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石油管道、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春晓气田、亚洲杯……中日之间的竞争与矛盾从来没有这样集中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日前，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我的中国我的爱》的日本友人饭塚敏夫致信本报，对中日两国民间感情的现状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信中，他也提出了一个疑问：“1972年以来，日本历任首相和天皇已经谢罪21次了，为什么中国人民依然认为日本从未道过歉。”
爱恨从来皆有源。这句话用在当下中国民众对邻国日本的看法上，也是贴切的。一切都源自历史问题。对中国人而言，日本民众对中日近代历史上那场侵略战争的态度，是他们对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展开情感判断的前提，是中日民间所有爱恨情仇的大背景。
中日关系的现状确实需要我们进行理性而深入的思考。出于这种考虑，我们编发了对华友好人士内藤康的文章和本报记者采写的报道，以供读者在思考中日关系时参考。
日本之惑：历史宿怨如何化解？
□内藤康(发自东京)
“女士们、先生们……”2004年7月的一天，东京赤坂附近一家宾馆的会议厅里人头攒动。由浙江省和杭州市两级政府共同举办的、旨在招商引资和振兴地方旅游的推介会上，两国合作的重要性被一再强调；接下来的欢迎晚宴上，在日本人气了得的“女子十二乐坊”登台献艺，其华丽的演奏更是赢得不绝的掌声。但是，那一派“祥和”却分明有些异样。因为就在几乎与此同时的亚洲杯上，每逢日本队的比赛，必然伴随着中国观众充斥赛场的嘘声。
这样的场景绝妙地勾勒出当前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事实上，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它们就沿着自身的轨道发展，至今难以交叉。一种郁闷、沉重的氛围，密布于表面的“友好”之上。官方层面上，因抗议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日首脑对话已中断了3年。而民间层面上，中国国庆节前夕，虽然有日本人游行要求“中日断交”的行为未免太过极端，但民间感情陷入低谷也是事实。
解决历史问题的契机
历史问题，当然是两国民间情感摩擦的最大原因。作为日本人，我们知道，中国不满“日本对于过去的历史还没有充分道歉”。对此，日本虽不乏附和这种主张的声音，但国民感情的主流却是对“谢罪要求”日益困惑和厌倦。
道歉问题无疑是横亘在两国情感之间的一道鸿沟。那么，这道感情鸿沟是如何积聚起来的呢？其实，战后中日两国本有好几次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1945年日本战败、1972年日中复交……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通过远东大审判以及美国主导推进的日本“和平宪法”等措施，基本清除了军国主义。终战之初，日本国内就有“一亿总忏悔”的流行语，当时“战败国日本作为加害者谢罪乃理所当然”的舆论颇为强烈。然而，随即开始的冷战割裂了日中两国，虽互为当事方，但却失去了就战争责任进行对话的机遇，直到1972年。
客观地说，1972年建交谈判中，关于历史责任、战争赔偿问题，曾经是“受害者”的中国相对于日本处于“强势”地位，如果当时真的认为道歉及赔偿不够充分的话，应该是有中止复交谈判的选择的。最终结果是，《中日联合声明》以“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的措辞尘埃落定，中国政府放弃赔偿要求。在国际法上，两国以这种形式解决了战争问题，作为替代性补偿，日本方面迄今在广义上向中国提供了总额“约7兆日元”(据日本庆应大学小岛朋之教授研究，约合630亿美元)的政府开发援助贷款。
1998年江泽民在韩国总统金大中之后不久访日。金总统在临行前，面对日本记者团曾强调说，“希望我此次日本之行，能够彻底清算过去，使韩日两国从此不再纠缠(历史)，以期共同进入真正理解与合作的21世纪。”
日韩之间，也曾有过类似日中的历史。从1984年访日的全斗焕，到之后的卢泰愚、金泳三等韩国领导人，虽然每次访日言必称要构筑“面向未来的新韩日关系”，但韩国仇日情绪日重，而“谢罪谢到何时”的“厌韩”情绪也日益在日本国内蔓延。这一困扰日韩两国的历史纠葛终于在金大中执政期间得以冰释。从其后的日韩“世界杯”、韩国对日本大众文化的解禁及日本的“韩剧热”等现象就可窥知一二。回过头来，如果1972年日中两国之间基于(日本)道歉对过去的清算能够实现的话，这个历史悬案也许就不至于拖到21世纪了。
