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雷锋”亟需与公民社会和谐对接

　　
　　3月5日，每年一度的学雷锋日又到了，各地的“学雷锋创新”也在绞尽脑汁中如期展开，前年炒“雷锋吉尼斯化”，去年炒“雷锋世俗化”（媒体炒作雷锋昔日恋人），不知今年又会把雷锋怎么“化”———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学雷锋”的神圣性已经不断被一些庸俗化和形式化的东西所消解，社会已有“审美疲劳”，印证这种情绪的是民间传播着这样一个经典故事：曾有孤寡老人在3月5日一天之内几次三番被“做好事”的人送去洗澡，洗出病来，平时却乏人问津孤苦无助。
　　今年两会最流行的词将是“和谐”———套用这个流行语，我们似乎越来越感到这种单纯的“学雷锋日”安排很不和谐，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活动背后隐藏着不少老百姓心照不宣的认识：那许多动人的故事、感人的事迹和哗众的活动不过是在走一个过场，其中充斥着形式化、庸俗化、口号化、简单化的东西，远离真正意义上的善。

　　这一切并非源自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更不意味着“雷锋精神已跟不上时代”，每个时代的道德品质都需要雷锋精神的滋养——所以出现这种尴尬，在于传统的“学雷锋”理念和动员形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时代社会的运作规律和人的行为方式。人长大脚也变大了，还穿小时的鞋，当然穿不进去，即使硬穿进去了，也会让人感觉非常不和谐——基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公共理性，传统的“学雷锋”动员亟需实现与现代公民社会和谐对接。
　　如何实现和谐对接？即以公民社会的理念嵌入到“学雷锋”中，改变过去“人格崇拜幻想中的助人和行善”为“制度化、组织化体系中的助人和行善”，把“圣人道德”普世化为“公民道德”，以“常态的组织”取代“非常态的日期”，以更宽广的人文情怀扩展“雷锋精神”的内涵。
　　不得不反思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为什么需要雷锋？因为社会上许多人需要帮助，为什么社会上的人需要帮助呢？这在本质上源于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政府由于其有限理性和有限财力，父爱之手不可能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挥洒阳光和雨露；市场由于停留在“利益最大化”的势利中，也会无视许多弱者的冷暖和穷人的苦痛———可能雷锋每次行善时从未想到过什么政府和市场，只是源于内在的道德驱动，实际上是以“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为背景的。我们今天呼唤雷锋精神，倡导助人为乐，推崇利他行善，潜意识中也是基于“双重失灵”的背景下的务实需要。
　　毋庸讳言，对于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政府权责紊乱、市场很不成熟的中国来说，“学雷锋”包含着更实在的追求：以社会自发的互助来弥合“双重失灵”留下的空白。
　　这时候我们就能找到“学雷锋”与公民社会的衔接点。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有了成熟的公民社会，他们解决“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这个问题走的路子是：寻找第三种力量，发展第三部门，也叫非营利部门或志愿性部门，这些部门具有不同于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的特征，即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集体性等，如慈善组织、生态组织、孤儿救助组织、残疾人援助组织、女权协会等。
　　在西方社会，第三部门的兴起和发展解决了许多政府和市场理性不及的问题———这些组织担当的也是“雷锋”的道德责任，不过与我们诉诸个人道德觉悟和个人善举的“学雷锋”动员相比，“第三部门式”的“学雷锋”诉诸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行善助人，更符合现代公民社会的运行规律和人的行为理性，而且突破了“点对点”的帮助，是“面对点”和“面对面”的帮助；突破了简单的“生活和钱财救助”，扩展为普世的“生存救助”。
　　对当下的中国社会来讲，大力发展这种第三部门，培育“义工组织”和“志愿者组织”，变激发个人道德良知的“学雷锋”动员为催生制度化、组织化的民间部门，是更务实、更理性、更贴近时代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