乐、建筑和美术等各方面,她因此做出了决定性的选择。
2004年,艾老师在“妇女-社会性别学课程发展和教学法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说:“我们教授女性主义,不是纯粹的知识传递,而是面对不平等的事实,分析原因,推动改变。改变就要身体力行、还要出类拔萃……我们的目标不是给中产阶级输送素质优雅的好太太,而是要培养人才去改造社会,这样的人才还要改变处于比你更不利处境的人的命运。你要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就得要理念清楚、信念坚定、百辨百胜,这样你才有能力影响环境、影响决策,或者进入决策层,从而获得权力改变社会、争取性别平等。让大家动手动嘴站到教育者的位置上,就是提前进入改造社会的角色。” 强调田野调查而非阅读 记者问艾老师,现在会不会对个人和学生的阅读做更高的要求,她回答说,阅读是一方面,但是她现在更强调做社会研究,做田野调查。她说,她所认识的一些英国的文化学者对中国非常了解,这些了解就是来源于实地调研。她举例说,英国一位学者指导研究生去中国农村做调研,村中没有条件洗澡,研究者也就3个月没洗澡。
艾老师说,中国很多学生因为缺乏对社会的研究,也不做实地考查,面对史料就缺乏判断力,不同的说法对于学生而言只有文字的差异,好像都说得过去。她说:“他们不知道语言的力量在哪里。一种新锐的思想、观念可以改变生活,而一种陈旧、僵化的言论则会限制、甚至侵犯和破坏我们的生活。”她进一步指出目前大学教育存在的弊病,就是“非常功利”,只强调就业率,只教给学生谋生的工具,而不教给学生价值,不教社会责任:“学生考虑的都是怎么找个好工作,他怎么会有兴趣判断是非呢?他根本不会去想是非。他做研究时就找不到问题,他根本不会去想我们的社会有很多问题要研究,因为他从小到大就没有受过这个教育,没有养成批判性思考的习惯。”
不过,当记者问到目前给艾老师最大影响的书籍为何时,她笑着说:“是三联版的《民权公约评注——联合国》。”2004年,艾老师在加拿大参加了第25届国际人权培训。她说,当她与来自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的人权教育工作者一起参与讨论时,有一句话她老是想不通——培训的老师说,国际人权批准是一个最低标准;她想,如果中国人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那就是非常幸福了。而培训的老师告诉她:我们说最低标准,就是不能低于这些标准,再低,就叫侵犯人权了。这个意思是说,各国的人权标准还可以更高,意即所有人的生活,“还可以过得更好”。
艾老师对记者说:“学习国际人权体系给了我非常多的启发。现在,即使‘人权’两个字写入了宪法,还有不少人觉得这是一个负面意义的词,这使得我们的根本大法——宪法没有尊严。宪法里的这两个字,应该照亮我们的生活,成为衡量我们生活的价值。人权是让我们享受到尊严、平等、无歧视,即让我们作为人的生命变得美好而完整的一整套价值。我们政府签署了很多人权文件的,如《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已签署,待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我们应该非常非常拥护我们政府签署的这些文件。”艾老师还说:“我们所有人,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大学师生,都太需要人权教育了。我们要建立法治社会,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大家应该知道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是什么,如何尊重并且维护其他人包括少数人、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的人权,我们需要在全社会建立起尊重人权的文化。” “我不是一个激进的人” 当记者用“权利意识很强烈”来描述艾老师时,她显得有点诧异。她说:“很多人说我很激进,有些人,从来没见过我,就说我是一个变态的、张牙舞爪的、恶言恶语的、说话不负责任的人。我觉得,这些都是对学者的误解,对女权主义的误解,特别是对人权教育工作者的误解。这几种误解加在一起,足够把一个人抹得很黑了。这是一种不健全的文化,一种无知和狭隘的想象。”她说,我所努力介入的公共事务,只不过是呼吁不打人骂人、不强奸妇女、不虐待老人,这难道不是最基本的人伦道德吗?“难道要激进的人才能这么说吗”?她说,为什么会把有这样诉求的人当作“激进分子”,这才是我们要追问的问题。“假如一个社会告诉人们,你说了最基本的话都要掂量后果,那么这样的社会氛围就需要改变。”