结果，中国对日本，抱有“对韩国以书面谢罪，对我们却没有”的不满；日方对中国，则怀着“手里攥着历史牌，始终把日本当罪人，直到其经济、政治价值丧失殆尽”的不信任感，双方越走越远。
日本对“谢罪”的解读
笔者无意否认，日中历史问题的主要责任在日本。但如果就问题处理的方式而言，不能不说中方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正是双方在履行各自责任时应对上的问题，导致了今天有目共睹的艰难状况。
只需对日中关系的现状作一番考察便不难看出，让日本按照中方所希望的形式来道歉，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无论道歉，还是道谢，都应考虑三个要素：主体、对象和理由，即由谁对谁因为什么道歉。
第一，道歉的主体。目前，直接参加或曾经支持侵略战争的日本人，即使未入“鬼籍”，也已80岁开外。据日本今年7月的统计，80岁以上的男性人数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这意味着，98％以上的日本人既没有参加过战争，也没有战争体验。中国方面历来强调关于日本侵略的教育，但对日本如何从战后废墟上高举和平宪法崛起，对于那些众多致力于日中友好人士的感人事迹，进而对于大多数日本国民希冀和平，决心不再为领土扩张而使用武力等等，恐怕鲜有充分介绍。
其次，道歉的对象。随着时间流逝，尽管直接蒙受日军伤害的人数在逐年减少，但事实上，依然不乏受到伤害后身心创痛终难平复的受害者。对于他们，确实应按照两国间此前的条约框架，以官方和民间援助的历史为基础，探索一条适当的解决问题的道路。但无论如何，“亚洲杯”期间“爱国人士”的行动绝不等同于战争受害者的诉求。
日中恢复邦交30余年，两国间人际往来频乃。30年前的中国对于日本来说，只是见诸报端和电视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或是身穿人民服、脚踏自行车的普通人。而现在，在东京、大阪这样的大城市中，中国人已经无处不在，既有大学教授，也有偶然经过的、喝上一杯的职员，可谓形形色色。他们丰富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但也有遗憾。
最后，是道歉的理由。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确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对此，日本当然应该在心中盟誓。但是，这与普通日本人也必须谢罪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所谓谢罪，是犯了罪的当事者，承认并基于道义上的责任，向当事的另一方低头，甚至下跪以请求宽恕的表现。战争的策动者、在战场上行使残虐暴力的军人已经在战后受到了膺惩。在二战结束后的审判中，许多旧日本军人被处以包括死刑在内的刑罚。据日本法务省统计，同盟各国共处决1100人，其中有200名以上是在中国被审判、处决的。作为侵略战争的当事者，受到如此制裁，在日本国民当中虽然也存异见，但审判的正当性，基本上还是获得承认的。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会导致“一部分军国主义者”非罪化。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国内已有加藤?一等众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倡议，希望尽早建立取代靖国神社的追悼设施。笔者以为，作为小泉首相，不仅要考虑来自中、韩的声音，对于渴望亚洲安定和平的日本国内的声音，也有必要以行动作出回答。但是，这种认识依然有别于谢罪问题。
化解宿怨
中国不是“北风”，是“太阳”。倘若中国能以大国的气度和胸怀，温和而理性地同日本相处的话，相信日本人终究会被感动。相反，无论是谁，都难以接受“给我跪下谢罪”式的要求。日中两国是对等的邻国、伙伴，并非属国、朝贡国的关系。不久前，海南省一家酒店的门前，树立了一尊东条英机下跪的铜像，日本媒体也进行了报道。对此，作为日本人，笔者丝毫没有受辱之感：毕竟，对于过去的军国主义者无论怎样，与我们没有关系。只是，现代社会的日本人不会，也没有必要采取那种态度。
笔者在前文中曾经阐述过，作为战后出生的世代，我们有必要在心中发誓：一定要把过去的历史当作深刻的教训，绝不让历史的过失重演。但是，对于超乎这之上的、更进一步的表态则爱莫能助(一些自己希望有进一步表示的战争受害者另当别论)。这既是战败后经历了59年和平发展的日本国民感情之所在，也是为两国关系的现状所决定了的。
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克制、克服由相互不信任、互厌所引发的恶性循环。解决的关键，是将目前这种对对方的态度来一个180度的“脑筋急转弯”：你讨厌我，我也讨厌你；你若喜欢我的话，我也会变得喜欢你。即是说，相互承认对方作为东亚重要国家的对等身份，尽可能地尊重对方，并与其合作。
