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短评]尽管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可是真正能不畏强权压力说出事实真相与自身想法的人,还是值得我们的无限钦佩,尽管他们说的是否全为事实仍然有待考究。
一些敢于曝光社会丑恶一面的记者们,却总要以暗访的方式,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充当了侦探的角色进行调查,比如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每周质量报告》等节目。按说,这个风险是无需记者去冒的,当地执法机关人员应该去进行调查,他们拥有国家给予的侦查权,拥有强制权,他们进行侦查应该要容易得多,而令人遗憾的是,有关部门并未出动。新闻调查是记者调查事件的一种新闻手段,目的是掌握事件的真相。但由于记者没有国家相关部门的权限,其调查手段大受限制,尤其是这些必须由相关部门出面才能解决的问题,这就要依赖国家相关部门积极行使职权,管理到位才行。而不应由记者来充当公权机关的角色来调查了解事件的真相。
而在今天,香港商业电台节目《风波里的茶杯》的一主持人李鵬飞出席立法会讨论有关电台节目主持先后封咪的事件的特别会议,解释退出商业电台节目主持的原因。李鵬飞說, 去年到內蒙访问的时候, 曾经被中央领导人教训 , 而一位曾经安排他与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见面的北京朋友, 亦曾经要求他以大局为重, 支持特区政府所有决定及施政。李鹏飞又说, 在宣布辞职的前一晚, 收到一位自称是前任中央官员的陈先生的电话, 主动约见与他讨论主持节目问题 , 并且声称曾见过他的家人, 他在考虑再三后宣布呈辞。退出商台的节目引发风波后, 有官员向他表示, 可以做回节目, 但他暂时未有这个打算. 他指出, 在事件中, 港府没有做到应该做的事, 包括保障言论自由, 他希望中央当局主动澄清, 以释除香港人的疑虑。
香港人认为,香港的新闻言论自由已经亮起红灯。那么,我们又该亮起什么灯呢?
[本报综合报道]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焦 国 标今年3月在中文电脑网络上发表了《讨 伐 中 宣 部》的文章,引起了中国内外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最近在北京大学采访了焦 国 标。
41岁的焦 国 标,生于河南杞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在河南大学修完中国文学学士和古代汉语硕士后,再取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焦 国 标以多产杂文闻名中国文坛,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也是“写着杂文进北大”。焦 国 标说,最多产的时候,一年他发表超过两百篇杂文,有时夜里气愤辗转睡不着,他就起床写。不过他承认,《讨 伐 中 宣 部》的文章,引起的反响最大,他的处境被疑虑,国际传媒也纷纷采访了他。以下是5月份美国之音记者在北京大学采访焦 国 标有关发表《讨 伐 中 宣 部》的对话——
VOA:您发表了《讨 伐 中 宣 部》这篇文章以后,特别引起了国际传媒的关注,那么您发表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什么?
焦 国 标:我过去做传媒,做报纸的记者和编辑,后来又给报刊写稿子,所以他们有什么情况我知道,这是一个大的总体背景。小的具体背景是去年冬天搞了一个新闻监督方面的研讨会,在会上大家对一些现存的新闻管理方面非理性的,可能就是对管理人此时此刻有点好处的,比如说他接受人家贿赂了,他就封杀某一个报道,大家很愤慨,所以就促发我写这篇文章。
VOA:那么这篇文章在国内的反响怎么样呢?
焦 国 标:我所接触到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了,各种行当,各种类型、角色的人几乎都知道了,包括我高中老师退休多少年,80多岁了,听到美国之音播这篇文章,他还对我说呢。比如非常偏远的农民,辽宁的农民,犄角旮旯的一个农民,给我写了封信说“转达我的敬意、问候”,诸如此类的。比如像广西啊什么地方给我寄来明信片说,“中宣部的掘墓人!”哈哈……“声援焦 国 标教授!”类似的很多。
VOA:那么反响里面支持的多呢,还是批评的多呢?
