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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000到突破1万,再达至1.5万,继续上升,突破2万,截至北京时间27日21时,印度洋大地震海啸导致的人员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1万。另仍有大量人员失踪,意味着这令人心悸的死亡曲线还将大幅攀高。这天地无情的一幕,发生在伊朗巴姆大地震一周年之际,成为极其悲情的时分。对于这真正的地动山摇、洪水滔天,死亡数目的庞大,将留在历史的页码里,成为一个冷酷的数据,印证自然力量的恐怖。除此,我们可还有什么要告诉后人?
对于大地震与大洪水之下的恐惧、无助、悲惨和痛心,中国人有自己的沉痛记忆。中国游客在这场地震海啸中有人伤亡(1名中国台湾游客不幸罹难),有人被困,西南省份也被间接波及而发生感应。诉诸人情事理,念及感同身受,我们一样有震撼与惊悚,有痛惜与哀悼。
尤要令人记取的,是这场天灾的横扫一切。大海啸直接冲击的国家,便有印尼、斯里兰卡、泰国、印度、马来西亚、孟加拉国、缅甸、马尔代夫八国,滔天巨浪甚至远达东非。罹难的死者更是多有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与商务人士。白森森排山倒海而来的巨浪,全然不理会这国界的划分、人种的区别、宗教的分歧,乃至彼此之间那些看似不共戴天的新仇旧恨。这不是哪一个国家的国难,而是一场地球人都当掬泪一恸的灾难。人类忙碌于制造针对彼此仇恨的核弹,这场海啸却径自以3000倍于核弹爆炸当量嘲讽俗世——天命犹未知,相煎何太急?在此次海啸中伤亡最为惨重的斯里兰卡与印尼,也正是内战未消的两个国家。
印度洋的地震海啸,并非上帝准备好诺亚方舟之后降下的豪雨洪水,但它一样可以警醒世界,在这真正的难测天威面前,依然弱小的人类是需要共挡风雨、彼此扶助的一家人。许多年来,我们自诩征服了自然,还实现了全球化。然而在这场灾难所波及地区,事先却毫无预警,因而也无所准备与应对。尤其可扼腕顿足的是,探测到印尼深海地震的美国机构有心救急,却无法获得与印度洋沿岸诸国对应机构的联系。
从逻辑上来看,灾难将令一个社会趋向团结。好莱坞的科幻大片,描述过无数次世界末日前的全球团结。印度洋大海啸之后,包括中国、美国、法国在内的国际力量,纷纷表态将提供救助援助。但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国际红十字会,显然都没有处理过范围如此之大的灾难援助。另外,连锁余震未绝,印度北部的孟加拉湾随后又发生里氏6级地震,据称“预计伤亡人数可能非常多”。联合国官员更是明确提醒国际社会,海啸过后,大量人不得不饮用受污染的水,如果不能改善医疗卫生系统运转方式,数天内,这一地区就可能会发生大瘟疫。
种种暴露出来的问题,与亟待解决的问题,像是一面双面镜,既映照出人类社会在协作上紊乱与薄弱的现状,同时又隐隐透露出可以强化人类社会的危机认同进而升级全球合作的一次机会。正如有媒体指出的那样,对于那些分歧对立严重的国家而言,灾后积极有效的救助工作,将是其内部消弭敌对、加强互信的重要机会。那么在更宏大的层面上,是否能够有效地动员全球能量,及时地救助面积广泛的受灾民众,并打起十二分精神,施将出十八般武艺,积极有序地展开部署,成功地抑制后续事态的恶化,则是国际社会能否在灾难中收获到一点成长、增进一些团结的表现。
天灾!默哀!
“秘鲁沿海发生地震,海啸影响到日本”
我都记得曾经有如此事实。
1960年5月21号到27号,智利沿海地区发生二十世纪震级最大的震群型地震,其中最大震级8.4级,引起的海啸最大波高为25米。海啸使智利一座城市中的一半建筑物成为瓦砾,沿岸100多座防波堤坝被冲毁,2000余艘船只被毁,损失5.5亿美元,造成10,000人丧生。此外,海浪还以每小时600公里~700公里的速度扫过太平洋,使日本沿海1千多所住宅被冲走,2万多亩良田被淹没,15万人无家可归。
幸亏有个印尼挡着浪,要不中国也危险……以前看过一本书,说秘鲁沿海发生地震,海啸影响到日本……
他们真是很惨呀!
印度洋海啸对人类安全观的警示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域发生里氏8.9级地震,地震引发的海啸殃及南亚和东南亚多国,无家可归者不计其数。它又一次提醒我们,来自自然因素的威胁仍是人类的最主要敌人,人类的安全观也应由“窝里斗”回归到如何防范这些自然威胁上。
事实上,类似的安全警告近年来已经屡屡出现。自上世纪70年代首例艾滋病报告以来,这种不治之症在30多年时间里已在全球成蔓延之势,在进入新世纪后形势更加严峻。而2003年肆虐许多国家和地区的SARS,其传染性之强、危害之大都属罕见。2004年年初,禽流感在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一时人心惶惶,不但经济损失惊人,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大打折扣。相比之下,对一些虽不那么紧迫、危害性却更为长远和严重的威胁,如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等等,人类却显得有些漫不经心。
与此同时,自9·11事件以来,恐怖分子像蛰伏在人类社会体内多年的毒瘤一样竞相发作。单是2004年,惨绝人寰的恐怖事件就有3·11马德里火车爆炸案、别斯兰人质事件等等。虽说恐怖分子从根本上说也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但他们已经是独立于文明社会之外的“异端”力量,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敌人。这意味着,恐怖威胁也具有一定意义上的“自然”性质。
综观这些严重威胁人类安全的新因素,它们大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威胁的超国界性,就是说这些威胁都是人类的共同敌人。二是危害的严重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已经取代战争成为人类的首要敌人。与此同时,由于人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富于智能和理性,各种解决争端的机制日趋健全和完善,这就使得战争在多数情况下可以避免。另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寿命也相对延长,人们对生命的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这使得战争越发成为不可承受之重。虽然目前完全避免战争还不现实,但从二战以来的历史发展看,战争爆发的频率和规模都在明显降低和缩小。
毫无疑问,面对新的安全形势,人类的安全观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人类的首要敌人已经不是文明社会内部的各种争端,而是诸如恐怖势力这样的体制外力量,以及像SARS这样的疾病、印度洋地震这样的灾难性气候等自然因素。在此情况下,人类的安全已经被捆绑到了一起,人们处于同一条诺亚方舟上。显然,它要求人们应把有限的资源花费在应对共同的敌人上,而不应把自己的同类视为最大敌人。事实上,在诸如海啸这样的灾难性气候以及恐怖主义自杀式袭击面前,NMD之类的防御体系不过是派不上用场的“马奇诺防线”。
(作者余永胜,原载于香港《文汇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