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温：《战疫》——南方都市报抗非百日纪念特刊（5）

　　第三部分：重要人物（下）

　　“毒王”周作芬——出院时长跪地上感谢医生救命之恩

　　主角：周作芬，男，44岁，家住广州市芳村区一大型生活小区，在荔湾区做海鲜批发生意。

　　1月31日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院，2月1日转至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月8日转至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3月3日病愈出院。

　　自3月3日病愈出院至今，周作芬留给人们的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位迄今为止广州发现的传染性最强、一度被称作“毒王”的44岁非典患者，如今，生意好吗？身体好吗？情绪怎样？在非典恐慌渐渐退去的今天，人们茶余饭后关切地问起他。然而，谁也不能作出回答。

　　一直以来，周作芬似乎在故意躲避着任何一个试图寻访他的人，无论是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还是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将他拉出鬼门关的医生，抑或是隔三差五上门消毒的社区防疫人员，更不用说是记者了。

　　本报记者　在他家门外守了1个多小时，只通过电话与他说了3句话

　　“芳村区××苑××号”。这是周作芬出院时留下的住址，如今成为人们寻找他唯一有用的线索。

　　5月7日下午4时，记者一路打听着来到这里。这是一个大型生活小区，建成10年工夫，住宅楼看起来并不显颓相，据称，这里的住户以经商者为多，在芳村区来说，生活水平属中等偏上。

　　在单元大铁门外，记者按下门铃按钮，相距不到10米，能清楚地听到里面门铃“嘟、嘟、嘟”的声音，但是响了很久都无人应答。正好楼内有人出来，记者顺势从铁门溜了进去。许是楼层低的缘故，虽然外面阳光明媚，这里却有点阴暗。××号大门紧锁着。

　　站在××号房门外，记者拨打他家的电话，仍然无人应答。隔了几分钟，再打，不期然地，话筒里传来一个疲惫的男人的声音———

　　记者：你好！是周先生吗？

　　对方：嗯。

　　记者：我从广州来看望你，现在你家门外，能方便开个门吗？

　　对方：边个？（粤语：谁）

　　记者：我是南方都市报的。

　　一听说是报社的，对方立即挂断了电话。直觉告诉我，接电话的人正是周作芬。

　　不一会儿，门内传来走动的脚步声，也许周作芬在通过“猫眼”向外看。

　　接着，无论怎样敲打，这道门始终没有为我打开；再打电话，听到的却是“电话故障”的声音。一直到一个小时后，我只好无奈地离开。

　　世卫专家　带着礼物如约到芳村看望他，他却始终没有露面

　　对于记者在周作芬家吃闭门羹的遭遇，芳村区疾控中心的刘站长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从3月份以来，他也一直在找周作芬，但至今连他的人影也没见过。

　　刘站长说，其实，自春节周作芬和他的家人陆续发病以来，他们隔三差五地就要上门去消毒，有时他亲自去，有时是他的同事去。每一次，都提前通知他留人在家，但从来都不会是周作芬本人。

　　除上门消毒外，刘站长还数次陪同来自国家、省、市卫生部门，甚至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寻找他，也从来没有成功过，不是吃闭门羹，就是被“放飞机”。

　　让刘站长印象深刻的是4月6日的那次。那天下午，世界卫生组织一位德籍专家带着礼物来到芳村，本来刘站长通过医院已经跟周作芬约好傍晚6时在一家宾馆见面。但是，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周作芬始终没有露面。刘站长手头有周作芬的手机号码，上午还打过，这时再打，电话中却传出“此号码已作废”。世卫专家带着遗憾离去了，而留给刘站长的是尴尬。

　　第二天，刘站长在晚上10点钟来到周作芬家，没想到周作芬家竟还是黑灯瞎火，一个人也没有，连他的妻子和儿子都不在。

　　后来，刘站长与荔湾区工商部门联系，得知他原来的海鲜档口已经搬了，可能用另外的名字重新注册了一个档口，至于用的是什么名字，档口在哪里，谁也不知道。但刘站长肯定地说，周作芬还住在芳村，还在荔湾区做海鲜批发生意，他只是在躲避着别人。

　　周作芬为什么要躲？人们猜测，也许是心理压力太大了，因为在患病期间，他将非典传染了包括医务人员和亲友在内的80多人，其中他的岳父、岳母以及护送他从中山二院转至中山三院的救护车司机范信德都因医治无效而死亡。