说起来简单，对民族感情的拂拭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从现在起，两国不去挑战这项难题，谋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在领土、能源和台海问题等危险要素尚未消失的情况下，倘因所谓“民族感情”，矛盾进一步加剧、激化的话，20世纪所犯下的错误就难免会有重演的危险。抛却憎恶和不信任，在更大的程度上接近基于相互信赖和尊重的日中关系，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程。无论前面有什么，也不能回避这个考验。只有通过这种努力，双方的情感才有可能进一步靠近，化解过去历史障碍的政治、历史智慧才有可能眷顾我们。
宽恕的感情来自彻底的反省
◆ 王小飞
“误解”导致“委屈”？
很多日本人对中国近来所表现出来的所谓“反日感情”感到“遗憾”。不过，这种遗憾最终又透露出两种情绪：忧虑与不耐。
大学讲师饭塚敏夫属于前者。他参观过731部队遗址，在东京参加了反对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抗议，他每年都会在课堂上向日本学生们讲过去日军的残酷行为。然而，他也有不解。“从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以来，日本历代首相和天皇已经谢罪了21次，为什么中国人民却坚持认为‘日本从来没有道歉’呢？”
对此，饭塚先生觉得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存在“误解”，也让日本感到“委屈”。他认为，中国民众目前比较广泛的反日情绪，是因为中国人不了解有关谢罪、赔偿、教科书以及现代日本社会的情况。他希望介绍几个“事实”，以“缓和”双方的情绪。
饭塚所说的“谢罪”，指的是通过日本官方正式文件、首相谈话等方式，向中国方面表达的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和态度。日本的确多次向中国表示过歉意。
官方正式文件主要有：————《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9月29日)：“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中日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1998年11月26日)：日本“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过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首相正式谈话主要有：————《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谈话》(1995年8月15日。村山富市)：“我国……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就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同一天，村山首相书面答复《人民日报》采访时写到：“在战后50周年之际，痛切反省由于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害和痛苦，在此表示衷心的道歉。”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就日本侵华明确表示道歉。
————2001年10月8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参观位于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之后发表谈话称：“今天我有机会参观了这个纪念馆，再一次痛感到战争之悲惨。我对遭受侵略而牺牲的中国人民感到由衷的歉意和哀悼，怀着这种心情观看了这里的许多展览。”
日本官方就战争问题的类似表态还有一些。但大多数中国人显然没有满足于此。这又是为什么呢？
书面道歉又如何？ 有这样一种猜测：日本曾经向韩国“书面谢罪”，而对中国却没有这么做，所以中国人感到不满。那么，韩国人对日本的“书面谢罪”是不是欣然接受了呢？
“书面谢罪”指的是1998年10月8日，日本首相小渊惠三与韩国总统金大中共同签署的《日韩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当时，小渊首相表示“谦虚接受”日本曾在朝鲜半岛实行殖民统治的“历史事实”，并对由此给韩国人民带来的损害和苦痛表示“痛切的反省”和“衷心的道歉”。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其态度并没有超出1995年村山首相的谈话，但与同级别的《中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中的措辞相比，在程度上有明显的不同。