焦 国 标:到目前为止,我直接听到的批评没有。但是我相信会有人说这个文章本身的不足,我想可能是表达方式上,比如说太激动啦、不够理性呵,但是中宣部应该批,我想是全民共识,全世界的共识,没有什么异议的。中宣部本身,包括一些老部长,有一次吃饭时,老头还给我敬一杯酒呢,前部长。
VOA:在您发表文章以后?
焦 国 标:对。因为他在中宣部工作过几年,他就觉得中宣部是有很大的余地要改。还有我知道的一些中宣部的中层的司局级干部,他们都肯定这一点。
VOA:但是您还是受到了一些压力,是不是?
焦 国 标:嗯,这些压力也不能算什么具体的压力。比如领导找谈话呀什么的,他也是出于一种……这事外界都这么大,领导不知道也说不过去,收徒有责嘛,万一出点什么事,对吧?于公于私都是不好的,所以他们也有这样的考虑。至于说来自于中宣部直接的压力倒没有。
VOA:您有没有感觉到被跟踪或者被盯梢什么的?
焦 国 标:被跟踪没有,被盯梢也没有。只是有骚扰电话。
VOA:骚扰电话?
焦 国 标:嗯,挺烦的。
VOA:但是骚扰电话,您怎么知道跟这事有关呢?
焦 国 标:是这件事以后才出现的,过去没有,从来也没有过。比如今天上午我上课,连着打了18个电话,就打我这个手机,我就把它写到黑板上,学生现场就打,打了以后有一个人说他是刷小广告的,他说不是他。就现场嘛,怎么不是他呢!我的想法是他受委托的,或受人雇用的。
VOA:学生怎么说?
焦 国 标:学生说,“太过分了,公民的权利哪儿有啊”之类的。嗯,晚上、早上都有。
至少到现在为止,焦 国 标说他一切如常,就是生活上昼夜遭电话骚扰。我想起了去年中国萨斯病爆发后,一名中国医生蒋彦永写信给美国的电视台,披露了中国萨斯病疫情,免于萨斯病后来更广泛蔓延。蒋彦永医生今年又写了一封给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说平反89年June 4th,1989,对中国只会好,不会乱。蒋彦永医生似乎至今也依旧太平。
VOA: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您对蒋彦永医生写的信,他现在人暂时还是安全的。那么您觉得他的安全是当然的吗?
焦 国 标:我觉得他当然是安全的,现在没有谁有胆量去伤害他。
VOA:为什么呢?
焦 国 标:他没有错。我觉得现在不是关于……特别是类似的问题上讲,不是一个有没有错的人就可以随意加害给他一个错,不是那个时候了,我觉得。当然了,这是特殊的人士,如果一个乡长要加一个农民的错,那是很容易的。
VOA:换句话说,您觉得您也应该是比较安全的?
焦 国 标:呵,我感觉到还是安全的。
焦 国 标说,他每年学校放假时,都回河南帮老家务农。他在文章里说,他信守良知,不怕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回家当农民吗。
VOA:请问您在这样一个禁区里,怎样把您的理念教给学生?您怎样培养这些将来可能做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学生)呢?
焦 国 标:我也没有在这方面有什么总体上的设计,我的想法是把目前有关新闻业的相对经典的、比较核心的、就是到目前为止新闻文明所达到的水准有关的理念传达给学生。我这一点心里还是比较明确的。
VOA:那么您的学生接受的程度怎么样呢?
焦 国 标:对新闻业本身拥有的专业信念吧,这些几乎是不需要教育的,每一个人都追求公正,每一个人都追求平等,特别对孩子来说,这是天性中的一部份。虽说到成人阶段,大概分流了,有些人专门追求不平等。对学生来说,都保留天性中的一些东西。有些东西他只是没有想过,没有思考过。比如说,为什么媒体作为一个公共论坛,它是基于什么样的理念。你可以教比如说目前新闻文明达到的一些常识吧,比如说观点的自由市场理论。
VOA:他们有没有对社会上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感觉到这种不公平,或者已经习惯了这种不公平?
焦 国 标:嗯,他们都是很有感觉的,同时也都很习惯,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不习惯这些东西的。
VOA:也就是说他们不存在不满?
