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3月21日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题为《大自由:为人人共享发展、安全和人权而奋斗》的联合国改革报告。在随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安南说,他认为日本有望在扩大后的安理会中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一直对这一席位虎视眈眈的日本迅速对安南的改革计划表示欢迎,并敦促联合国在今年9月前就安理会扩大问题通过决议。不过,曾经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邻国对至今不能认真反省历史罪行的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仍存有很深的疑虑。
[From 新华社 By 徐学江]日本一直在做“常任梦”,即一心想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95年,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日本政府发动了一次进军“常任”的攻势,没有成功,算是一次尝试。今年59届联大前,小泉首相以为时机有利,发动了更大攻势,他和他的政府要员不辞辛劳,展开穿梭外交,积极拉票,对某些现任常任理事国更是下大功夫。他还要在联大会议上发表演说,陈述日本应该成为常任理事国的理由。
日本想当“常任”可以理解,一个经济强国、军事大国,怎能没有谋求世界政治大国的冲动呢?笔者认为,日本想成为常任也可以,但不是现在,现在的条件还远不具备。
首先,日本提出的成为常任的理由不能成立,难被主持正义立场的联合国成员国信服和接受。日本人的理由是两条,一是它交联合国的会费多,仅次于美国;二是它近年参加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维和和重建,为国际社会做了贡献。第一条理由很荒谬,联合国宪章中有没有条文规定,常任是由交费数额决定的?如果这条成立,联合国章程就要修改;第二条理由也不充分,哪有刚刚做点好事,就拿来做资本,向国际社会讲价钱,这不成了赤裸裸的利益交换了吗?日本这样做,国际上有理由对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行动动机的纯洁性提出怀疑。
第二,日本的代表性不足。日本经济力强,是个富国,但联合国不是富人俱乐部,也不是按资金股份组成的公司董事会,它是个国际政治机构,是解决国际重大问题发挥作用的机构。如果说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应照顾代表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利益的声音,那么现在的常任理事国中富国的代表已经足够,缺的倒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如果日本再作为富国的代表进入,岂不造成更大的不平衡、更大的不合理?日本能代表亚洲吗?它在亚洲劣迹累累,诚信很差,肯定不会有几个亚洲国家支持它。
第三,没有放下历史包袱的二战祸首国不配做常任理事国。联合国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成立的国际政治组织,其初衷就是要防止法西斯势力死灰复燃,维护世界和平。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是国际公认的在二战中作出巨大牺牲同时又为战胜法西斯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常任中连一个战败国及其帮凶都没有。今天半个世纪过去了,事情也不能一成不变。但当年发动战争的元凶们要成为这个政治组织的常任国,世界各国人民自然会问,他们对过去的战争罪行是否幡然悔悟,是否得到过去受害国的谅解。现在世界公认,德国表现最好,从政府到国民都谴责那场战争,对受害国人民真诚谢罪,并在制度上防止法西斯独裁者再度操纵国家命运,邻国都对它放心。
第四,没有独立外交,丧失国权的国家,不配做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日本性格上有个显著特征,就是强的怕,弱的欺。对比它强、在二战中给它投过原子弹的美国,日本是毕恭毕敬,言听计从。在外交上,事事唯美国马首是瞻。日本太自私、太势利,没有履行大国责任的政治勇气。观察家们的普遍看法是,现在日本国权很大程度上操在美国手里。像这样一个国家成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又能指望它主持什么国际正义和公道呢?