　　中山二院　没人想到他患的竟是后来人们谈之色变的非典

　　1月31日是农历年的除夕，这天中午，已经连续5天咳嗽、发热的周作芬突然咳嗽加剧，呼吸急促。原本倚着身强体壮不怕生病的他，这时也顾不上享受一家团圆之乐，从芳村的家里来到珠江对面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这家广州最早的西医医院位于沿江路，是离周作芬家最近的一家大医院。

　　周作芬首先来到放射科拍Ｘ光胸片，胸片显示，他的双肺布满斑片状阴影，已经发生广泛的肺炎，于是他被介绍到呼吸科住院，入住岭南楼12楼病房。

　　当时，没人想到这名44岁的强壮男人，患的竟是后来人们谈之色变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更没人想到，他身上携带着传染性极强的ＳＡＲＳ病毒。直到当天晚上医院接到紧急通知，称广州市出现一种特殊的肺炎，他们这才意识到当时血氧饱和度仅为68％、病情危重的周作芬患的正是这种“怪病”。

　　中山三院　参与抢救的两批共20多名医务人员被感染

　　2月1日，大年初一。根据广东省卫生厅的指示，周作芬在上午11时许从中山二院转至中山三院。他是在昏迷之中被人抬进救护车转至中山三院的，开车的司机叫范信德。

　　周作芬在中山二院只停留了24小时。4天之后，所有接触过他的医务人员，包括放射科主任、副主任，呼吸科医生、护士、实习医生、护理员、配餐员，担架工人、救护车司机，共30余人相继患上非典。其中救护车司机范信德病情最重，于2月23日抢救无效身亡。

　　周作芬来到中山三院不久，因为缺氧而全身发紫，病情进一步恶化，必须立即插管、上呼吸机。

　　2月1日下午5时，中山三院传染科病房，一场惊心动魄的抢救开始了————

　　周作芬的身体比较强壮，此时因为缺氧而极度烦躁，令医务人员难以制服。情急之下，传染科党支书邓练贤（已故）指挥数名医生、护士按住他的头和四肢，让麻醉师试图从后面插管。

　　在插管过程中，随着一阵剧烈的咳嗽，周作芬带血的浓痰一下子喷到了天花板上，而随后喷射出来的肺内分泌物，不仅把围在他身旁的医护人员的口罩、衣服、鞋子喷湿，甚至浸到了病床上的床单、枕头。

　　明知道感染病毒的可能性非常大，但医生们不敢松手，一旦松手，周作芬就有可能因为呼吸衰竭窒息而死。经过一番努力，医护人员终于成功地将送气管插进周作芬的喉咙里，然后，又花了两个多小时为他吸喉咙里的痰。

　　当时已经昏迷的周作芬也许不知道，在他爬出鬼门关之后两天，非典型肺炎的阴影就悄悄地笼罩了参与救治的所有人，先后两批共20多名医务人员被感染，他的岳父、岳母、妻子、儿子等21名亲属也相继病倒。

　　市第八医院　他的岳母、儿子等近十名亲属在这里隔离抢救

　　2月8日，周作芬带着氧包再次转院至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他的儿子、上着呼吸机的岳母等近十名亲属也在这家医院隔离抢救。

　　周作芬的病情慢慢有了好转，第二天，他苏醒过来了；第三天，可以脱离呼吸机使用面罩吸氧了……第六天，已经可以坐起来自己吃苹果了。

　　撤下呼吸机后，周作芬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这里是中山四院吗？”他在昏迷中连续转了多个医院，从中山二院到中山三院，如今到了广州第八人民医院，他已经有些搞不清自己在哪里了。

　　作为一个海鲜批发商，意识清醒之后，周作芬最关心的问题是：这些天来到底花了多少钱？医生半开玩笑地告诉他，你已经毒倒了50多名医务人员，20多名亲朋好友，80多人的医疗费应该超过100万了。

　　3月3日，周作芬病愈出院的一天。当办完出院手续，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周作芬突然跪在地上，跪在医生面前，感谢医院的救命之恩，良久才站起来。

　　周作芬　“凌晨3点要开工啊，现在要睡觉，别打了……”

　　无法知道周作芬心里到底是怎样的滋味。不过，可以想像，家庭不幸、可能的舆论压力和治病花去的数十万元费用，对周作芬这个从非典病毒中死里逃生的人，带来的负担有多大。

　　昨晚8时，记者再次拨通了周作芬家的电话。还是那个疲惫的声音：“凌晨3点要开工啊，现在要睡觉，别打了……”