焦 国 标:应该说是存在,但是有一个用什么方式去排解它、去表现它的问题,应该说,很多时候处于休眠状态。
去年,几名日本留学生在西北大学跳下流舞,一个日本企业旅游团在珠海集体嫖妓,日本丰田汽车刊登一幅有争议的广告,这些都在中国导致反曰事件。记者问焦 国 标,这是否也是一种排解方式?
焦 国 标:中国目前这种仇日情结到底根源在哪里,我就觉得也是一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过,中国老百姓需要日本人道歉,中国老百姓也需要最近几十年给他带来灾难的一些当事人的道歉,这个当事人可说是当事的政府,说当事人也好。中国这么多年那么多人受委屈,死几十万人,饿死的饿死,就改革开放这几年,好多农民自杀的、被派出所打死的、被法院冤枉的、祖孙三代上访的,爷爷死了父亲上访、父亲死了儿子上访,得不到一个公正说法的人,我们欠这些人多少?能算得清楚吗?右派,谁给他道歉了?我们不说跟日本和解,我们民族本身都需要和解。我们在五十年庆典的最隆重、最高潮、最权威的庆典仪式上应该对我们中国社会曾经蒙受苦难的一个群体表示忏悔、表示道歉、表示一种人性化的回顾,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的东西,但是没有谁谈呀。所以,我感觉到首先要让我们国家可爱,然后才让国际关系间、邻居之间、中曰、中美之间变得可爱。如果中国国内没有达到和解程度的话,那么这种怨气、这种不和解总得有个出口。
VOA:像对日本这种仇恨,有时候反映了一个出口的问题?
焦 国 标:嗯,它就是一个出口的问题,别的出口出不去,哪个出口出得去,那就让哪个口出。所以它也是一种御民术吧。
焦 国 标把他有关中国需要和解的杂文编入一本叫作《回望农民》的书稿一起出版。不过在他发表《讨 伐 中 宣 部》一文引起国内外议论和关注后,出版社忽然决定停止出版他的书。
我的短评有何令你震惊之处呢?
真的猛士,敢于狂批中宣部!
我觉得应该是宽松了的,毕竟现在是知道了一些以前是什么都不知道——当然,各种媒体特别是网络发展到今天,这个变化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至于这些东西“关边个事”……感觉个中关系的复杂程度应该超出我们想象……
香港的情况不排除是有人夸大其辞,我个人认为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非常重视舆论监督的作用。温家宝、李长春等中央领导一再强调,“舆论监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在中央的推动下,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新闻单位都明显加强了舆论监督的力度。但笔者注意到,有些问题,尽管媒体一再曝光,但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某些舆论监督,就像是一阵风,吹过之后,一切如故。某市的“整人专家”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舆论监督为什么“失效”?
很多人对舆论监督渐渐麻木并产生了“抗药性”是原因所在,但归根结底还在于权力的缺席。
舆论监督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这三种“硬权力”相比,舆论监督是“软”的。它之所以让有些人闻风丧胆,不过是因为它常常会引来“硬权力”,比如领导的批示、人大的监督、执法者的到来等等。
“曝光”只能让人看清楚“阴暗的角落”、“腐败的地方”。但仅仅让人看清楚是不够的。有些污迹需要有人抹才能消失,很多腐败物需要“动手术”才能被清除。然而,媒体只能“动口”,不能“动手”。这就需要权力部门的跟进。就拿某市的“整人专家”来说,既然“三无产品”已经暴露无遗,执法部门就应该出动。如果权力部门对社会呼声充耳不闻,对非法行为视而不见,那么媒体喊破嗓子也没有用。
其实,权力部门不能对舆论监督不理不睬。因为,媒体曝光非法行为,就是通风报信,就是一种举报。对此,执法部门必须作出反应。对非法行为听之任之,就是“不作为”,甚至是失职、渎职。
所以,重视舆论监督并不只是媒体的事儿。媒体当然首先“要说”,但更重要的是权力部门“要做”。要真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就绝不能让舆论监督“放空炮”。
舆论监督并不具备强制力,没有法律效力的