马来西亚驻联合国大使拉扎利,对日本想成为常任理事国的事讲了一段非常中肯的话,日本人应该认真听听。他说:“希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家,首先必须确立本国的‘国际主义’。日本要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显然还不具备国际环境和条件。日本实现这种目标之前,应该正视本国的现实,学习如何正确地区分‘国际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区别。”
日本的当务之急,不是能不能尽快成为常任理事国的问题,而是加强“修身”的问题。要学会自责,懂得悔过,懂得同情,懂得尊重,建立诚信,根除野心,正视历史,正视现实,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如不痛下决心,洗心革面,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国家面前树立崭新的可信和负责任的形象,“常任梦”将难以实现。
亚洲各国人民是通情达理的,认为罪行是过去的日本当政者犯下的,不应该让他们的后代、今天的日本人来承担。今天的日本人和其他亚洲各国人民的责任,应该共同从那段不幸的历史中汲取教训,永远不让悲剧重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原因不是当前日本同亚洲其他国家关系不好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当局,特别是小泉政府以及日本右翼势力对待过去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错误史观。他们竭力为侵略战争的动机和行为辩解,竭力淡化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不顾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日本首相和内阁成员坚持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通过修改教科书企图让后代日本人完全不知道国家过去那段真实历史。对于许多铁证如山的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如南京大屠杀,却矢口否认。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近年来在迈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努力中的一系列引人警惕的错误行为。这是比错误历史观更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行为包括:散布“中国威胁论”,为自己威胁亚洲打掩护;修改“新防卫大纲”,把朝鲜、中国作为其主要威胁;修改二战后的和平宪法,删去永远抛弃战争、不保持战争力量,“专守防卫”是日本安全主要目标等和平承诺;把自卫队改为“自卫军”,并允许其行使“集体自卫权和参加国际活动时行使武力”;连年大幅度增加军费,总额高居世界第二。
且看日本历史教科书如何歪曲侵华历史 日本外相町村信孝日前声称,将要求中国改善反日历史教育。日本传媒也发表评论,无端指责中国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然而,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送审的《新历史教科书》却大肆美化日本侵略战争,歪曲侵华历史,宣传中日历次战争责任都在中国,大肆煽动对中国的仇恨。
又到了4年一度的教科书审定时间,在4月上旬教科书审定结果出炉前,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送审的《新历史教科书》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因为《新历史教科书》严重歪曲历史,有民间团体将其称为“凶化书”(与“教科书”一词的日语发音相同),纵观该教科书的内容,“凶化”可谓恰如其分。根据这次曝光的送审本内容,其“凶化”程度变本加厉,充满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家族国家观、亚洲支配观、对他国优越感和本国中心史观,同时隐瞒加害事实、充满了受害者意识,大肆宣扬侵略有理,侵略有功,使用大东亚战争的说法,肯定日本发动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并且歌颂日本国民积极投身战争的献身精神。 教科书内容曝光之后,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韩国已经掀起了批判浪潮。至于送审本为何曝光,有一种说法是编撰会故意泄漏出来的,因为送审教科书泄漏是史无前例的,将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应,反而会扩大编撰会在社会上的影响,从而达到推广自己教科书的目的。而编撰会和一些右翼媒体则指责左翼人士和民间进步团体泄漏了样本,是为了阻止该教科书获得审定通过。 从新送审本的内容来看,该历史教科书在有关侵略历史的叙述上更加暧昧和倒退,而且俨然将自己打扮成了受害者。教科书还一如既往地特别注重煽动对中国的仇恨,而且将这种仇视情绪一直追溯到古代。 关于中日历次战争 声称责任都在中国 关于与中国之间的历次战争,教科书的描述俨然是由于中国的责任。 关于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2001年版教科书不提日本首先在丰岛海面袭击清军,而用暧昧的“日清两军发生冲突,日清战争开始了。”这次送审本则进一步歪曲事实:“清不想失掉最后的朝贡国朝鲜,开始将日本作为敌人。日本进行了日清和日俄两场战争,就是由于东亚的这种国际关系。”关于“二十一条”,2001年版将该事件叙述为“日本让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带有强迫的含义,同时指出:“英国和美国提出了抗议,二十一条要求分为五款,第五款是希望条款,被作为秘密。第五款要求接受日本人作为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以及大量购买日本制武器。这虽然是希望条款,也是将中国作为半殖民地的做法,是轻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行动。”但这次送审本却用了“要求”,删掉了强迫性含义和英美抗议的内容,而且还歪曲宣称:“中国方面期待列强的介入,向国内外泄漏了极为机密的谈判内容,而且在5大条款中,将并非正式要求的事项也列入,制造了‘二十一条要求’的名称,中国国内的反日舆论开始高涨。”也就是说,新送审本称当时的反日完全是中国政府制造谎言引起的。 关于“九一八”事变,2001年版说:“关东军炸死满洲军阀张作霖后,希望加强对满洲的控制,中国人的反日运动激化,不断发生妨碍列车运行的事态。此外,对日本来说,北面有苏联的威胁,南面有国民党的力量不断逼近。在这种情况下,石原莞尔等一部分关东军军官制定了通过军事占领整个满洲解决问题的计划。”