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鲁迅先生逝世68年

　　☆陈愚　(本文写于2004年10月19日)

　　到今天，鲁迅已经离开人间已经六十八年了。
　　在这六十八年里，鲁迅的身上，曾经蒙受了无数的光环、口水、骂名，这都成为覆盖到鲁迅身上的尘灰。
　　曾几何时，一部《鲁迅全集》，被印成红皮本，与“红宝书”并到一起，成为现代经学。当历史的发展，淘汰了垃圾的横行，鲁迅的光环在政治宣传语言中褪出，鲁迅走下神祗，却在民间焕发出无穷的生命力。事实证明，不管是鲁迅作品研究，还是鲁迅思想阐释，只有回到民间，回到个体，鲁迅才能够获得真正的生命力。

　　每一个阅读鲁迅的读者，无可避免地面临这样的问题：鲁迅对于当下的意义何在？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鲁迅据说是无正面主张的。鲁迅之异于胡适的地方，也是一再被诟病的地方，是所谓的“无建设”。早在鲁迅在世的时候，梁实秋就批评他没有自己的“正面主张”，直到九十年代，余英时还在批评鲁迅“不但是反中国的传统，也反对西方的东西。”“他没有正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什么都没有。”胡适是有“建设”的，政治上的不说，在学术上，胡适的半部哲学史，半部文学史，便建立起了现代的哲学史、文学史的学科体系。而鲁迅最大的“立”，不是理论上的，而是人格意义上的，不仅是思想意义的，而且更是精神意义的。鲁迅在他五十多年的生命中，通过他的不断失败与无休止的战斗，通过他的无尽的绝望与绝望中的反抗，树立起了一种奇崛的人格。
　　这种奇崛的人格，置于“知识者”与“权力者”的关系中便突出的显露出来。鲁迅坚决认为不应该和政府合作，而是应该作为政府的对立面存在。这事实上是中国从士大夫传统中挣脱出来，知识分子精神、角色现代转化过程中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选择：胡适是想通过改良政治——又把改良政治化约为改良政府——来实现社会的进步；而鲁迅则是想通过彻底的社会批判立场，对一切违背社会良知的都采取独立的坚决的批判态度来促进社会进步。如果我们类比于西方，那么鲁迅是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说的那种知识分子，是俄罗斯传统中的“知识分子”。
　　我认为这种人格正是当前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精神资源，甚至在鲁迅这里，产生出了一种知识分子人格的“原型”，一种楷模，一个高度。我们唯有直接阅读鲁迅的文字，才能看到这种高度，从自己的生命感受中去把握这种高度。正如林贤治在《鲁迅的最后十年》中所说的：“一部《鲁迅全集》，恰如现代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之火。周围的世界，从来未曾因它的蔓延而发生燎原大火；它是属于灵魂的，光和热直接转化为个体的实践性而非群体的事件性。时间的迁流可以改变和抹杀世间的许多事物，但是，在人性深部点燃的火焰是不会熄灭的。它只是燃烧，燃烧，一次又一次地从覆盖中升腾起来，在黑暗与深寒中显示出初始的意义。” 鲁迅的启蒙意义，就在于他把他认识到的所有无论如何残酷的真相赤裸裸的呈现在你的面前，逼得你无路可逃，让你不得不重新打量你自己，重新打量这个世界。鲁迅给予人的永远不是获得智慧之后的惬意，而是看到真实的缺陷而后产生的痛苦，不是跳出蒙昧而产生的救世主般的自足，而是陷入永远存在的矛盾而产生的焦虑，不是得到药方而产生的快意，而是无可疗救而激发的迷惘、徘徊。在一个陷于欺与瞒的大泽中并且常常不自知，反而从欺与瞒中挖掘出美与真实来的民族，只有充分体验痛苦感受焦虑，在迷惘与徘徊中挣扎，才能摧发一种充分正视现实的惨烈与缺陷，充分理解历史的残酷与现实的无奈，充分体味摆脱的艰辛与拯救的艰难的勇气和力量。这种勇气和力量的导向，就是诞生一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精神、自由品格的精神。
　　鲁迅曾经以自由主义的批判者的姿态出现，在自由主义话语成为一种强势话语的今天，鲁迅可以成为自由主义的一种批判性资源。鲁迅思想、生命的丰富性，使今天我们很难用一个什么名目，比如“自由主义”、“新左派”来套他。每一种帽子套下去都会破绽百出。如果要用西方那一套来定位鲁迅，大概只能说他是一个“真诚的左派”。同时，现在我们说“自由主义”的时候，这个概念实在很难有一种比较明确的定位。“自由主义”的帽子的大小本来就没有明确，鲁迅的脑袋有太难把握，所以两者很难吻合。鲁迅与权力的终身疏远，对权力的终身警惕，为以权力为言说对象的自由主义提供了一种参照。同时，我认为鲁迅从本质上是不排斥宪政自由主义的，虽然即使到了宪政自由主义制度成为现实的时候，他仍然会对此持批判态度。鲁迅和胡适不同，胡适认为可以在既定的政治框架中通过改良实现，但是鲁迅在当时觉得既定的政治已经黑暗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而且这种黑暗造成的罪孽，已经逼到人们不得不行使最后的革命权的时候，因此他宁可抛弃这个政府。
　　八十年代初学者们呼吁，重新回到鲁迅那里去，主要的用意，在于剔除覆盖在“鲁迅”这一符号之上的政治杂质，让鲁迅回到个体，回到民间，从政治权威给鲁迅戴的高帽中，把鲁迅解放出来。而今天，我们不得不再次呼吁回到鲁迅作品中去，最主要的原因则在于，鲁迅的作品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思想的经典，经典的意义就在于当一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遭遇到新的问题，面临着新的考验的时候，经典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坐标，一种高度，一种借鉴。而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我们身处的时代，正是鲁迅当初面临的，方生方死的大时代，既可能得而生，也可能得而死。由此，鲁迅在他的时代的生命境遇，已经面对这种生命境遇的反应，得以深切地切入我们这个时代。在寻找这个时代的精神资源与思想资源的时候，鲁迅正是最好的资源之一。二十世纪我们幸而有鲁迅，有胡适，有陈独秀，让我们能够在二十一世纪里，在面临相似的生存境遇中，找到我们的坐标，我们的高度，我们的借鉴，让我们从他们的经验与教训中出发，去构建未来的新思想，创造未来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