　　那一瞬间，我忽然理解了周作芬的躲避，虽然业已病愈，但作为非典受害者，周作芬其实是不幸的，只不过他默默地将自己余下的不幸独自咀嚼着和承担了起来。他此刻也许太需要一个清净、放松的自我空间。对此，我只能也应该选择“尊重”！

　　（文中提到“毒王”的称呼，仅是为了叙述方便，不含任何负面含义———编者）

　　旁白——让歧视从我们意识中走开

　　中国人的性格里有一种自私的基因，因为自私会产生一些过度反应，例如歧视。

　　周作芬的巨大传染性几乎吓倒了每一个人，如果说在非常的日子里，平常人轻轻的一声咳嗽就会招来警惕的目光，而周作芬的一声咳嗽足以引起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所以，周作芬得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称号————毒王。

　　据报道，被“毒王”击倒的人的足足可以组成一个加强排，这样的消息大大加深了人们对病毒的恐惧，人们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一些与非典病毒有“联系”的同类，这些不幸的人们被认为是社会的敌人，有人甚至用刻薄恶毒的话对他们进行攻击。最后，不但是非典病人及其家属，那些与疫情搏斗的白衣天使和他们的亲人，也遭遇到了冰冷的歧视。为此有人惊呼，“非典患者是受害者，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应该尊重和保护。”“白衣天使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不能让他们流血又流泪。”

　　这些呼声是否能消除人们心中的高傲与无知我们无从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歧视目前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自私使人们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麻木和冷漠像野草般疯狂生长，我们总在漠视他人的痛苦，不断地寻找可以歧视的对象：生理有缺陷的人会遭到歧视；身患疾病的，即使并不具备传染性，也受到不该有的歧视……越是弱势的群体，受到歧视的几率就越大。甚至有时还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歧视，如你的口音与众人不同时，你干着被认为是“低贱”的工作时，你做出一种个性张扬的举动时……

　　国人把“人”视为神圣的，但这个“人”仅限于自己和自己的亲友，这种对“自己人”的宽容与对他人的藐视的畸形思维曾经让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大为感叹，“伟大的慈爱与冷酷的无情如何可以并立共存？这矛盾的社会有什么解释？他是我养的，我便爱他如同爱我，或者爱他甚于爱我自己。若不是我养的，虽死他几千万，与我何干？这个态度解释了这奇怪的矛盾。”

　　生命都应该得到尊重，同类都应该得到关爱。我们潜意识已经被歧视的病毒感染，这种病毒比可怕的非典病毒还要可怕，如果我们不早点清除这些病毒的话，总有一天，我们会被它打得落花流水。

　　落马部长张文康——非典肆虐时宣布“已控制疫情”

　　主角：张文康，1940年4月生，上海市南汇县人。1962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现上海医科大）。1983年12月至1990年7月，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1990年7月至1993年2月，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1993年2月至1998年3月任卫生部副部长。1998年3月任卫生部部长。2003年4月26日，张文康被免去卫生部部长职务。

　　4月26日，刚刚继任一个月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免去职务。

　　此前的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有关ＳＡＲＳ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原定出席发布会的张文康却出人意料地换成了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同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

　　风暴之前的张文康

　　在被免职之前，张文康自1998年3月18日起出任中国卫生部门最高领导已5年有余。张文康上任以后医疗卫生系统先后推行了医药分开、药品公开招标采购等一系列降低患者负担的重大改革措施。而如今记者查阅他担任卫生部长期间在媒体上的“镜头”，也注意到颇多有意味的细节。

　　“我说不当‘面团官’就是我要通过调查研究，有自己的主见，包括我的讲话稿、写的文章，我都要有自己的主见。我不会是秘书写什么，我就念什么的官。”1999年，他在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中讲的这番话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东方之子》节目在做“部长访谈”系列节目，首位接受采访的就是张文康。

　　一位参与做这个节目的记者拜访过不少部长的家。她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拜访张文康家时，发现他的家里家具挺陈旧的。“我不知道那是哪个年代留下的家具，还是现在买的哪个年代的家具，总之是过时的。”

　　2001年8月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卫生系统行业作风建设现场会上，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的一句话日后流传甚广，“600万卫生工作者的利益必须融入12亿人的利益中。”

