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警方，正学会“与死亡谈判”

　　■不管任何理由，只要是人质死亡，反劫持就是失败的，人质的生命高于一切
　　■尽管劫持事件是一种恶性犯罪，但“以暴制暴”的方式仍然是下下策
　　■目前发生在中国内地的劫持案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反劫制暴谈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谈判，它是一场生与死的谈判

　　高锋，北京人民警察学院教授，中国第一个构建“反劫制暴战术谈判”理论体系的人，首席危机谈判专家。最近，北京市公安局17名警察经过4个月的“反劫制暴战术谈判”的培训，成为中国这一领域的第一批谈判专家。
　　2004年7月7日发生在长春的人质事件被高锋认为是“中国人质劫持事件的分水岭”，“从此之后，此类事件中没有专业谈判专家的历史将结束。”
　　关注此事的媒体认为：中国诞生首批“反劫制暴”谈判专家表明，政府一直以来强硬的态度在改变，并且已经有了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意识。
　　高锋2003年从湖北奉调入京，进行中国的反劫制暴研究。虽然比国外晚了30年，但这在中国依然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研究课题，就在北京人民警察学院低调培训中国第一批谈判专家的时候，“长春人质劫持事件”、“怀柔人质劫持事件”接连发生，使公众的目光齐聚谈判专家，高锋也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的新闻人物。

　　世界上风险最大的谈判

　　“长春劫持人质事件”的处理方式，引起了公众的质疑，事发之后，吉林省政府要求长春警方在8月18日前必须把谈判专家培训班办起来。高锋前往长春讲课。“可以感受到长春警方的迫切，全国很多省市也都有这种迫切需求。”高锋说。
　　有媒体注意到，2004年从6月到8月的两个多月中，全国发生的劫持人质事件有十几起。而国际的大背景是暴力恐怖人质危机愈演愈烈，最为惨烈的一幕是发生在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的人质危机，366名人质死亡、700多人受伤的结局，更使人感到触目惊心。
　　面对社会性的劫持和暴力恐怖，谈判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惟一手段，也并不意味着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它毕竟提供了更理性、更人性化地解决问题的可能，而中国警方目前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尚缺乏经验。
　　有专家认为，劫持或者暴力现场情况瞬息万变，一个小小的因素都能造成局面失控，从而使警方的努力失败，因此许多未知的因素是很难把握的。高锋认为，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不能谈和不可谈。
　　反劫制暴谈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谈判，它是一场生与死的谈判。谈判专家要为调集警力赢得时间，控制劫持者或制暴人应激情绪，最终化解危机。
　　“以要挟为目的的劫持者，本意不一定是杀人。但是嫌犯处于激动情绪中，很可能采取过激做法。这就需要谈判专家去斡旋。”高锋指出，世界上此类谈判的成功率相当高，“只有一种谈判谈不下来，那就是恐怖劫持，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例谈判成功的，但还得想办法谈，谈判可以争取时间，可以帮助寻找解救的机会，谈判进行着就意味着人质还有生还的可能。”
　　谈和不谈不一样，什么人去谈，用什么方式去谈也会不一样。从某种意义来说，谈判双方都处在一个瞬息间就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变量当中，对于谈判手来说，似乎更多的是凭个人的胆识和智慧。
　　一个人只身赴劫持现场，赋予了谈判手个人英雄的光环。“实际上谈判手是有强大的集体智慧支撑的，它表现在反劫持的领导组织系统，反劫持的武力解救，强大的心理和信息系统的支持等等。”高锋说，由专业谈判手谈判和以往非专业手谈判的最大区别是，不再“谁的职位高谁去谈，或者几个领导一起去谈，而是谁专业谁去谈”。