此次送审本则变成了:“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的逼近,中国人的反日运动激化,不断发生妨碍列车运行和迫害日本学童的事件。此外,对日本来说,北面有苏联的威胁,南面有国民党的力量不断逼近。”主语变成了国民党统一中国的逼近,而不是日本的步步进逼,表明是关东军精心策划的句子也删除了。 在《日中战争》一章中,新送审本比2001年版增加了《西安事变》一节,着重指出:“共产党获得了喘息,共产党员潜入国民党内部,大肆推进将日本引入战争的破坏和挑衅活动。”也就是说,新送审本称中日战争是共产党阴谋挑唆起来的。关于卢沟桥事变,2001年版教科书说:“1937年7月7日夜,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了有人向日本军队开枪的事件。第二天一早,与中国国民党军队之间进入战斗状态。虽然当时人们希望现场解决,但是不久日本方面大规模派兵,国民党政府也立即发布了动员令,此后进入了持续8年的日中战争。”但是新送审本这样叙述:“1937年7月7日夜,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了有人向日本军队开枪的事件。第二天,中国方面继续开枪,进入了战斗状态。事件本身不过是一个小摩擦,虽然人们希望就地解决,但是与日本方面的冲突事件不断发生,解决变得困难起来。”也就是说,旧版本尚承认日本大规模派兵在先,新版本则将卢沟桥事变完全算成中国的责任,是中国方面扩大了事态。 从教科书的描述来看,中日战争的责任完全在中国,日本反而是受害者。此外,新送审本继续将8年战争描述为“目的不明的泥沼战争”,完全抹煞了日本希望灭亡中国的阴谋。 对外侵略不称“侵略” 大书特书日本损失 教科书对日本自古至今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从来不用“侵略”二字,对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也称为出兵,右翼学者可笑地辩解说,为何不用侵略,是因为秀吉根本没把朝鲜看在眼里,不过是借道,真正的目的是征服中国明朝。对于殖民统治朝鲜,新旧版本都强调朝鲜像一只手一样伸向日本,如果被其他国家控制,日本将受到威胁,并且将沙俄在朝鲜北部建立的伐木场称为军事基地,为自己吞并朝鲜正当化制造借口。唯独对于苏联在二战后期出兵中国东北,教科书毫不吝啬地用了“侵入”、“侵攻”等字样。 对于日本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2001年版说:“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在战争中发生过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行为,日本也不例外。战争中,日本军队在进攻的地区,对于俘虏的敌国士兵和平民进行了不当的杀害和虐待。”也就是说,即使日本干了坏事,也不过彼此彼此。新送审本则仅仅说:“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没有任何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未再提日本军队所犯罪行。 关于南京大屠杀,2001年版的教科书在《日中战争》一节的正文中的括号内加了一句话:“(那时,日本军队导致民众中也出现了很多死伤者,这就是南京事件)”,将大屠杀以“事件”一词轻轻带过,但是在介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时,又以稍小的字体介绍:“东京审判认定日本军队在1937年的日中战争中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很多中国民众。但是关于事件的实际情况,资料上被发现有很多疑点,存在各种见解,现在仍在争论。”这就使括号中的那句话进一步大大折扣。但是,在送审本中,括号中的那句话被删除了,只是在一张名为“因巷战而遭到破坏的上海市区”的照片上面用小字注解重复了上面的那句话。也就是说,教科书进一步否定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而且几乎不会使读者注意到南京大屠杀这个问题。 相反,教科书对日本在战争中的损失则大书特书,2001年版教科书在“战争的惨祸”一章中,将日本作为加害者所受的损失与受害国并列,但是用很大篇幅介绍了东京大空袭的问题。新送审本则不再提受害国的损失,而是单纯强调日本的损失,并且将日本的损失与“两大极权主义的牺牲者并列”,强调指出“不能忘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牺牲者,远远超过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牺牲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对东京等多数城市进行不加区别地空袭,并且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而且,苏联撕毁日苏中立条约,侵入满洲,不断发生掠夺、杀害日本平民的暴行,包括日军俘虏在内的约60万日本人被强制带到西伯利亚,被迫从事严酷的劳动,约有10%的人死亡”。 为战犯鸣冤叫屈 鼓吹侵略“造福”亚洲 同时,送审本继续将盟军对日本的统治称为占领统治,而且改变了2001年版用较小字体介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非法性的做法,用与正文等大字体介绍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非法性,为战犯鸣冤叫屈,同时认为“直到今天,评价也未确定”,显然是企图否认东京审判的合法性。 教科书同时大力宣传日本造福了亚洲,是亚洲的恩人。如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增加介绍了八田与一在台湾南部兴修水利,造福了台湾人民。李登辉访日时就特意到石川县的八田与一故居参观,对此感恩戴德,与右翼分子情投意合。在赞颂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的同时,2001年版教科书和送审本都企图否认中国自古以来对台湾的主权。 对于国内右翼势力美化侵略战争的举动,一些日本人往往说这是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但是对于这样的教科书,如果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显然表明日本政府对这种言论的赞成,也必然会引起受害国的抗议。2001年版教科书审定时,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但未改变美化侵略战争的本质。文部科学省如何制定审定意见,正式上市的版本将是一个如何的面目,人们正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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