两国当时对这个宣言的评价颇高。小渊认为宣言在政府层次上对历史认识作了“一个了结”。金大中表示，他将“负责”不让韩国政府再提历史问题。日本舆论更认定它“拉开了日韩新时代的序幕”，使“日韩关系迎来了转折点”。
但事实证明，即使有了这个“书面谢罪”，在“慰安妇”、教科书、竹岛等问题上韩日两国仍然龃龉不断。2001年的日本教科书问题引发韩国持续不断的抗议浪潮。同样是金大中总统在国务会议中也表示，只有当日本对历史有明确认识，并建立绝对不再重演的信心时，“我们之间才会有饶恕，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他甚至说：“每当我想到多年来我一直努力与日本建立的友好关系现在可能付诸流水时，我实在感到难以置信。”
可见，“行胜于言”是任何受害者接受“痛切反省”的条件。事实上，中日自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有好有坏，然而坏的时候，往往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右翼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或出现篡改教科书等问题有关。然而，直到今天这些行为仍在延续，小泉首相甚至还寄希望参拜靖国神社能够得到亚洲邻国的理解。在邻国看来，这些言行令日本对中国的21次表态显得相当空洞。从来没有真诚谢罪，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中国人究竟要什么？
据两国有关机构调查，大约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迅速降温，相互反感逐渐成为两国许多媒体忧心忡忡的话题。与此同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很少有人再提起，1980年代中日民众之间的“蜜月”期，早已成为明日黄花。
据了解，的确有不少日本人对中国要求日本“谢罪”感到厌烦，产生抵触情绪。2000年3月20日，日本电视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对中国驻日大使说，“日本人对华感情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中方不断提出的谢罪要求”。
那么，中国是得理不饶人吗？事实上，中国人至今仍不会认为要求日本道歉有什么过分，相信甚至作过严肃思考的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
1997年，因参拜靖国神社而受到抨击的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曾在演说中表示，对日本人民来说，继续走和平国家的道路的决心是不证自明的。……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使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不再有理由怀疑我们。
然而，政治领导人至今也没有给出让亚洲国家不再怀疑的方案，倒是普通的日本国民发现了症结所在。
挂川惠美子，曾是华东师大法政学院政治行政管理国际关系研究生。2002年，她根据自己的硕士论文，撰写了《日本人怎么看中日感情》一文。
她认为，中日最近几年来的摩擦以及日本与中国国民的感情变化，有着多年的积淀。问题的根本在于日本人对二次大战认识模糊。
“以‘道歉问题’为例，日本人总觉得已经多次向中国道歉了，但是由于在日本还有一部分政治观点十分保守的右翼，他们总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发表拒绝认错的观点，并常常发表一些挑衅性言行。……(这样的报道多了，)使得中国人怀疑日本政府的真正态度。……因此中国多次希望日本政府表明谢罪的立场，这就使日本国内产生厌烦的感觉。”
“日本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对历史问题的看法是否存在问题。发动侵略战争的是日本，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人民，认不清这一事实，就不可能消除中日之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差异”。
“日本的政治家要想保持中日友好，与其把力气花在搞外交上，不如努力在国内创造一种正视历史的气氛。”
挂川惠美子总结说：“清算过去错误的最有效办法是表达自己的真诚反思，宽恕的感情只能来自于彻底的反省。”
一位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也介绍了他自己准备采取的行动：首先，他要告诉日本人，因日本的侵略而遭受莫大损害的中国人要求从日本得到明确的道歉是情理之中的，亲人遭日军杀害的中国人要求得到赔偿是理所当然的。其次，他也要告诉中国人，大多数的日本人是善良的，更有不少日本人与否认侵略的人作勇敢的斗争。