那么,艾老师为什么会从关注妇女权利,进而关注更广泛大众的权利呢?“会不会有人说您多管闲事?”记者问道。艾老师答说:“说到妇女权利保障,有很多理论,都是很好的。但在现实中我们会发现,平等权利却没有变成人们的日常经验,这不仅仅是文化观念的问题,而是需要改变,例如完善立法和落实执法。保障妇女权利,不能不致力于社会改造。”
她接着说:“我知道对我的一种批评,就是不应该有那些社会介入,又不是学管理的、又不是学法律的,诸如此类,仿佛学者只能介入与自己目前职业分工相关的问题,我是不会按照这种视野来制约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生命力的。中国目前文学研究的专业划分与国外差异很大,这个我在今年一场有关比较文学的争论中讲过很多。而且,人文科学各专业、理论和日常生活本来就是彼此相关的。法律也不必非得是学者、专家才能去普及。我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公民,关注社会、热心公益,这跟是不是学者或者专家可以毫无关系。咱们广州公民不是有个道德规范就叫热心公益吗?我和‘孙志刚案’的关系,与其说是专业关系,不如说我们都是人,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我们都需要生活在生命权得到保障的世界。这件事不需要我从专业上转个弯去关注,暴力犯罪威胁每一个人,是我们大家都不能允许的事情。”
2003年,在关注“孙志刚案”的同时,艾老师参与了为黄静争取法律公正的行动,这为她的妇女研究教学积累了经验。她说:“我了解到在社会生活中,保障妇女权益存在着哪些困难和障碍,从而开始思考解决问题的途径在哪里。”
“TS村妇女创造了历史” 9月初,刚从陕西贫困县丹凤考察回来的艾老师从网上看到了关于广州番禺TS村村民罢免村长事件的报道,其中有村中妇女到区里饿着肚子表达不满的情况。“妇女参与决策是男女平等的一个指标,对于一个社区的和谐发展很重要,因此我们特别关注。” 艾老师说,“我还希望自己的调研能够为缓解这种危机积累认识。”
艾老师在和村民的访谈中了解到,TS村妇女在劳动就业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妇女要在家带孩子,照顾老人,处理农活,因此无法脱身打工挣钱。外嫁女(即嫁到村中来的妇女)没有土地资源,面临两种选择,外出打工和为本村村民打工。“外出打工,没有文化,连扫地都不要你。”艾老师说,“给本村村民打工,一天20块钱,一个月600块钱。”村中老年妇女没有福利,在没有土地资源的情况下,生活最困难,没有应付危机的能力。
不少中、老年妇女在事件中抗争的态度很坚决。艾老师认为,主要原因是这些妇女感到自己的经济权利受到了侵犯,体会到了生活中的困难。“我感觉TS村的妇女非常有力量。”艾老师说,“首先,作为劳动妇女,她们和广告中那种刻板的妇女形象不一样,她们非常强壮,是家庭和社区经济活动中的主力。第二,在罢免村官的活动中,她们主动和坚决,她们明确自己的诉求:这是我的权利。第三,她们真可以说是非常的宽容和配合,哪怕前一天才被放回来,今天政府组织投票,她就认认真真地投下庄严的一票。我们总以为妇女是弱者,但是TS妇女让我感到她们的强有力,她们是历史的创造者。”
那么,TS妇女的权利意识是从哪里来的呢?艾老师说:“TS村的经济以前是很好的。在信息方面,TS也处在高度城市化的地方,它不是闭塞的穷乡僻壤。凤凰卫视的‘天天有报读’,有些村民可能看得比我多。”艾老师还说:“我曾问那些在村部里守帐的女村民:‘你们的要求是什么?’她们回答说:‘我们要知情权、监督权、决策权。’我觉得我们有些人低估了农民的觉悟,认为村民说不出这些话。你想想,这些权利可能跟他没关系。假如他在政府工作,他不必去争取对这个村中事务的参与权,因为他不在这里拿工资嘛。但是妇女、村民她们/他们不能不要这个权利,因为这些权利每一条都关系到他们/她们自己的生活状况嘛。”
艾老师说,有些人坚持认为村民什么都不懂,村民有诉求一定是坏人和可疑势力在背后煽动他们做什么事。“这不仅是对当代农民的误解,这简直是污蔑。”艾老师激动地说,“这是非常剥夺妇女尊严的一个看法。”
“用生命做有价值的事” 在送我出中大校园的路上,艾老师仍不停地对我说着创造力、观察和人的尊严的话题,一时间又仿佛在喃喃自语。“我曾认为,好的作品有赖于语言,是文字写出来的,现在才体会到,好的作品就是生命本身。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如凡高、卡夫卡、哈维尔,他们都用生命本身写出了最好的作品,那叫生命的结晶。”她说。我悄悄地看了她一眼——在明晃晃的日光中,大风扭动着艾老师已经有些发白的头发,番禺火辣辣的热带阳光早己将她原本白皙的额头和脸颊晒得发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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