　　2002年9月20日，张文康在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接受主题为“13亿人看病发生的变化”的访谈。他指着自己的头发说：“这几年我的头发白了很多。”而张文康在访谈中面对诸多敏感问题，也表现出坦然面对的姿态。他在说到他妹妹也是因在农村无法及时治病而死时，说到看望一个全身僵硬的工人时，也非常动情甚至哽咽了。

　　非典时期的张文康

　　今年3月，张文康会见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介绍了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有关情况，称目前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绝大部分患者已经陆续康复痊愈，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常。

　　4月2日，张文康在答记者问时公布了截止到3月31日的非典型肺炎相关数字，其中“北京发现12例输入性病例，北京市卫生行政部门已及时采取措施，病原没有向社会扩散，也没有发现原发性病例。”

　　4月3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张文康作为卫生部长，向中外记者介绍中国防治非典型肺炎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他再一次公布截止到3月31日的非典型肺炎相关数字，其中“北京市12例，死亡3例”。他说：“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在座的各位，戴口罩、不戴口罩，我相信都是安全的。”

　　在这次发布会上，张文康对于北京的疫情这样解释：“北京的病例不是原发的病例，我们叫输入性的病例，就是说外地的病人得了这个病到北京来求医，结果在北京诊断为非典型肺炎。陪他来北京的父母以及亲属，有几位也得了病……北京由于汲取了广东的教训，有效地控制了输入性病例以及由这些病例引起的少数病例，所以没有向社会扩散……根据广东的经验，我们采取积极的对症治疗和增加病人免疫力的治疗，病人是可以治愈的，事实上，现在绝大多数病人已经治愈出院。”

　　4月4日，张文康通过央视《焦点访谈》节目表示，“这个疾病是可以治的，所以事实上现在绝大多数病人已治愈出院了。”“这个疾病一开始因为我们不认识它，因此我们老百姓一度也产生一些紧张的情绪……应该说这个疾病已经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控制。”

　　那时，距离张文康被免职，以及北京抗击ＳＡＲＳ迄今最紧张时刻的到来，尚有大概半个月时间。

　　旁白——掩盖真相是一种无知

　　张文康做梦也没想到，他会被自己曾经藐视的病毒所击倒。“我国已经逐步有效地控制了疫情，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不知道张文康会不会偶尔回想起这句信誓旦旦的声明。

　　政府官员掌握着民众授予的公共权力，承担着处理社会事务的责任，因此他们掌握着大量信息。有时候，一些官员不知是出于对公众心理承受能力的担心，还是出于对自己内部处理机制的自信，有意无意向大众隐瞒了一些东西。而如果大众对真相有一种急切了解的渴望，同时官员们或是沉默或是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时，小道消息很容易大面积地散播，和真实的信息混在一起，对社会心理造成了巨大冲击。

　　21世纪是一个信息开放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企图把一些重大信息的传播只维持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这样做是很不理智的，是一种出于过度自信的无知。报纸、电视、网络这些媒介无时无刻不在传播着大量的信息，特别是网络，一个人很容易把各种信息广泛传播，所以企图掩盖真相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这更是与透明、高效的政府改革方向是相违背的。

　　张文康的经历告诫我们，不要企图掩盖真相，不要低估良知的力量。

　　非典乘客王女士——带病南飞引发广东第一份公告

　　主角：王女士，内蒙古某石油公司干部，其父因非典去世，其母亦因非典在当地隔离治疗。5月2日，王女士往广州求医。5月6日，广东省防治非典指挥部发出公告，寻找与王女士共同乘坐5月2日ＨＵ7801次航班的乘客，这也是广东发布的第一份非典公告。

　　她是内蒙古某石油公司的干部。她引发了广东省防治非典指挥部发布第一号公告，把她一家人的恐慌带给了广州市民。她的理由看起来是那样地自私而简单：“我要早日被确诊”。

　　疑似病人飞来广州

　　5月2日17时17分，由海航波音767飞机执飞的北京至广州ＨＵ7801航班抵达白云机场。王女士与姐姐走下飞机，在广州工作的弟弟已经在机场等候。他们叫了一辆出租车，不是赶往弟弟的住处，而是直奔广医一院。

　　20时左右，他们到达广医一院急诊室。医生发现她只有发烧症状，胸透没异常。但患者王女士却坚决地希望留院观察。于是，值班医生就以“发热待查”的理由将她留诊于医院单独隔离病房。

