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意识与“台独”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有一条政治的‘黑水沟’横在海峡两岸之间，使得双方的交流不能这样顺畅。”他恳请大陆的乡亲“不要把‘台湾意识’跟‘台独’划上等号。台湾意识是在长期的历史脉络中自然形成的一种认同台湾跟地的一种情感，‘台独’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彻底割裂的一种企图。”
　　然而近十几年来，李登辉、陈水扁在岛内翻云覆雨，鼓吹“台独”，也拥有相当的群众基础。而这些，恰恰与他们利用台湾的历史悲情、放大台湾人出头天的愿望密不可分。

　　移民社会的抗争与悲情

　　闽粤之地，人稠地狭，早在明末清初，东南沿海就有大批民众出洋谋生；而台湾沃野千里，人口稀少，自然成为民众的向往之地。闽粤移民在开垦台湾的过程中，筚路蓝缕，饱尝疾病、洪水、台风等灾害侵扰，原住民和各移民群体之间也充斥着对立与冲突。故而，敢于渡台开垦的沿海民众，大多具有冒险犯难的精神。
　　《马关条约》签定之后，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岛内民众却自发组织起来，保卫家园，前赴后继，但终于无济于事。
　　但是，台籍精英对自治的追求并没有因此而有丝毫减弱。1945年后的大陆新移民对台湾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二二八”流血事件直接反映了这种情绪。
　　台湾意识作为中国的一种地方意识，其核心就是爱土爱乡。然而，200年的满清统治之后，又遭日本军国主义压榨50年，刚回到中华祖国，又发生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流血冲突，广大台胞出头天的愿望屡遭挫折，台湾意识也从此被蒙上了一层深深的悲情色彩。
　　
　　被操弄的“台湾意识”

　　蒋经国推行政治开放，顺应了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潮流。然而他的善治却被体制外力量加以利用。“台人治台”的口号，挑战的恰恰是国民党大陆籍权贵的合法性。民主化、本土化和“台独”三位一体，虽有区隔，却成为台籍政客予取予求的政治包装。李登辉一句“生为台湾人的悲哀”，激起的不仅仅是对先辈抗争的回忆，更无限制地升高了对未来的诉求。
　　蒋经国革新保台的目的，无非是要将国民党政权和平地交到台湾本土精英手中。即便如此，李登辉仍然不甘心做“中华民国的总统”，而非要建立“台湾国”。他寄望于挑衅大陆，以“敢于挑战强权的英雄”的形象，博取更多民众的支持。陈水扁也是这个套路，每到选举，民进党就升高“台独”声浪，刺激人气。
　　台湾人经历了太多的压抑和挫折，所以往往同情弱者。台湾大小选战，候选人打到最后不是比理念，比政绩，而是比谁最倒霉，谁最受苦。陈水扁早年参选“立委”，曾声称饭中被人下毒。1998年12月4日晚上，在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前几小时，陈水扁把自己八十高龄的老母搬出来求票，还有坐在轮椅上的妻子，以及一对儿女，一家人痛哭流涕，哀伤至极。闻者落泪，见者悲伤。2004年3月19日下午，陈水扁在家乡台南更是上演了惊世两枪。如果我们不去弄懂什么是台湾意识，就永远看不明白台湾的选举政治和“台独”闹剧。
　　过分的爱土爱乡，往往造成狭隘的地方主义。“台独”就是利用这一点，放大台湾意识中的悲情性和反抗性，为制造“一边一国”寻找历史上、精神上的依据。“台独”加速“去中国化”，把中国历史当外国史；纪念“二二八”，强化族群分裂。在民进党的论述中，台湾主体性是抢攻台湾七成闽南籍选票的最有力武器。而国民党和亲民党，则被称为非本土的“外来政权”，是“中共同路人”。“党籍”的不同已经升高为“省籍”，甚至是“国籍”的敌对关系。即使对民进党有所质疑，或主张依民主原则对当局监督制衡的群众，也被扣上“不爱台湾”、“和中国同一国”的红帽子。
　　
　　爱土爱乡不应反大陆

　　2004年底的时候，民进党中常会曾特别提到“三个不变”的坚持：“强调要坚持民主改革的理想不会改变，坚持台湾主体意识的主流路线不会改变，坚持让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完整进步美丽而伟大的国家的使命不会改变。”
　　但是，渐趋理性的台湾选民对陈水扁的民粹政治心有余悸，对恶劣的政治生态深怀不满，对台湾前途忧心忡忡。此次连宋访问大陆所激起的热情，更是让“台独”如坐针毡。虽然，连宋大陆行的民意支持并没有立刻转化为实际的成果。在5月14日，台湾“任务型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中，民进党依然获胜。但23.35％的投票率，却创下台湾选举的最低记录，无疑让民进党通过“立法院”、“国民大会”来“修宪”或“制宪”，使台湾脱离“中华民国宪法”架构的企图，已很难行得通。
　　5月1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时，特别强调：“就像大陆各地民众热爱自己的故乡故土一样，台湾同胞爱台湾，这种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我们会细心体察台湾同胞的意愿，深入了解台湾同胞的诉求。”
　　台湾意识不是“台独”意识，以狭隘的族群意识挑衅海峡两岸脆弱的平静，也根本谈不上爱土爱乡。台湾意识之上，是追求民族昌盛的中华意识。两者有机结合，才是爱土爱乡的精义。

　　By 褚静涛（中国社科院台湾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