他说：“我的观点是，中国人同日本人在一起时，不要客气，问一下对战争是怎么看的。”
他解释说，出于礼貌而不问，不能交到真心朋友。虽然不能保证能从所有的日本人那里得到满意的回答，但我相信大多数情况下是能够得到满意的回答的。他认为，中国人对能够沟通心灵的人的友谊是很珍视的。
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队员佐藤英树回忆自己在中国的岁月时说：“最快乐的时候是被朋友邀请到他们家去吃饭。虽然他们都用当地的方言交谈我听不太懂，但是那种和睦的气氛，一家人在电灯泡下围着一只火炉吃饭的情景，总有一种令人怀念、温馨的感觉。”
一位日本问题专家指出，在探究历史问题时，需要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发动侵华战争是日本的国家行为，其战争责任应由日本政府来承担，日本人民终究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尽管这与中国人民被侵略所遭受的苦难有很大的区别。同时，反省必须出于真诚，体现为言行一致。如果一边说着“深刻反省”，一边又去参拜战犯、篡改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一边说和平不再战，一边又以世界第二的军事开支的规模发展军备，甚至企图插手台海问题，这能说是真正的反省与道歉吗？历史证明，中国人民是宽宏大量的，是以德报怨的，否则就不能解释战后中国政府主动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行为，也无法解释那些抚养大量日本遗孤的中国民众。中国人民需要的是言行如一的表示歉意，仅此而已。所谓历史的彻底清算，既是签署宣言、发表声明等象征性的行动，更是一个长期的认知和实践过程。
超越道歉的思考
虽然历史问题看上去是中日民众之间最突出的问题，但它并不是中国人对日本的惟一看法。
众所周知，在更长久的历史时期，日本一直是中国的“勤勉的学生”；也没有人否认，近百年来，东渡扶桑，探究兴亡之道的中国人也为数众多。
“我觉得，在警惕日本社会右倾化、抨击某些行为的时候，”《北京青年报》朱鹰说，“不要忘了敞开胸怀去学习他们先进的地方。”
据这位记者说，最近日本新地震发生后，日本人在6分钟之内成立了救灾小组，20分钟后，直升飞机就盘旋在灾区上空。“这些当然值得学习，我们得好好向人家学习。”
许多在中日之间往返的中国人，也常常提起每当到了东京成田机场，就感觉到自己回到了秩序当中。
30岁以上的中国人还清楚地记得日本电影《追捕》给他们的“冲击”。有人在博客网站写文章回忆说，影片一开始，是东京新宿闹市区的夜景，给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虽然时过境迁，今天的新宿同上海陆家嘴相比，已经显得又矮又寒酸了，但必须承认，日本至今仍全面领先于中国，中国当然要继续向日本学习。另一方面，没有理由不坚持我们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能否在历史问题上有深刻反省和明确认识，无论对于中日友好、还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都有益处。这两者并行不悖。
民族情感与现代理性
□吴小龙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为何当年作为战败国的中国能够有平心敛气、卧薪尝胆的精神，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能有既往不咎的宽大胸怀？为何在战争硝烟还未散尽之际，在国土饱受蹂躏、百孔千疮的时候，我们对战败者表现出了悲悯和宽厚？
关于“Sina”是否就是“支那”，“新浪”是否应该改名，最近在网上有不少争论。有的学者做了考证与说明，指出了“支那”这个字眼最早恰恰是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是中国古代的高僧在翻译梵文佛经时，按照音译把cina翻译成“支那”，(至今许多汉文佛经中还是用“支那”这个词称呼中国的)而后这个词又随佛经传入日本。实际上，在清末民初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对于“支那”中国字眼是一直在大大方方地使用着的。如梁启超以“支那少年”自称，翻开他的《饮冰室合集》和清末许多维新派、革命派的言论，很容易看到许多关于“支那”未来的豪言壮语和美好期待。甚至就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越战期间，我们的报纸上也几乎每天可以看到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消息和报道，说明当时人们在面对“支那”这个字眼的时候，也还是体现着一种从容和大气。