　　中国式人质事件和中国式谈判

　　高锋注意到，之所以反劫制暴谈判在中国被政府高度重视，基于三种原因：一是劫持事件发生有增多趋势；二是恐怖劫持人质事件也并不是没有出现的可能；三是为北京奥运会做安全准备。高锋指出，目前发生在中国内地的劫持案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其特征是：劫持者几乎都是进城的农村青年，文化程度不高，城市生活受挫，使用凶器多为刀或匕首，部分人携带炸药包，目的多是劫财劫物，以“低层次的劫持事件”为主。
　　高锋将此类劫持者称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变异者”，“社会的贫富差距、不公正等都是产生这种变异的根源。”在这类劫持事件中，有人只是为了300元钱就铤而走险，高锋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和人之间差异性的增大，这种事件确实不可能完全避免。“目前的劫持事件大多形式单一，目的单纯，属于单一劫持者对单一人质，相对来说还好处理一些，但可能还会有更复杂的情况出现。”
　　高锋特别强调恐怖劫持与图财劫持有“本质的不同”，恐怖劫持就是进行报复、制造恐怖事件，进而达到政治目标，因此手段和方式极为暴烈，全球几乎没有一例解救成功的，“这是全世界各国警方的软肋”。
　　“我们要吸取教训，现在喊‘狼来了’一点都不过分。”高锋说。
　　对于中国的反劫制暴队伍建设，高锋认为每个省应该配备8到10名专业谈判专家。
　　高锋认为中国的反劫制暴理论应该包括如下内容：反对劫持人质、反对劫持场所(以毁坏标志性建筑、人文景观为要挟)、反对自我劫持(在公共场所自伤毁物严重影响公共安全的行为)，同时解救自杀者。
　　针对中国式的人质劫持，谈判也是中国式的。高锋对中国的谈判专家的理想描述是：年龄在35岁到46岁之间，不能太年轻也不能太老，前者没有阅历，后者反应差；有比较精湛的口头表达能力并具有初级的表演能力；有良好的承受能力，擅长处理人际冲突；甚至不能太英俊，至少不让劫持者产生任何自卑心理。另外中国的谈判专家需要既是谈判手，也是攻击手，所以他们都是刑警出身。“他必须有能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劫持者的信任，并能近距离发出决胜的攻击”。
　　高锋提出了“近距离谈判”的中国式谈判理论，以期达到谈判的最佳效果。这种近距离是相对于欧美提倡的“远距离”的。在西方国家，谈判的距离一般是离劫持者2000米，甚至更远，劫持者和谈判手之间通常借通讯工具进行对话。而中国的近距离被认为是11米直到零距离。“不通过对讲机或扩音设备，能够听到对方的话，看到对方的表情”。但3到0米的距离是要有严格把握才能进行的，条件是确定如此近的距离不至于使劫持者感到不安全而情绪激化。
　　“谈判的效率、把握劫持者的情绪、掌握局面都需要近距离。”高锋说，看到劫持者的表情非常重要，它是了解劫持者心理变化的最重要的信息。这种谈判是两个人之间的心理对抗，每一个小变化对局势的走向都至关重要。

　　生命至上原则

　　反劫持的成功标准只有一个：人质的生命。“不管任何理由，只要是人质死亡，反劫持就是失败的，人质的生命高于一切。”高峰说这就是生命至上原则。
　　在劫持者和警方对峙的时候，在劫持者提出不可能达到的要求的时候，在劫持者高喊要杀人的时候，谈判手一定不能说“不”。这是在谈判专家培训中反复强调的原则。
　　“永远没有否定，眼睛里没有蔑视，肢体没有威胁动作，表情没有冷漠。”这是高锋总结的。
　　“领导决策的犹豫、低效率、拖延时间，都等于拿人质的生命开玩笑，每一分钟的拖延，每一分钟的耗费，人质的死亡概率都会大大增加。”高锋说。
　　但是谈判手的生命同样是生命，当他赤手空拳走向劫持者时，危险也一步步向他走近。人质的生命和谈判手的生命哪一个更重要？当人质生命和谈判手的生命发生冲突的时候先顾哪一头？对于近距离的中国式谈判的疑问，高锋认为：谈判手和人质的生命需要两相权衡的时候，人质生命至上。
　　他的解释是，因为谈判手是代表国家和政府履行公务的，另一方面，谈判手的工作看似危险，但从国际上的实例来看，谈判专家受到劫持者攻击的只占3.6％，而且被攻击大多因为谈判手在某些细节上处理失当。
　　在生命至上原则里，高锋同时强调尊重劫持者的生命。他认为不是万不得已，不能轻易击毙劫持者。
　　当着人质的面击毙劫持者，通常会给人质造成难以弥合的精神伤害，也在给外界造成“劫持者必死”的印象，使今后的人质谈判空间更小。更重要的是，在法治社会里普遍反对轻易用武力剥夺劫持者的生命。
　　“尽管劫持事件是一种恶性犯罪，但强硬的方式仍然是下下策。况且武力解救和击毙劫持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人质事件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远远超过解救人质本身，因此解救人质的根本目的，是安定更多的人心。”高锋说。
　　需要对人质劫持建立预警机制的不仅仅是警方，作为公民如果不幸遭遇劫持，也应该有自己的基本应对策略。高锋提出了几点建议：坚持一个信念———不到迫不得已劫持者不会杀人；保持神态的平和甚至是语言的温顺，杜绝任何形式上的语言、情绪对抗(在群体的人质劫持中情绪激动、话语多者往往最先被杀死)；安静地听从劫持者调遣，尽量少说话或者不说话，减少劫持者的注意；杜绝任何带有侥幸心理的反抗、逃脱，除非十分有把握(谈判者也被严格禁止任何一种暗示人质进行里应外合的反抗行为)；放弃试图与劫持者沟通的想法，任何沟通都是无效的，经验证明，就算是谈判者，落入劫持者手中之后沟通的效用也将降低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