　　按照医院的要求，病人检查的时候，必须填写一张详细表格。王女士在表格里填写自己由北京乘坐飞机抵达广州，接触了很多乘客。但是，她没有透露，5月2日早上，与她同行的其实还有她丈夫、孩子以及姐姐、姐夫、侄子共6人。

　　千辛万苦查出航班

　　5月3日，例行查房时，主任医生按常规询问该病人的过往病史，没想到她却吞吞吐吐地透露了让人吃惊的消息：原来她的父亲已在当地因肺炎去世，其母也因肺炎正在当地住院。

　　“事情可能不像她所说的如此简单！”主任医生立即向医院领导报告，院方开始追查其家人的情况。

　　面对医院的询问，王女士顾虑重重，她说自己是先乘坐1101航班到北京，还没出机场就觉得那里气氛太紧张，于是立即买了到广州的1108航班机票转而南下。她的话没说完，旁边的医生就觉察她没说真话，因为北京到广州的航班不可能以11开头。

　　与此同时，医院其他工作人员根据其家属留下的电话四处联系，到了中午11时半左右，终于弄清了他们一行人的基本情况。医院顿感情况严重，立即将情况上报。

　　在众人劝说之下，下午4时15分左右，患者家属终于透露他们是乘坐ＨＵ7801航班来穗的。4时半，白云机场来电确认该名患者乘坐的正是ＨＵ7801航班。5时，内蒙古方面来电确认该患者之父死于非典，母亲也因患非典正在包头隔离治疗，病情危重。

　　从5月3日的凌晨一直到5月4日的零时50分，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报后立即采取行动，打电话通知乘客，但航班上还有37位旅客无法取得联系。

　　5月6日，广东省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发出第一号公告，寻找乘坐5月2日ＨＵ7801次航班的乘客。

　　5月7日，王女士被确诊为非典。

　　举家南飞愿担责任

　　医务人员说，王女士曾经高烧39℃以上，连续6天不退。高烧不退的时候，她不吃不喝，不言不语，躺在那里，一动不动。5月12日，当本报同事见到王女士时，她已经好多了，高烧也已经退了。

　　记者：你们为什么要到广州来？

　　王女士：（在广州工作的）弟弟说，这里的医院很好。

　　记者：从内蒙古飞到北京又转飞广州，你有没有想过会传染给别人？

　　王女士：（沉默了许久）（病）好了以后，我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记者：你何要全家离开内蒙古？

　　王女士：我是有原因的……第一，我自己确不了诊；第二，我爸爸也确不了诊。爸爸当时发烧发到39℃，我也化验了好多次，来来回回的，耽搁了七八天。（我想）再确诊不了的话，全家就完了。

　　她断断续续地告诉记者，她是内蒙古某石油公司的干部。4月17日，她去法院参加了一次开庭，开庭后，她和法官有比较近距离的接触。没几天，她知道那个法官被怀疑是非典而隔离。

　　又过了几天，她自己有些发烧。她父亲和母亲先后出现了发烧。最后，父亲因非典去世。母亲亦被隔离治疗。她到好几家医院去检查，都被告知不是非典。但她还是不相信这个结果，“我希望早日被确诊，早日被治疗”。

　　记者问她，由于他们的举动，广东发了第一号非典公告，还到处寻找同机的乘客以及送他们到医院的出租车司机。闯下这么大的祸，她内不内疚？她吃力地回答：“谢谢广州。”

　　旁白——公民责任就是免疫力

　　“看见她，笔者的心情非常复杂。因为她给社会增加了许多额外的麻烦；但是，看见她躺在那里渴望活着的样子，又心生同情。”

　　这是一篇报道中的一句话。“她”是王女士，“非典乘客”，她的父亲因患非典去世，其母因患非典住院，她怀疑自己已被传染，因此从内蒙古飞往广州求医。她是广东省第一个非典公告的制造者。

　　出于对生命的爱惜，我们不愿指责她；但是她必须受到指责，以一个公民的名义。作为一个公民，她忽略或无视于她的行为可能造成的疫情传播。

　　面对一场严重的公共危机，一个国家也必须调动起全部的力量来积极应对。抗非正是这样的一次社会总动员。

　　“人的行为是道德良知的外在反映，公众行为则可以集中观照人们的社会责任。”我们必须勇于承担这样的一种责任———危机中一个公民应有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既不让非典感染自己，又要帮助他人远离非典。这是我们社会肌体应有的免疫力及健康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