但是，由于这个字眼与近现代史上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和侮辱的惨痛记忆相关，中国人拒绝这个字眼也是情理之中的。我们国家拒绝在一切正式文件中使用“支那”这个字眼正是这种情感和态度的一种表达。但在西方文字中，Sino这个字眼却与此不同。比如，现在我们还在用“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这样的字眼来表示“美中关系”，在世界上的汉学研究中，“Sinology”也一直和“China－Studies”在同时使用着。因此，“Sino”或者“Sina”这样的英文字母本身，在中国人心里本来是不引起什么恶感的。
至于“Sina”这个网站的名称，在国内实际上一直是作为“新浪”而被用户广泛接受的，本来没有什么人把它与“支那”联系起来。现在既然有人提了出来，而且已经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问题总是应该解决的好。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应该分两方面来解决：一是新浪网是否有日资背景，Sina的命名是否因此是一种带污辱性的有意行为，这可以，而且也应该由新浪网自己来对网民作一个解释和澄清。这是比较容易的一个方面。
另外的一方面，就不单是一个网站的名称的问题了。这就涉及怎么看待日本的问题。这问题也有种种不同看法。从整个历史上来看，中日两国间的友好是主流，两国间愿意友好交往的也占绝大多数，但是历史上破坏两国关系的事件虽然不多，却很要命，并且特别令人刻骨铭心———远有倭寇，近有甲午战争和抗战。中国人从挨打、受侵略的惨痛经历中得出结论：国家要强大才能不受欺负，正是理所当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每个人更应当自问的是，我们是花在为此发出怒吼上的时间、精力多，还是花在为此踏踏实实地做些事上的时间和精力多。
我们或许还可以从反观历史中寻找启示。在两国关系史上，我们不但要看到人民友好的主流，还要看到一些意味深长却为今人所忘却的事实。例如，甲午战争后，在战败的中国人中间掀起了向日本这个过去的学生和眼下的敌手学习的热潮。日方也有很多人以唇齿相依、感恩图报之心努力帮助中国的近代化事业，以至于两国关系史上出现了被西方史学家看成为“黄金十年”的友好时期。这段历史，现在很少为国人所知。还有，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对日本战俘和侨民表现出谅解态度，甚至于收养抚育了很多日本孤儿，至今成为一段美谈。为何当年作为战败国的中国能够有平心敛气、卧薪尝胆的精神，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能有既往不咎的宽大胸怀？为何在战争硝烟还未散尽之际，在国土饱受蹂躏、百孔千疮的时候，我们对战败者表现出了悲悯和宽厚？而在战后60年，两国间的和平友好条约已签订30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友好的主流持续高涨，为何被现在的“政冷经热”所取代？
毫无疑问，日本官方对侵略历史缺乏深刻反省，政要公然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等等，无疑要对中日关系的现状负上主要责任———对日本右倾化保持警惕是必要的。但是，充斥网络的一些非理性言论是否在“为渊驱鱼、为林驱雀”，为日本右翼势力帮了大忙？在对战争罪行的反省方面，日本与德国比起来，显然相差得很远。但是我们能否换种思路：如果中国能强大到足以震慑对手，如果我们能够形成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使其无法走上对我们产生威胁的道路，那么我们何必在乎他心里怎么想，反省程度如何？我们把心气用在使自己更加强大上面，不是比费劲要求别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进行痛切的道德反省更为有效吗？
惟一的问题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自己得付出比怒吼更艰难得多的努力：发展经济、整顿吏治、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加强民族自信，使国力增强、国威远布……我们的网民能否把爱国激情放在这里，而不要把宝贵的激情轻易宣泄，不要在面对自己周遭无法解决的问题而痛心疾首、无可奈何之际，把大洋彼岸的一个或几个妖魔作为怒吼和宣泄的对象？
我们要保持我们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同时也需要保持现代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